憶田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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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次看到他，他家裡的一壇米，就放置在床下。
多年後我長期研究曆史，才領悟到在中國傳統社會裡經濟沒有多元化，隻有官僚統禦農民，缺乏中層社會的因素去支持藝術家和文化人，此種情況在内地又更為嚴重。
像田漢，又像我的另一位朋友範長江（他是名記者兼作家，曾勸我不要從軍而和他去當新聞記者）想在國民黨統治下做獨立的藝術家和文化人不成功，而在毛派的社會之下，隻會發覺文化與藝術趨向于均一和雷同的壓力更大。
所謂文化大革命，即系傳統的文字獄，有了這種經驗，我敢說中國惟一的出路在經濟改革。
除非經濟多元化，自由無從兌現。
田漢之匆匆忙忙，凡事臨時倉猝組織應付的習慣容易給人一種看來缺乏實學的觀感，我在南嶽的一周則知道他是個極肯下苦功讀書的學者，他曾特别告誡我學外文必下苦功。
從他的談話和他講在日本生活的故事聽來，他的日語想必相當流利。
田漢的散文裡也有無數西方文字的成語和背誦下來的句法段落，雖說我無從斷定他的會話能力。
這些都是他少年時期在日本接受六年古典式教育所賜。
田漢東方人的性格遠勝于他所曾接受的西方文化的影響，所以我斷定留學日本的這一段經曆對他的一生極為重要（因為他的西方知識也得自于日本）。
可惜的是他在國内由幼年至壯年、中年、老年都有相當詳細的記錄，惟獨在日本這一段付諸阙如。
在南嶽的一段時間，他每天請田老太太講述她一生的經曆（田老太太名為易克勤，有人稱她是“戲劇界的母親”，因為他們一家在上海常周濟年輕藝術家之故）。
田漢整理了他母親的經曆，以《母親的話》為題，文長十萬餘字，在《人間世》和《當代文藝》發表，這是一篇不同凡響的文字，内中提及湖南長沙東鄉農民的生活，既瑣碎，也細膩，舉凡上山采茶，下水捉魚，害天花，賣兒女，父母将逆子沉死于池塘中，年終三十夜贖當不付息，各種情節穿插其間，構成社會的一大剖面。
一般人民生計艱難，親戚朋友都有彼此照顧的義務，又因處境之相同相似，社會上集體性之強迫力量大，賢愚不肖全有公衆品評。
在出版這篇文字的時候，田漢無所忌憚的暴露着他家庭出身之絕對貧寒，也對他一生合群的性格作了間接的解釋。
田漢的著作，至今仍有一部分不易為海外讀者所驟然接受。
很顯然的，他的劇本中缺乏一個私下隐秘（Privacy）的觀念。
本來戲劇就是一種公衆的傳達工具，又叫它如何去包瞞隐私？其問題乃是作者視他筆下人物不能保有個人隐私為當然。
如《咖啡店之一夜》裡的女侍對顧客說：“林先生，我們以後有什麼不幸的事大家幫忙，有什麼高興的事也大家歡喜吧。
仿佛聽到鄭先生說家裡要您回去結婚，您不願意，家裡就不給您寄錢來了，這事是真的嗎？”類似的對話也見于其他劇本之中。
同時作者也在不少地方明确指出私人操守與公衆義務的不可分割。
終生盡瘁于傳統的社會價值 這種觀點使作家田漢處于一個奇特的立場，他本來有放浪形骸的趨勢，要是朝那方面發展，他大可盡浪漫主義之能事，更可以徹底的提倡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如司馬遷所說的“少負不羁之才”，必定要對上一個“長無鄉曲之譽”。
田漢在上海所有門徑都已打開了，所有向外發展的條件也都具備了，卻偏偏盡瘁于傳統的社會價值，事親孝，處友廉，撫子慈。
我曾讀過徐志摩的一篇文章，說他在上海去見郭沫若，開門即見郭抱一小兒，後來去訪田漢，開門也見他抱一小兒。
實際上因為海男的母親早逝，田伯伯對長子又超過一般父親對子女所具有的情愛，他送我們去前線時确實熱淚盈眶。
去年我與海男碰面談及他的父親，海男也是兩眼濕潤。
我曾對這些事情作過一番思考，覺得這中間不僅是一個文學體裁的問題，也不僅是一個社會道德的問題，而實際上是一個宗教的問題。
我這裡所說的宗教，帶着一種廣泛的涵義，包括有形無形的組織、入世出世的思想，隻要它籠罩着人生最後的目的，直接或間接導引出一個與旁人關系之要領，則為廣義的宗教；即是一種高尚的革命
多年後我長期研究曆史，才領悟到在中國傳統社會裡經濟沒有多元化，隻有官僚統禦農民，缺乏中層社會的因素去支持藝術家和文化人，此種情況在内地又更為嚴重。
像田漢，又像我的另一位朋友範長江（他是名記者兼作家，曾勸我不要從軍而和他去當新聞記者）想在國民黨統治下做獨立的藝術家和文化人不成功，而在毛派的社會之下，隻會發覺文化與藝術趨向于均一和雷同的壓力更大。
所謂文化大革命，即系傳統的文字獄，有了這種經驗，我敢說中國惟一的出路在經濟改革。
除非經濟多元化，自由無從兌現。
田漢之匆匆忙忙，凡事臨時倉猝組織應付的習慣容易給人一種看來缺乏實學的觀感，我在南嶽的一周則知道他是個極肯下苦功讀書的學者，他曾特别告誡我學外文必下苦功。
從他的談話和他講在日本生活的故事聽來，他的日語想必相當流利。
田漢的散文裡也有無數西方文字的成語和背誦下來的句法段落，雖說我無從斷定他的會話能力。
這些都是他少年時期在日本接受六年古典式教育所賜。
田漢東方人的性格遠勝于他所曾接受的西方文化的影響，所以我斷定留學日本的這一段經曆對他的一生極為重要（因為他的西方知識也得自于日本）。
可惜的是他在國内由幼年至壯年、中年、老年都有相當詳細的記錄，惟獨在日本這一段付諸阙如。
在南嶽的一段時間，他每天請田老太太講述她一生的經曆（田老太太名為易克勤，有人稱她是“戲劇界的母親”，因為他們一家在上海常周濟年輕藝術家之故）。
田漢整理了他母親的經曆，以《母親的話》為題，文長十萬餘字，在《人間世》和《當代文藝》發表，這是一篇不同凡響的文字，内中提及湖南長沙東鄉農民的生活，既瑣碎，也細膩，舉凡上山采茶，下水捉魚，害天花，賣兒女，父母将逆子沉死于池塘中，年終三十夜贖當不付息，各種情節穿插其間，構成社會的一大剖面。
一般人民生計艱難，親戚朋友都有彼此照顧的義務，又因處境之相同相似，社會上集體性之強迫力量大，賢愚不肖全有公衆品評。
在出版這篇文字的時候，田漢無所忌憚的暴露着他家庭出身之絕對貧寒，也對他一生合群的性格作了間接的解釋。
田漢的著作，至今仍有一部分不易為海外讀者所驟然接受。
很顯然的，他的劇本中缺乏一個私下隐秘（Privacy）的觀念。
本來戲劇就是一種公衆的傳達工具，又叫它如何去包瞞隐私？其問題乃是作者視他筆下人物不能保有個人隐私為當然。
如《咖啡店之一夜》裡的女侍對顧客說：“林先生，我們以後有什麼不幸的事大家幫忙，有什麼高興的事也大家歡喜吧。
仿佛聽到鄭先生說家裡要您回去結婚，您不願意，家裡就不給您寄錢來了，這事是真的嗎？”類似的對話也見于其他劇本之中。
同時作者也在不少地方明确指出私人操守與公衆義務的不可分割。
終生盡瘁于傳統的社會價值 這種觀點使作家田漢處于一個奇特的立場，他本來有放浪形骸的趨勢，要是朝那方面發展，他大可盡浪漫主義之能事，更可以徹底的提倡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如司馬遷所說的“少負不羁之才”，必定要對上一個“長無鄉曲之譽”。
田漢在上海所有門徑都已打開了，所有向外發展的條件也都具備了，卻偏偏盡瘁于傳統的社會價值，事親孝，處友廉，撫子慈。
我曾讀過徐志摩的一篇文章，說他在上海去見郭沫若，開門即見郭抱一小兒，後來去訪田漢，開門也見他抱一小兒。
實際上因為海男的母親早逝，田伯伯對長子又超過一般父親對子女所具有的情愛，他送我們去前線時确實熱淚盈眶。
去年我與海男碰面談及他的父親，海男也是兩眼濕潤。
我曾對這些事情作過一番思考，覺得這中間不僅是一個文學體裁的問題，也不僅是一個社會道德的問題，而實際上是一個宗教的問題。
我這裡所說的宗教，帶着一種廣泛的涵義，包括有形無形的組織、入世出世的思想，隻要它籠罩着人生最後的目的，直接或間接導引出一個與旁人關系之要領，則為廣義的宗教；即是一種高尚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