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田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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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生所得的印象——田漢在政治上是外行。
他除了滿腔澎湃的愛國情懷和傳統的打抱不平俠義心腸外，他的政治思想并沒有一貫的系統，他對時局的意見，也多系人雲亦雲。
倒也因為如此，田伯伯是一個容易接近，容易與他肝膽相照的人物。
我上中學的時候，國内由五卅慘案和北伐所掀起的民族情緒，已經平息。
可是幾年前的文學作品如由郭沫若、田漢、郁達夫、張資平等人創辦的創造社所出版的一些注重新文學的刊物，仍是我們年輕人愛不釋手的精神食糧，當中也隻有兩位作家頂能夠将革命時代的浪漫性格發揚到最高峰，此即田漢與郭沫若。
其實這也不難理解，他們年輕時彼此就曾以中國的席勒和歌德相标榜。
到了1930年間郭沫若隻在福岡研究他的甲骨文，田漢則在上海主持南國社；又透過聯華公司和電通公司将他的作品以電影的形式傳達于廣泛的群衆，例如“義勇軍進行曲”就是《風雲兒女》影片中的主題歌。
由于電影的傳播力廣大，因此更引起當時的青年仰慕。
初期寫作富浪漫氣息 我在早年就知道田漢是一位傳奇性的人物。
他在日本求學歸國後已經樹立了相當的聲名，既可以在中華書局任編輯，也可以在若幹大學教書。
可是他撇開這些生活安定的事情不做，偏去（用他自己的語言說）“開藝術鋪子”。
他所創辦的南國藝術學院既無基金，更談不上發給教職員薪水和學生應繳學費。
而且其宗旨在吸收“奮發有為之貧苦青年”，于是先生介紹學生，學生又介紹自己的朋友，内地來的青年一下子沒有地方住，就搬到田家去。
所以田漢之辦南國，有如明朝李贽之建芝佛院，包含了“三等僧衆”在内。
其中在樓梯下空處搭睡床的金焰和應門做瑣事的小姑娘胡萍，日後都成為中國電影界有名的男女明星。
我的朋友廖沫沙，也是由田伯伯的五弟田沅介紹而成為田家座上客，廖至今尚在文中稱他“田漢師”。
從他很多劇作的題材看來，田漢的寫作帶着濃厚的浪漫氣息，而以初期的作品尤盛，如《咖啡店之一夜》、《古潭的聲音》、《獲虎之夜》和《火之跳舞》，很多場合之下，他和導演、演員密切的合作，沒有腳本，或是腳本還隻寫到一半，就開始公演。
《湖上的悲劇》在杭州演出四次，有人看過四次後，發現每夜的情節都不同，于是展開了對他的批判。
他在南京演《洪水》，劇本還沒有開始動筆，就決定了開演日期和地點。
後來排演時，演員排到第一幕還不知道第二幕的曲折和第三幕的終結。
在國共密切合作的一段時期，田漢着軍服，戴少将領章，佩手槍出入前線，跟着部隊雨中行軍。
他的書裡有很多日本海陸軍的材料，他曾寫過一篇怎樣襲擊日軍旗艦出雲号的文章，指出應當進入彼方射程之内破壞其司令部。
但是這文字不送給軍事當局，而刊載在《救亡日報》。
在他動員的演劇隊的工作人員告訴我，他常提議和年輕人競賽爬山，他雖穿馬靴，卻經常捷足先登。
到達山巅後就朝天鳴槍三發，頗為得意。
我因為海男的關系才有和田伯伯接近的機會。
1941年我們剛從軍校畢業還沒有前往部隊報到時，曾到南嶽，在他租賃的房子裡搭了好幾天的地鋪。
我們也和田伯伯旅行于湘潭衡陽桂林之間，同行的尚有我的表弟李承露。
當日的客棧進門處必有水牌，上用毛筆大字書寫旅客姓名，隻要田漢的名字一寫上，當地京劇院、湘劇院的老闆和演員立時聞風登門造訪，一定要“田先生賞光”，參加他們的晚宴和演出；我們也跟着沾光，每日如此，無曾間斷。
但是這客人對主人也頗有貢獻，抗戰期間有不少陳舊的劇本，經過“田先生”的指點，得以改頭換面。
譬如《打漁殺家》變成了《江漢漁歌》。
我曾親眼看到田伯伯在桂林一家戲院，帶着一大卷劇本，一邊看戲，一邊考究其和聲。
讀書肯下苦功 田漢伯伯是我一生所看過惟一能“走江湖”的人物，必要時他可能身無分文從中國一端旅行到另一端；他在重慶、昆明、貴陽都有朋友，有幾位也夠稱得起“民族資本家”，可是他的生活仍然非常清苦。
抗戰勝利前夕（1945年）我在昆明
他除了滿腔澎湃的愛國情懷和傳統的打抱不平俠義心腸外，他的政治思想并沒有一貫的系統，他對時局的意見，也多系人雲亦雲。
倒也因為如此，田伯伯是一個容易接近，容易與他肝膽相照的人物。
我上中學的時候，國内由五卅慘案和北伐所掀起的民族情緒，已經平息。
可是幾年前的文學作品如由郭沫若、田漢、郁達夫、張資平等人創辦的創造社所出版的一些注重新文學的刊物，仍是我們年輕人愛不釋手的精神食糧，當中也隻有兩位作家頂能夠将革命時代的浪漫性格發揚到最高峰，此即田漢與郭沫若。
其實這也不難理解，他們年輕時彼此就曾以中國的席勒和歌德相标榜。
到了1930年間郭沫若隻在福岡研究他的甲骨文，田漢則在上海主持南國社；又透過聯華公司和電通公司将他的作品以電影的形式傳達于廣泛的群衆，例如“義勇軍進行曲”就是《風雲兒女》影片中的主題歌。
由于電影的傳播力廣大，因此更引起當時的青年仰慕。
初期寫作富浪漫氣息 我在早年就知道田漢是一位傳奇性的人物。
他在日本求學歸國後已經樹立了相當的聲名，既可以在中華書局任編輯，也可以在若幹大學教書。
可是他撇開這些生活安定的事情不做，偏去（用他自己的語言說）“開藝術鋪子”。
他所創辦的南國藝術學院既無基金，更談不上發給教職員薪水和學生應繳學費。
而且其宗旨在吸收“奮發有為之貧苦青年”，于是先生介紹學生，學生又介紹自己的朋友，内地來的青年一下子沒有地方住，就搬到田家去。
所以田漢之辦南國，有如明朝李贽之建芝佛院，包含了“三等僧衆”在内。
其中在樓梯下空處搭睡床的金焰和應門做瑣事的小姑娘胡萍，日後都成為中國電影界有名的男女明星。
我的朋友廖沫沙，也是由田伯伯的五弟田沅介紹而成為田家座上客，廖至今尚在文中稱他“田漢師”。
從他很多劇作的題材看來，田漢的寫作帶着濃厚的浪漫氣息，而以初期的作品尤盛，如《咖啡店之一夜》、《古潭的聲音》、《獲虎之夜》和《火之跳舞》，很多場合之下，他和導演、演員密切的合作，沒有腳本，或是腳本還隻寫到一半，就開始公演。
《湖上的悲劇》在杭州演出四次，有人看過四次後，發現每夜的情節都不同，于是展開了對他的批判。
他在南京演《洪水》，劇本還沒有開始動筆，就決定了開演日期和地點。
後來排演時，演員排到第一幕還不知道第二幕的曲折和第三幕的終結。
在國共密切合作的一段時期，田漢着軍服，戴少将領章，佩手槍出入前線，跟着部隊雨中行軍。
他的書裡有很多日本海陸軍的材料，他曾寫過一篇怎樣襲擊日軍旗艦出雲号的文章，指出應當進入彼方射程之内破壞其司令部。
但是這文字不送給軍事當局，而刊載在《救亡日報》。
在他動員的演劇隊的工作人員告訴我，他常提議和年輕人競賽爬山，他雖穿馬靴，卻經常捷足先登。
到達山巅後就朝天鳴槍三發，頗為得意。
我因為海男的關系才有和田伯伯接近的機會。
1941年我們剛從軍校畢業還沒有前往部隊報到時，曾到南嶽，在他租賃的房子裡搭了好幾天的地鋪。
我們也和田伯伯旅行于湘潭衡陽桂林之間，同行的尚有我的表弟李承露。
當日的客棧進門處必有水牌，上用毛筆大字書寫旅客姓名，隻要田漢的名字一寫上，當地京劇院、湘劇院的老闆和演員立時聞風登門造訪，一定要“田先生賞光”，參加他們的晚宴和演出；我們也跟着沾光，每日如此，無曾間斷。
但是這客人對主人也頗有貢獻，抗戰期間有不少陳舊的劇本，經過“田先生”的指點，得以改頭換面。
譬如《打漁殺家》變成了《江漢漁歌》。
我曾親眼看到田伯伯在桂林一家戲院，帶着一大卷劇本，一邊看戲，一邊考究其和聲。
讀書肯下苦功 田漢伯伯是我一生所看過惟一能“走江湖”的人物，必要時他可能身無分文從中國一端旅行到另一端；他在重慶、昆明、貴陽都有朋友，有幾位也夠稱得起“民族資本家”，可是他的生活仍然非常清苦。
抗戰勝利前夕（1945年）我在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