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壘浮雲 ——書于《地北天南叙古今》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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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段稍微深刻的觀察之機會，曆來也欽慕這國家苦心孤詣地一意維持傳統之性格。
可是以最近的情形看來，此邦已愈像美國，倫敦也越像紐約。
究其原因也仍是經濟發展之所緻。
因之也回憶到1973年劍橋的人士辯論英國應否加入EEC（歐洲共同市場）時鄰居人士抗議着：“英國要給歐洲大陸吞并去了！”（EnglandwillbeswallowedupbyEurope！）實際上現代經濟愈展開，每個國家之獨特形貌及作風必受國際間接觸的關系而沖散減低，影響所及甚至以前之優雅恬靜和社會上合法守禮的态度也可能随着而減退。
這也可以看作過去英國人士堅持“光榮孤立”之一主因。
反面看來，以前有這些優美的成分在，大體上也隻有社會上一部分之人士才能欣賞，此因其帶服務性質之事業尚未大規模的普及化，這樣的事業隻專重于質量而不及在數量上全面擴充之故。
即此也可以想見其優美之代價大部由低層階級單獨的付出。
更推而廣之，中國近幾十年來，過去有“文化大革命”，近日又有“防治精神污染”的運動，又何嘗不與類似的矛盾有關，隻是提倡的人愈将實際的問題解釋得抽象化，愈受意識形态的支配，愈走極端而已。
我們旅行于其他的國家也不自覺的在有些地方沾染着某些高級市民的觀感（因為旅行時總是受人服侍），同時又感到通貨膨脹的壓迫。
平心靜氣的想來，則領悟到現代經濟之展開具有孟子所說“獨樂樂不若與衆”的邏輯在，總之即是無可抵擋。
至此《英倫鴻爪》一篇也可以與書中《摩天樓下的刍議》同時看去。
過了時的社會價值不複成為構成國家與社會的綱領，前已言之。
可是我們也還是希望人類精神上和倫理上共通的長處仍能保留，作為一般人處身立世的南針。
因為所說已逾越于曆史的範圍，故曰“刍議”。
普通我們對着曆時已久，與個人的人身關系較稀之事物容易作斬釘截鐵的論斷，有時甚至可以在三言兩語之間說得義無反顧。
及至提及與我人實際接觸的事物，則不容易于是的處置，有時即在下結論之際亦免不了一再躊躇。
在這些地方雖長期學曆史的人不能避免。
既知道自己有些弱點，則隻有心存警惕。
寫輕松而無一定格式的文章則有一種好處，可以使作者和讀者同時理會到思潮的線索與矛盾之所在。
可是我發表這樣的文字，當然不是暴露我自己的信念不深，勸說讀者對我所說不要過度認真。
而是與讀者共勉，接受曆史之仲裁。
因為我有了一段從中國社會裡實地體驗以後又在外徹底思索比較的機會，深切地感覺到曆史上的長期之合理性不僅不能因個人情緒上的反應而取決，多時尚超過小範圍内我們自以為引用理智所作的判斷。
《為什麼威尼斯？》從長沙車站牽扯到緬甸叢林，又從威尼斯河上的紅綠燈提及裡昂教學的明燭，也是貫徹我曆來的宗旨，将眼光放寬放大。
有了大範圍、長時間、遠視界的曆史眼光之後才敢說五四運動之後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容再構成一種特權階級。
《從綠眼睛的女人說起》也保持類似的觀點，其重點則在指出曆史上西方人士所提出之“自由”與“個人主義”有了很大的差别。
我認為世界上所有國家的現代化，無一不企圖用商業管制的方法代替過去以農業作主的管制方式。
這樣的法制能夠付諸實施要在所有的經濟因素概能公平而自由地交換，一經施行，則以私人資本為主體并且盡量保障其牟利的體制為資本主義，在内中滲入公衆的資本，也借社會之福利之名目限制私人财産的體制則為社會主義，兩者隻有相對的不同，無實質上基本的差别。
至于完全不承認私人财産的權利，雖稱為共産主義，隻有“原始共産主義”、“烏托邦共産主義”和“戰時共産主義”三種實用上的形式。
第一種見于初民社會，第二種由私人團體組織，卻始終沒有一個長久存在的例子。
第三種形式見于蘇聯及中國大陸，現在看來，也隻是非常期間經濟動員的一種辦法，不能長遠的立足，否則不會引用今日的經濟改革。
在我研究各國進入現代化的過程中，通常以其能進入“在數目字上管理”的局面為轉捩點。
一般的在達到這局面之前，需經曆到大規模的變亂與暴動，可是也有極少數的例外。
1990年我們參加李約瑟研究所的第六屆中國科技史會議後，去挪威、瑞典、丹麥巡行一周。
書中也有兩篇文字，記述在斯堪的那維亞半島所見之外，涉及這三國的曆史。
這三個國家能避免上述大規模的變亂與暴動，由于她們能夠向外大批移民，也能夠在開發她們的資源時與外間各國的經濟配合，如丹麥之全面以畜牧業代替耕種，挪威之開發水電，瑞典之利用木材與鐵砂都發生了決定性的功效，至此也使我們更感到地緣政治的重要。
至于斯堪的那維亞國家能如是，何以中東的國家有原油則不能如是，當中也值得考慮。
可是以最近的情形看來，此邦已愈像美國，倫敦也越像紐約。
究其原因也仍是經濟發展之所緻。
因之也回憶到1973年劍橋的人士辯論英國應否加入EEC（歐洲共同市場）時鄰居人士抗議着：“英國要給歐洲大陸吞并去了！”（EnglandwillbeswallowedupbyEurope！）實際上現代經濟愈展開，每個國家之獨特形貌及作風必受國際間接觸的關系而沖散減低，影響所及甚至以前之優雅恬靜和社會上合法守禮的态度也可能随着而減退。
這也可以看作過去英國人士堅持“光榮孤立”之一主因。
反面看來，以前有這些優美的成分在，大體上也隻有社會上一部分之人士才能欣賞，此因其帶服務性質之事業尚未大規模的普及化，這樣的事業隻專重于質量而不及在數量上全面擴充之故。
即此也可以想見其優美之代價大部由低層階級單獨的付出。
更推而廣之，中國近幾十年來，過去有“文化大革命”，近日又有“防治精神污染”的運動，又何嘗不與類似的矛盾有關，隻是提倡的人愈将實際的問題解釋得抽象化，愈受意識形态的支配，愈走極端而已。
我們旅行于其他的國家也不自覺的在有些地方沾染着某些高級市民的觀感（因為旅行時總是受人服侍），同時又感到通貨膨脹的壓迫。
平心靜氣的想來，則領悟到現代經濟之展開具有孟子所說“獨樂樂不若與衆”的邏輯在，總之即是無可抵擋。
至此《英倫鴻爪》一篇也可以與書中《摩天樓下的刍議》同時看去。
過了時的社會價值不複成為構成國家與社會的綱領，前已言之。
可是我們也還是希望人類精神上和倫理上共通的長處仍能保留，作為一般人處身立世的南針。
因為所說已逾越于曆史的範圍，故曰“刍議”。
普通我們對着曆時已久，與個人的人身關系較稀之事物容易作斬釘截鐵的論斷，有時甚至可以在三言兩語之間說得義無反顧。
及至提及與我人實際接觸的事物，則不容易于是的處置，有時即在下結論之際亦免不了一再躊躇。
在這些地方雖長期學曆史的人不能避免。
既知道自己有些弱點，則隻有心存警惕。
寫輕松而無一定格式的文章則有一種好處，可以使作者和讀者同時理會到思潮的線索與矛盾之所在。
可是我發表這樣的文字，當然不是暴露我自己的信念不深，勸說讀者對我所說不要過度認真。
而是與讀者共勉，接受曆史之仲裁。
因為我有了一段從中國社會裡實地體驗以後又在外徹底思索比較的機會，深切地感覺到曆史上的長期之合理性不僅不能因個人情緒上的反應而取決，多時尚超過小範圍内我們自以為引用理智所作的判斷。
《為什麼威尼斯？》從長沙車站牽扯到緬甸叢林，又從威尼斯河上的紅綠燈提及裡昂教學的明燭，也是貫徹我曆來的宗旨，将眼光放寬放大。
有了大範圍、長時間、遠視界的曆史眼光之後才敢說五四運動之後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容再構成一種特權階級。
《從綠眼睛的女人說起》也保持類似的觀點，其重點則在指出曆史上西方人士所提出之“自由”與“個人主義”有了很大的差别。
我認為世界上所有國家的現代化，無一不企圖用商業管制的方法代替過去以農業作主的管制方式。
這樣的法制能夠付諸實施要在所有的經濟因素概能公平而自由地交換，一經施行，則以私人資本為主體并且盡量保障其牟利的體制為資本主義，在内中滲入公衆的資本，也借社會之福利之名目限制私人财産的體制則為社會主義，兩者隻有相對的不同，無實質上基本的差别。
至于完全不承認私人财産的權利，雖稱為共産主義，隻有“原始共産主義”、“烏托邦共産主義”和“戰時共産主義”三種實用上的形式。
第一種見于初民社會，第二種由私人團體組織，卻始終沒有一個長久存在的例子。
第三種形式見于蘇聯及中國大陸，現在看來，也隻是非常期間經濟動員的一種辦法，不能長遠的立足，否則不會引用今日的經濟改革。
在我研究各國進入現代化的過程中，通常以其能進入“在數目字上管理”的局面為轉捩點。
一般的在達到這局面之前，需經曆到大規模的變亂與暴動，可是也有極少數的例外。
1990年我們參加李約瑟研究所的第六屆中國科技史會議後，去挪威、瑞典、丹麥巡行一周。
書中也有兩篇文字，記述在斯堪的那維亞半島所見之外，涉及這三國的曆史。
這三個國家能避免上述大規模的變亂與暴動，由于她們能夠向外大批移民，也能夠在開發她們的資源時與外間各國的經濟配合，如丹麥之全面以畜牧業代替耕種，挪威之開發水電，瑞典之利用木材與鐵砂都發生了決定性的功效，至此也使我們更感到地緣政治的重要。
至于斯堪的那維亞國家能如是，何以中東的國家有原油則不能如是，當中也值得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