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壘浮雲 ——書于《地北天南叙古今》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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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這兩篇文字成稿之後，挪威極受人民愛戴的國王奧拉夫第五已逝世，王位由太子繼承，瑞典放棄了不參加國際組織之宗旨，申請有限度地加入歐洲共同市場。
書中叙人物的兩篇《薩達姆》和《沙卡洛夫》可算與現代政局接近，一方面也由于我仍在不斷探試将中國長期革命的史迹歸納為世界曆史之一部的後果。
既提及世界史，則不能隻以西歐美國和日本的圈度為限。
我希望讀者和我保存一段共識：彼此都相信今後很多待開發的國家之去就，仍有左右我人對中國現代史所作結論之可能。
這樣的可能性對曆史學家賦予相當之壓力，一方面強迫他們擴大視眼，立即倉皇對付在本人專長之外準備得不充分的問題，一方面又覺得無可推诿。
要是我們所講所說，對當前世界上發生的大問題毫不相關，則要它何用？此中矛盾，已在最近《曆史月刊》（1991年8月号）所作《從拉吉夫·甘地被刺說起》提及。
不過全書内一大部分，則是一方面參考已刊印之文字，一方面引用我個人人身經驗，說明中國利用抗戰而構成新體制的高層機構之情形。
舉凡《成都軍校生活的回憶》、《憶田漢》、《張學良、孫立人和大曆史》、《阙漢骞和他的部下》、《白修德》各篇都有對這題目發揮之成分。
其重點則是“無中生有”。
當日國軍之軍令、軍政、軍訓、軍需、軍法全非舊式農業社會所能支持，當中種種捉襟見肘的情形，半世紀之前尚且不能公開道說，隻是置身重慶、成都、西安、柳州、桂林、貴州和昆明的人士應當有切身的了解。
今日這最基本的史實，也不容我們屬于左派或右派或前進或頑固可能傾倒或遮蓋。
當時很多人對國軍的批判，大體忽視曆史上之背景。
刻下将這些詳情公布，其目的尚不是掩過飾非。
隻因為中國近代史裡的積極性不予以表彰，所寫出的“曆史”隻有一片呻吟嗟怨滿紙謾罵，其實這并非曆史，而系作者本人對曆史狹隘之反應。
《阙漢骞和他的部下》有替我自己矜誇的嫌疑。
“舊業已随征戰盡”的大标題下重印了四篇四十七年前的舊作，也難能避免批評。
然則我既已早就說明我的曆史觀與個人的人身經驗互為出入，中國曆來的群衆運動尚待将其積極性表彰，我就想不出有何理由，有将自己年輕時參加這種群衆運動之詳細情形隐瞞的必要。
何況文中還提到不少我所景慕的中下級軍官。
在這卷首即介入緬甸戰場之所見，則是樹立本書風格，使讀者體會我所說實踐的意義，了解我研究曆史時注重社會下層所産生決定性的力量之由來。
雖說這幾篇文字稚氣在所不免，現在也不予更動，除了部隊番号已據實提出之外，其他全部複制如當日之刊載。
至于我有機會寫這樣的文字，則因1944年駐印軍反攻緬甸時，我和另一位上尉參謀朱景熊（亦即《8月14日》中的“小朱”，現在台北）同任前線觀察員，多時随第一線部隊出入前方，每日以副總指揮鄭洞國将軍的名義以密碼向重慶統帥部提出報告。
《拉班追擊戰》是我任務之開始。
前線觀察員行動自由，不受部隊長約束。
朱景熊和我的報告，也無人檢閱，徑送電台，但具副本向駐雷多的副總司令備案。
隻是我們成為了高級将領的耳目，必須實踐的對報告負責。
也真料不到這一年多的工作，構成了我幾十年後作曆史從業員一種極嚴謹的訓練。
當然的，戰場上的艱苦與殘酷不盡如這幾篇能在戰時大衆刊物發表的輕松。
我曾在八莫附近看到一個陣亡的日兵，還如生前一樣的坐在機關槍掩體之後，面上卻黑黝着的蓋滿了蒼蠅。
我曾在孟拱河畔看到被火焰放射器燒透過的陣地。
還有幾具直立在戰壕内的屍體雖然臉上已燒得一團紅黑，卻仍因着眼眶與下颏留下的痕迹顯示着最後一分鐘籲天的情景。
我也曾爬上被敵人四七平射炮射穿的戰車，也真想不到，彈速如是之大，它們在一英寸半的裝甲上所戳洞，竟像截洞機在紙上所截圓洞的完整，圓周全部光滑，内外的邊緣也毫無殘留多餘的鋼鐵和裂痕。
我不禁以手指循着一個圓洞的内壁旋轉，想像着當時官兵油煎火化的光景，和裝甲兵稱他們的戰車為“鐵棺材”之由來。
不過這已與主題越說越遠。
除了在《為什麼威尼斯？》流露了一些個人的情緒之外，這一切隻能留在其他的地方發表了（假使還有此需要的話）。
阙德基先生所作《也談“猛将阙漢骞”》以傳統傳記手法寫出，和《阙漢骞和他的部下》着眼于當日軍令、軍訓、軍需都未上軌道時各人掙紮的情形不同，但是兩人能互相印證，也更正作者若幹錯誤，茲征得阙先生同意附載并列，謹此向阙先生緻謝。
最後我感謝各刊物的編輯先生小姐們，也珍重的體念到他們和她們讓我抽出各篇出專集的好意。
1991年8月30日于紐普茲 10月16日校排後補訂
書中叙人物的兩篇《薩達姆》和《沙卡洛夫》可算與現代政局接近，一方面也由于我仍在不斷探試将中國長期革命的史迹歸納為世界曆史之一部的後果。
既提及世界史，則不能隻以西歐美國和日本的圈度為限。
我希望讀者和我保存一段共識：彼此都相信今後很多待開發的國家之去就，仍有左右我人對中國現代史所作結論之可能。
這樣的可能性對曆史學家賦予相當之壓力，一方面強迫他們擴大視眼，立即倉皇對付在本人專長之外準備得不充分的問題，一方面又覺得無可推诿。
要是我們所講所說，對當前世界上發生的大問題毫不相關，則要它何用？此中矛盾，已在最近《曆史月刊》（1991年8月号）所作《從拉吉夫·甘地被刺說起》提及。
不過全書内一大部分，則是一方面參考已刊印之文字，一方面引用我個人人身經驗，說明中國利用抗戰而構成新體制的高層機構之情形。
舉凡《成都軍校生活的回憶》、《憶田漢》、《張學良、孫立人和大曆史》、《阙漢骞和他的部下》、《白修德》各篇都有對這題目發揮之成分。
其重點則是“無中生有”。
當日國軍之軍令、軍政、軍訓、軍需、軍法全非舊式農業社會所能支持，當中種種捉襟見肘的情形，半世紀之前尚且不能公開道說，隻是置身重慶、成都、西安、柳州、桂林、貴州和昆明的人士應當有切身的了解。
今日這最基本的史實，也不容我們屬于左派或右派或前進或頑固可能傾倒或遮蓋。
當時很多人對國軍的批判，大體忽視曆史上之背景。
刻下将這些詳情公布，其目的尚不是掩過飾非。
隻因為中國近代史裡的積極性不予以表彰，所寫出的“曆史”隻有一片呻吟嗟怨滿紙謾罵，其實這并非曆史，而系作者本人對曆史狹隘之反應。
《阙漢骞和他的部下》有替我自己矜誇的嫌疑。
“舊業已随征戰盡”的大标題下重印了四篇四十七年前的舊作，也難能避免批評。
然則我既已早就說明我的曆史觀與個人的人身經驗互為出入，中國曆來的群衆運動尚待将其積極性表彰，我就想不出有何理由，有将自己年輕時參加這種群衆運動之詳細情形隐瞞的必要。
何況文中還提到不少我所景慕的中下級軍官。
在這卷首即介入緬甸戰場之所見，則是樹立本書風格，使讀者體會我所說實踐的意義，了解我研究曆史時注重社會下層所産生決定性的力量之由來。
雖說這幾篇文字稚氣在所不免，現在也不予更動，除了部隊番号已據實提出之外，其他全部複制如當日之刊載。
至于我有機會寫這樣的文字，則因1944年駐印軍反攻緬甸時，我和另一位上尉參謀朱景熊（亦即《8月14日》中的“小朱”，現在台北）同任前線觀察員，多時随第一線部隊出入前方，每日以副總指揮鄭洞國将軍的名義以密碼向重慶統帥部提出報告。
《拉班追擊戰》是我任務之開始。
前線觀察員行動自由，不受部隊長約束。
朱景熊和我的報告，也無人檢閱，徑送電台，但具副本向駐雷多的副總司令備案。
隻是我們成為了高級将領的耳目，必須實踐的對報告負責。
也真料不到這一年多的工作，構成了我幾十年後作曆史從業員一種極嚴謹的訓練。
當然的，戰場上的艱苦與殘酷不盡如這幾篇能在戰時大衆刊物發表的輕松。
我曾在八莫附近看到一個陣亡的日兵，還如生前一樣的坐在機關槍掩體之後，面上卻黑黝着的蓋滿了蒼蠅。
我曾在孟拱河畔看到被火焰放射器燒透過的陣地。
還有幾具直立在戰壕内的屍體雖然臉上已燒得一團紅黑，卻仍因着眼眶與下颏留下的痕迹顯示着最後一分鐘籲天的情景。
我也曾爬上被敵人四七平射炮射穿的戰車，也真想不到，彈速如是之大，它們在一英寸半的裝甲上所戳洞，竟像截洞機在紙上所截圓洞的完整，圓周全部光滑，内外的邊緣也毫無殘留多餘的鋼鐵和裂痕。
我不禁以手指循着一個圓洞的内壁旋轉，想像着當時官兵油煎火化的光景，和裝甲兵稱他們的戰車為“鐵棺材”之由來。
不過這已與主題越說越遠。
除了在《為什麼威尼斯？》流露了一些個人的情緒之外，這一切隻能留在其他的地方發表了（假使還有此需要的話）。
阙德基先生所作《也談“猛将阙漢骞”》以傳統傳記手法寫出，和《阙漢骞和他的部下》着眼于當日軍令、軍訓、軍需都未上軌道時各人掙紮的情形不同，但是兩人能互相印證，也更正作者若幹錯誤，茲征得阙先生同意附載并列，謹此向阙先生緻謝。
最後我感謝各刊物的編輯先生小姐們，也珍重的體念到他們和她們讓我抽出各篇出專集的好意。
1991年8月30日于紐普茲 10月16日校排後補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