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壘浮雲 ——書于《地北天南叙古今》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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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制、府兵制、律令格式等等系列無不依靠這下面一個龐大的扁平體為基礎。
這樣一來，新帝國近乎人工孵育而成。
所有高層機構、低層機構及當中法制性的聯系全未得到由劉漢王朝遺傳過來的好處。
這種亘世紀超過人身經驗，也透過朝代的籌劃，除非我們相信冥冥之中确有天神作主，隻能稱之為公共意志之所獲得的成果。
即像崔浩本人死于非命，在曆史家的筆下也隻成為了一個三等角色，卻已在言行之間表示着這樣一段公共意志的存在。
恐怕刻下不少的讀者還沒有想到，今日之中國不論是在大陸或是在台灣，也是由重新創造而産生。
彼此得自滿清的都很少。
不僅在法律、軍制、财政、稅收以及思想信仰各方面都與前朝缺乏聯系性；又縱算在社會價值（socialvalue）的一方面保存了一些昔日情調，這樣的價值至今已隻能作為私人操守之南針，已不複為組織國家與社會之綱領。
如果本世紀的初年中國還是一個“開祠堂門打屁股”的社會，迄至世紀之末已是“十年之後國民生産總值再翻一番”的社會。
這也就是說，以前全靠宗族鄰裡鄉紳保甲以傳統道德保障治安，今日之中國則已進入一個帶高度競争性的世界裡，以國民經濟的活力為衡量國運盛衰的尺度。
以當中幾十年内變化之大則可以想見改革過程中動亂程度之深。
在最近十餘年内，我已經在各處用中英文發表，以上的改革大緻可以分為三段。
國民黨與蔣介石因着抗戰替中國創立了一個新的高層機構。
中共和毛澤東則因借着土地革命翻轉了大陸農村的低層機構。
于今鄧小平等人則因着經濟改革，有重新敷設上下間法制性的聯系之趨向。
要是其間功績不歸于各個人，至少要歸于他們所領導的群衆運動。
其所以如此，也還是當中有一個中國人公共意志在。
在提出這種說法時，我當然知道我沒有實切的證據為憑藉。
即以上諸人尚且未曾以上述的行動作為他們自己一生事業之總彙。
那我豈不是替人作義務宣傳而冒犯着一個平白招讨沒趣的可能？ 說到這裡我又不得不申明：現代曆史家的主要任務，已不是“褒貶”。
除了一些考據的工作之外，也不必引用證據。
最重要的，他應能将已經發生的事迹，面對着現狀，解釋得兩頭合理化。
如果他有了充分之理由，即應當争取主動。
因為刻下之目的，不在替任何人争取曆史上的地位，而是使下一代的人士明了他們自己的立足點。
上述的三段改革在中國曆史裡尚乏成例，在歐洲初期的現代史裡卻有不少類似的事迹，此間已不及一一叙及。
總之則我多年的著作大都與這主題有關，當中一定有局部的錯誤，也容以後發現更正。
這一體系之理論能夠與讀者見面則是每一冊書内都能保持其前後之聯系，各書間也能保持彼此之聯系。
換言之，我的“證據”即是在某種範圍之内古今中外的事迹都可以窮極其因果關系，解釋得合理化，也與刻下所述的改革銜接。
計有： ⊙《萬曆十五年》，這是傳統中國政治社會的一剖面，雖說所叙的為晚期，當中組織結構之綱領，一直可以引用到上述改革之前夕。
⊙《赫遜河畔談中國曆史》，将中國曆史發展的重點從春秋戰國叙至明朝的登場，可是也仍引用現今改革後之立場作基點回溯前去。
所以在“開場白”裡提及今日中國已是“雨過天晴”，“完成了可以在數目字上管理的條件”，中國曆史“正式與西洋文化彙合”。
各篇曾在《中國時報》刊載。
⊙《資本主義與21世紀》，分述曆史上其他國家作類似改革的程序，已在《曆史月刊》連載，單行本籌備已久，希望最近出版。
⊙《放寬曆史的視界》，大緻以論文的方式從明清叙述到現今改革之前後。
⊙《中國的大曆史》，将以上各書内容按時間的順序綜合。
也加強了明清及民國初年的叙事部分，希望能接近初學者，已由《曆史月刊》及《民生報》連載。
單行本預計明年成書。
⊙以上《萬曆十五年》已有英、法、德、日文本和大陸出的簡體文字。
《大曆史》已出英文本，日文本正籌備中，《放寬視界》之一部已曾英譯在美國期刊上發表。
《赫遜河畔》希望不久可以出大陸版本。
本書也可以說是在正式論文之外提供了參考的線索。
我認為讀者需要了解中國在20世紀的長期革命時，不要忽視17世紀英國之經曆的參考價值。
這一點已由《怎樣讀曆史》說明。
即《克倫威爾》和《霍布斯》各篇也針對着當日英國發生的問題，在實踐上和理論上提出了可供參考之處。
書中的《重遊劍橋》、《英倫鴻爪》和《母後伊莉莎白》原系應《中時晚報》時代副刊的邀約而作，注重旅途情形，可是現在看來，也仍離不開一個教學曆史的人所留下來的觀感。
我和内子因往英國的次數較為頻繁，逗留也較久，更因着語言的方便，就有
這樣一來，新帝國近乎人工孵育而成。
所有高層機構、低層機構及當中法制性的聯系全未得到由劉漢王朝遺傳過來的好處。
這種亘世紀超過人身經驗，也透過朝代的籌劃，除非我們相信冥冥之中确有天神作主，隻能稱之為公共意志之所獲得的成果。
即像崔浩本人死于非命，在曆史家的筆下也隻成為了一個三等角色，卻已在言行之間表示着這樣一段公共意志的存在。
恐怕刻下不少的讀者還沒有想到，今日之中國不論是在大陸或是在台灣，也是由重新創造而産生。
彼此得自滿清的都很少。
不僅在法律、軍制、财政、稅收以及思想信仰各方面都與前朝缺乏聯系性；又縱算在社會價值（socialvalue）的一方面保存了一些昔日情調，這樣的價值至今已隻能作為私人操守之南針，已不複為組織國家與社會之綱領。
如果本世紀的初年中國還是一個“開祠堂門打屁股”的社會，迄至世紀之末已是“十年之後國民生産總值再翻一番”的社會。
這也就是說，以前全靠宗族鄰裡鄉紳保甲以傳統道德保障治安，今日之中國則已進入一個帶高度競争性的世界裡，以國民經濟的活力為衡量國運盛衰的尺度。
以當中幾十年内變化之大則可以想見改革過程中動亂程度之深。
在最近十餘年内，我已經在各處用中英文發表，以上的改革大緻可以分為三段。
國民黨與蔣介石因着抗戰替中國創立了一個新的高層機構。
中共和毛澤東則因借着土地革命翻轉了大陸農村的低層機構。
于今鄧小平等人則因着經濟改革，有重新敷設上下間法制性的聯系之趨向。
要是其間功績不歸于各個人，至少要歸于他們所領導的群衆運動。
其所以如此，也還是當中有一個中國人公共意志在。
在提出這種說法時，我當然知道我沒有實切的證據為憑藉。
即以上諸人尚且未曾以上述的行動作為他們自己一生事業之總彙。
那我豈不是替人作義務宣傳而冒犯着一個平白招讨沒趣的可能？ 說到這裡我又不得不申明：現代曆史家的主要任務，已不是“褒貶”。
除了一些考據的工作之外，也不必引用證據。
最重要的，他應能将已經發生的事迹，面對着現狀，解釋得兩頭合理化。
如果他有了充分之理由，即應當争取主動。
因為刻下之目的，不在替任何人争取曆史上的地位，而是使下一代的人士明了他們自己的立足點。
上述的三段改革在中國曆史裡尚乏成例，在歐洲初期的現代史裡卻有不少類似的事迹，此間已不及一一叙及。
總之則我多年的著作大都與這主題有關，當中一定有局部的錯誤，也容以後發現更正。
這一體系之理論能夠與讀者見面則是每一冊書内都能保持其前後之聯系，各書間也能保持彼此之聯系。
換言之，我的“證據”即是在某種範圍之内古今中外的事迹都可以窮極其因果關系，解釋得合理化，也與刻下所述的改革銜接。
計有： ⊙《萬曆十五年》，這是傳統中國政治社會的一剖面，雖說所叙的為晚期，當中組織結構之綱領，一直可以引用到上述改革之前夕。
⊙《赫遜河畔談中國曆史》，将中國曆史發展的重點從春秋戰國叙至明朝的登場，可是也仍引用現今改革後之立場作基點回溯前去。
所以在“開場白”裡提及今日中國已是“雨過天晴”，“完成了可以在數目字上管理的條件”，中國曆史“正式與西洋文化彙合”。
各篇曾在《中國時報》刊載。
⊙《資本主義與21世紀》，分述曆史上其他國家作類似改革的程序，已在《曆史月刊》連載，單行本籌備已久，希望最近出版。
⊙《放寬曆史的視界》，大緻以論文的方式從明清叙述到現今改革之前後。
⊙《中國的大曆史》，将以上各書内容按時間的順序綜合。
也加強了明清及民國初年的叙事部分，希望能接近初學者，已由《曆史月刊》及《民生報》連載。
單行本預計明年成書。
⊙以上《萬曆十五年》已有英、法、德、日文本和大陸出的簡體文字。
《大曆史》已出英文本，日文本正籌備中，《放寬視界》之一部已曾英譯在美國期刊上發表。
《赫遜河畔》希望不久可以出大陸版本。
本書也可以說是在正式論文之外提供了參考的線索。
我認為讀者需要了解中國在20世紀的長期革命時，不要忽視17世紀英國之經曆的參考價值。
這一點已由《怎樣讀曆史》說明。
即《克倫威爾》和《霍布斯》各篇也針對着當日英國發生的問題，在實踐上和理論上提出了可供參考之處。
書中的《重遊劍橋》、《英倫鴻爪》和《母後伊莉莎白》原系應《中時晚報》時代副刊的邀約而作，注重旅途情形，可是現在看來，也仍離不開一個教學曆史的人所留下來的觀感。
我和内子因往英國的次數較為頻繁，逗留也較久，更因着語言的方便，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