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編 江西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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悶熱；槍彈壓在我們的肩上，我們也不覺得笨重。
選了一大塊比較平坦的草地，大家停了下來，隊長下了科目——“各個沖鋒教練”，把它的内容，動作，步驟，要領，詳細地解釋過了，便開始了我們的演習。
假定了情況，我們按照隊長所指示我們的動作做去，利用地形地物，由班長領導着向着假想的敵營地進攻，忽而快跑，忽而躍進，忽而匍匐，忽而滾進，偷偷地爬過了一個叢草亂石的小山坡，距敵兵陣地不遠了，便舉槍瞄準齊放。
放了一陣槍，再前進。
那時和敵兵相距大約隻有數十米了，副班長便厲聲的發沖鋒口令——“沖鋒！”大家把雪白的刺刀架在槍端，齊聲地“殺！”的一呼，振撼了整個的大地。
每個人憧憬着真實的戰況，抱了絕大的決心向前猛進，誰也沒有想到，就在這刹那，寶貴的生命，便會斷送在敵軍的槍林彈雨之中，永遠永遠地做着無家可歸的孤鬼！ 遠山吞沒了太陽，天上泛着粉紅色的雲彩，把浩蕩的鄱陽湖映成一片金鱗。
收軍整隊回去，到達營門，時已七下，降旗禮和課外運動的時間都已過了。
卸下武裝，吃了晚飯，匆匆地跑到自習室裡去上夜課。
森嚴，莊肅，冷酷，匆忙，勞碌，就便是兵營生活一天的實況。
（中軍校特訓班） 豐城所見 啟民 今天被鄰家屠戶殺豬聲吵醒，那些豬猡将要被殺時的哀号，聽了使人難受。
九年前在廈大教書時，有一天親眼看見廈門××炮台槍斃三個逃兵時的慘劇，又在腦海中重複的演了一幕電影。
江西豐城的豬猡平時滿街走，睡覺排洩就可以在大街上“自由行動”。
在南昌的，雖不能在大馬路上逍遙自在，但在小街及堂裡，那也是“人畜并行”，十二萬分的自由。
可是到了被宰割時，必須經過的那慘痛，恐也同樣的吧？ 為了有幾個好友住在杭州，便到郵局去寄快信。
他們說：“買郵票的，要‘一個一個順着走’，不要争先恐後。
”又說：“寄杭州的信，每天隻去一回，由南昌轉。
” “豐城到南昌不是有公路汽車可以直達嗎？有輪船可通嗎？在建築中的浙贛鐵路南萍段果然還不能通車，但是為什麼郵件每天隻有一回去南昌？” 他們的回答是：“每天隻一回。
” 我暗暗地想，“‘一個一個順着走’，是厲行‘新生活’，可是‘行’的問題——包括郵件的遞送也在内——為什麼還沒有注意到？而滿街的豬猡橫行，也是‘新生活’發源地的江西省所能寬恕容忍的嗎？” 出南門散步，望見遠近碉堡無數，這是為了剿“匪”留給人間的“古迹”。
下午看見大出喪，鑼鼓喧天，道士，樂人，旗傘，都備，孝子哭着走。
我覺到一個人死後，大可以照墨子的辦法：“薄葬短喪”，何必為死人出風頭，害的活人受累。
如果将來能夠實行火葬的話，那是最上上策了。
又出東門見一息涼亭，題名吉祥亭，乃梅岡村李中央奉其先父母之命，化了三千餘金而建造的——在民國二十二年一月落成，——縣長老爺替他立碑保護。
有對聯二副。
一為“于此間暫時留雪印，問過客何處奮前程。
”其二，為“四面層巒，春風滿座，一肩到此，野景宜人。
”他能為過路客人謀幸福，造亭，使他人休息，較諸大出喪那樣化冤枉錢，真有天淵之别。
豐城的女人，都是不穿裙子的。
剪發及穿旗袍的不過千分之一，而小腳娘娘則觸目皆是，大概都在家裡織布。
男人則勤于耕種，或做商人聊博蠅頭微利，然而據他們說，因為捐稅太重，實在無利可圖，要安居樂業，恐怕要等到隔世吧！ 這裡在前清時代，出了許多進士，舉人，宮保，尚書，所以有幾家破落戶的門首，還挂着“文元”，“進士第”，“大夫第”的橫匾招牌。
可是因為文人的子孫，是不會治生産的，到如今隻剩了幾間破屋，上首挂了一塊不值半文錢的招牌。
因為是出文人的地方，所以那孔廟造得比南昌的還大。
客爺 紫沬（江西高安） 來到高安城裡僅僅半年，對于地方上的情形——風俗、習慣，都很隔膜。
幸虧朋友烈是本地人，所以許多有趣味的事情，都是烈告訴我的。
今天一早，一推開門，烈就起勁地說： “好！今天又有一件有趣的迷信給你看了。
今天是‘開廟門’的日子。
” 接着，他解釋我聽，說今天是廢曆四月初一，凡是高安城裡的廟門都要打開，迎接“客爺”進來，“客爺”坐在一隻丈多長的紙船裡。
他是本地的瘟神。
“這迷信相傳下來，光景已有三四百年了，據說從前有一個商人來到城裡販麥子，他身上的銀錢給幾個羅漢（流氓）看到了，于是壞運氣降到販麥商人身上，他的錢被搶光，人也給殺死了。
” “死了後，可作怪了，城裡發生普遍的瘟疫，沒有一家沒有病人。
幸而菩薩顯靈，說你們作了錯事，該得到惡報，可是解救也有辦法：把‘客爺’（客爺是販麥商的尊稱，因為他是客地人啊）供在廟裡，讓他受點香火，平平他的冤氣。
直到現在，從四月初一起就迎‘客爺’，直到五月初四，才恭敬地把‘客爺’的紙船送下大江，連瘟疫一起跟着水流向東去。
” “比起一星期前的衛生運動來，這辦法更簡捷了。
”我說。
烈笑了一笑，不響。
下午，我到大街上去瞻仰“客爺”的出遊。
據烈說，每隔五天“客爺”便得在街上周遊一次。
兩個短衣的人，一前一後擔了“客爺”的紙船過來。
前導的照例是一套連他們自己也不曉得在吹奏什麼的國樂，一面鑼，敲得很響。
紙船上插滿了長方形的，三角形的紙旗，寫着“國泰民安，風調雨順”的标語。
各人家都燃放小爆竹，一陣煙霧中，“客爺”向前進行着。
聽通俗講演 石聰（江西南昌） 太陽已消失在遠山背後，公寓裡的樓房上已薄薄地籠上一層夜色，似乎更顯得沉悶了。
一個人踱出了公寓，朝着湖濱公園走去。
這裡是南昌唯一的勝地，東有體育場，西有百花洲，東湖，加以地又不十分偏僻，所以遊人也就不覺特别多了起來。
今天似乎更熱一點，大約因為晴久了的關系。
西天的彩霞倒映在東湖裡，漾成了無數的光波。
湖濱音樂堂傳來了一陣爵士音樂，馬路上有時跑過去幾輛汽車，掀起了十丈塵霧，公園立刻被罩在塵霧裡。
蜂腰鶴步的高貴太太，與口裡哼着歌曲，手裡提着照相機的老少“紳士”們，卻在特别賣力似地點綴着這瀕死的都市風光！ “通俗講演”台上站着一個五十開外的老頭兒，鼻梁上架着一副水晶眼鏡，身着一身灰色制服，一口道地的南昌話，正向着一堆人頭指手畫腳的講。
我鑽進去看了一下木牌子，題目下面卻寫着“模範軍人”四字。
這時老頭兒咽了一口濃沫，嘴巴又在開始噏動了： “……剛才講到關雲長如何的不降曹操，如何的保護二位皇嫂，如何的赤膽忠心，過五關斬六将，……現在再講張勳将軍，他也是一位忠直之臣，他替慈禧太後出過許多力，後來竟升到太子少保。
……此外曾國藩部下的鮑将軍，他本是出身微賤的，落魄時有一位相士說他将來會發達，大家都不相信。
……隻因他能夠幫助曾國藩建功立業，結果官至提督，賞戴花翎。
……可見得一個人隻要時運一濟，萬事亨通，俗語說得好：‘運去金成鐵，時來鐵似金。
’……”（大意如此） 老頭兒的話是滑稽而下流的，在愚妄的笑聲裡，他的話很清晰地送入我的耳裡，我恍忽在聽瞎子講《天寶圖》，《三國演義》，《蕩寇志》，可是當我想到“民衆教育館通俗講演”這些字，我又不禁恍然大悟了：原來這老頭兒的話，表面雖似無聊，骨子裡卻包含了許多“現實的真理”。
動蕩的消息 闵挽瀾（江西貴溪） 午飯後，大家又在床上躺下了。
裝好的話匣子，自然不妨在這個時候打開來。
到底雷可瞎是個健談的，不，簡直是個宣傳員，一類什麼日兵占領華北……日俄戰争不免，以及什麼主義，什麼主義的話，又是滾了出來。
大家實在聽厭了，隻是“唔——是”勉強答應；然而他卻又是一陣接了下去。
正在他這樣起勁的時候，房裡忽然來了腳步聲，走來的不是誰，我們一看見他面上的特殊的記号，我們就招呼： “曾麻子請坐，請坐。
” “有火柴就趕快拿來。
”曾麻子老是那樣浪漫的态度。
“你帶了白金龍來嗎？” 雷可瞎因為不太歡喜抽煙，對于他的來并不感着什麼，所以仍舊繼續不斷的發揮他的理論。
“不要談吧。
現在聽說馬上要招二百航空生，二百萬學生軍！吓，我們都得去。
”曾麻子一面在找尋火柴，一聽到雷同學的大論，也就把他的消息報告了出來。
這實在是個新消息，雷可瞎馬上就問： “你怎麼曉得？” “當然曉得。
” “聽我說，你怎麼曉得？” 曾麻子沒有找到火柴，大概煙瘾發作，也就出去了。
“要我們去當兵嗎？” “要當兵，就要打倭×！” “唔，打倭×，——愛人呢？” 大家認為這個消息隻是水泡，所以并不怎樣注意；雷可瞎究竟缺乏對手，也就沉默了下去。
* * * 自修的鐘剛剛打過，還沒五分鐘，大家都隻在打扇納涼，大談大笑，自修室門口通路，忽然出現了一個戴眼鏡蓄西頭的臉孔，一看誰都曉得又是張教導主任來了，一時自修室裡肅然無聲，大家的眼光都是死盯住書，準備點名完事。
然而不然，張老師卻走上講台，正經了态度，說： “大家聽到：現在得了一個重要消息，”聽到這麼一開頭，大家都把眼光從書本上又死盯到張老師嘴巴上去，——到底是個怎樣的消息？我們房間裡的同學，也許又回想到曾同學所報告的消息了，就互相看一眼。
“劉教官從××來了一封信，說中央現在要招二百萬學生軍，要你們這班受了訓練的同學去參加；參加的馬上就要報名，并限廿五日截止，我相信諸位熱心愛國，一定願意去的。
”果然證實了曾麻子的消息。
“我們訓練做什麼用？”同學問。
“準備對外。
你們訓練好了以後，就去訓練民衆，作戰時至少是個連排長。
” “去，我們要去！” “要去殺敵！”大家都奮憤起來；但一位同學馬上就站起來說： “張老師，參加我當然願意參加；不過究竟是不是對外，如果——” “自然是對外。
不，總而言之，諸位要愛國，要救國，這也是一種任務。
是不是？”張老師這樣答複。
“是。
我們都要去參加！” “要去，就要打倒××帝國主義！” “哪一個不去，哪一個就沒有血氣。
” “是的，我曉得諸位愛國，是不敢後人的，現在大家既經贊成，我馬上就可以把名字開上去。
”張老師說了，就想拔步便走，雷可瞎卻站了起來，問： “我近視，不可以去吧？” “大概可以去，那時再定。
”說了便出去了。
“嘿嘿！瞎子便是這樣的好老。
” “無用的，一點勇氣也沒有。
” “簡直隻會唱高調！” “……” 大家都是一緻的向雷可瞎攻擊，弄得雷同學也不得不起來辯護： “我是這樣問問我的眼睛近視有沒有參加的資格罷哩。
” “不要說啰。
” “不要說，好了！” 大家又是一陣嬉笑，怒吼，一時自修室裡就作我們的戰場，屋頂也差點給我們喊破。
“我們要去打倒××帝國主義！” “要去決一個生死。
” “我就不去，有什麼用啰？還不是自己打自己！”同學中間就起了異議。
“我也不去。
” “我更不去。
” “你們都沒有血氣。
”贊成去的開口就罵。
“我甯可做個沒有血氣的。
”一時這種争執便迅速地展開，一直到下自修課的鐘聲響了，還是争個不下。
我實在有點不安，到底是去還是不去？去，——一期的肺病怎麼了得；不去，又有點問心不下。
這兩種矛盾的觀念，一時也在我腦袋中沖突起來。
結果還是決定不去，免得枉死。
于是心裡打好了底稿，就且驚且懼的跑到教導處請假，結果口頭照準；然而我心裡還是動搖着，——到底是去，還是不去？一直就了寝，還是這樣不安。
同學們也依然是嚷着，笑着，鬧個不下。
星光已在窗口眼，火車的聲，從枕邊爬過去了。
浙贛路上一小縣 張和（江西玉山） 陽光從東方的一角漸漸地上升起來，整個的Y縣，靜靜地躺在這個溫暖的氣氛裡。
Y縣本來是個偏僻的地方，在前年土匪也到過幾次，現在雖然暫時平靜了，但是Y縣農民的痛苦，已到再不能忍受的地步了。
不是嗎？小鎮上的搶劫新聞，常是聽到的。
自從今春二月間浙贛鐵路通車以後，Y縣一變而為交通要地了，它是從上海經杭州到南昌的中心點。
也因為它在軍事地理上占了重要地位的緣故，省政府積極地進行建設；以前在Y縣城東的飛機場擴大到一千多畝。
這幾天，工程正在開始，各地來的工人，不下萬數，這許多工人中，當然是青年小夥子最多，可是營養不足，未達成人的兒童，和白發蒼蒼，瘦弱見骨的老頭子，也不在少數呢！ 我同老李在街的一邊走着；他看到迎面走來的許多大大小小荷鏟帶鋤的工人們，好似有些驚奇了：“看！這一長串的工人，不像一個軍隊呢？呵！當中還有小孩呢！這樣小的小孩可以做工嗎？” 一個十一二歲的孩子，穿了件打滿補釘的短衫，下面的褲管，卷到齊膝蓋上，露出一段瘦小的腿，但态度已是一個老經驗的童工了，很敏速地夾雜在一群工人中溜過去。
“是的，這小孩實在太小了；”我輕輕地回答，“他們也有父母、兄弟、姊妹，也有一個‘家’；難道這些孩子們自己喜歡别離親人到外面來做苦工嗎？還不是為了面包問題！” “呵！這是整個的社會問題，沒有辦法。
”他感慨地說着。
“真的沒有辦法？密斯脫李，我想社會主義的蘇聯，決沒有這種畸形的現象吧！他們有托兒所，有為增進兒童幸福的機關，有為年老人休養的設備。
”不知為什麼，我今天意外的對他發出議論來了。
他聽了我的話，并沒有回答，隻“唔”的應了一聲。
我們沒有邊際的漫談着，從國内講到國外，從國外講到世界；哪個是，哪個非，沒有證人可以斷定；不過他的主張完全是被動的等待主義者，确和我不同的。
我們的話匣子停止了，默默地走着。
三三兩兩的工人，帶了他們應用的工具，絡續地經過一條通達飛機場的三裡街；這條街也就是貫通Y縣東西的要道，Y縣的市面，就在這三裡街上。
五月的陽光，熱烈地直射到人形複雜的三裡街上；醬黑色的工人們的臉孔，在陽光閃閃下現出光滑的油色。
當當的小鑼聲，在三裡街的四周走了一遭，立刻有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插在各家商店的門前；這并不是歡迎勞苦的工人們，而是歡迎××主席從南京回省的；然而結果，××主席并沒有到。
三裡街，顯然比前幾天要熱鬧得多哩，不但行人增多了，就是各色各種的旗幟——國旗，大減價旗，商店旗，也添了不少。
近來城裡幾家米鋪，小館子，煙紙店，百貨商店的生意，似乎也漸有起色。
這是因為突然增加了大批工人之故。
工人一到，立刻米價從八元五角，漲到九元三四角；并且，現在還是往上漲着，白胖胖的米店老闆，常常露出勝利的微笑。
黑壓壓的人群，在暗黝黝的館子裡吵亂着；一排四張的方桌子，周圍擠滿了黑炭似的人頭；大包子一個個地送進饑餓的嘴巴裡：這些全是工人。
賣盡了一天的精力；帶了疲倦的身體，唱着小調，一個個地走進他們臨時建造的草棚。
夜漸漸地深了，整個的Y縣靜靜地躺在黑暗裡；這時，除了聽到幾聲凄慘的小販叫賣外，一切都是沉默的。
武甯一日 熒星（江西） 似乎是一個很使人懶怠的日子，天氣倒很好，有太陽，有暖洋洋的風。
來了一個電報：“漢口×××彙交陸軍第××師國币叁萬壹仟柒百陸拾壹元伍角肆分，總馬零六二四号。
” “這倒是一筆不小的數目。
”一個還剛被充軍到這裡來替社會服務的下江佬說。
“嘻，老規矩，一個月兩回。
”我們的出納先生——終日捧着水煙筒的，淡淡的加上一句。
“生意，一部分得靠兵士啊！” 果然，接着就有好幾個丘八來彙款，兌錢。
一會兒也有幾個來買航空獎券，對二十二期的号碼，鬧烘烘的情況，看過去像這裡發生了一件槍殺兵士的命案。
有幾個鄉巴佬要換現洋。
“換花邊？媽的！想坐牢哪！”管兌換的老胖忙了一陣後，正沒好氣，就這麼罵着。
我們都歎了一口從來不曾歎過的長氣。
不遠的地方又來了軍号聲，其中還夾雜着歌唱。
漸漸地連歌句也聽得清了。
兵士們在唱“拿起你的槍快快地往前放，與那惡虎狼死命地打一場”。
像是無數的鴨子在溪流中大叫。
我隻得将兩指塞住耳孔。
兵終于走到門前了，最先是一面不大不小的旗，旗下八個吹号手，都是兩腮鼓起得如皮球，眼睛瞪起像狗那樣的。
再下去是一排排灰色的，一眼看不到底，如一陣陣灰色的浪頭在街心中起伏着。
其中也有幾個騎馬的，又有幾個走在隊伍旁邊的。
兵，都有着菜色的臉，消瘦的身子，破舊的軍服，爛了的草鞋。
軍号聲與歌聲又漸漸地遠去了。
“有這多的兵哪！”老胖把伸長了的頭頸擺轉原位。
“多，有什麼用呢。
”不知誰說了這樣一句。
我是想靜靜的安息一下，剛才的“壯容”實在把我攪昏了。
不料街上又來了吵架——這裡常常演的好戲。
這是兩個女人一邊吵嘴，一邊誇耀着各人有更多的姘頭。
我真意想不到。
二個女人吵架，竟會祭起這一種法寶。
這裡的小戶人家的女人十之八九都靠賣淫維持生活，她們的主顧就是“兵官”。
天氣有點熱了，連狗都躺在街沿上乘涼。
我從來不曾見得有像這裡那麼多的狗的地方。
幾乎每家都得平均攤派着一隻。
種類是隻有一種；但是花色，大小，雌雄，倒是一應俱全的。
跑到中山公園裡，見識所謂城内的壯丁與鄉下的壯丁的軍事操練。
晚上同事們打牌，報告日間去打茶圍與兵士沖突的經過。
做了一個夢，夢見我被包圍在兵士，女人，狗的中間。
醒來，聽得敲三更的更夫漸漸近來，外面許多狗在狂吠。
悼一個刊物的夭亡 何奏 魯戈（安徽安慶）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星期四，從早上到夜晚，一直刮着很大的風，沒有太陽，天上有很多灰色的雲，然而沒有下雨。
便是這麼一個怪天。
我們的心血的結晶——《秋羅》，今天該是第七十七次和親愛的讀者見面，向全社會呼号出它凄慘而勇敢的心底話的一天；可是，便在這一天，我們的《秋羅》被送上了斷頭台，割了它的舌條，暫時使它不能再從這安慶的一角播出它第七十七次的“枭鳴”了。
“我們底原稿沒有送進排字房吧？”一個傻頭傻腦的社友竟這樣率直地說。
何君的眼眶兒紅了，眼珠晶瑩着，然而呆住了。
…… 記得，是一九三四年的秋天吧，我們，一共三四個人，偶然地覺得自己所看到讀到經曆到因而得到的一點意見，應當有一個發表的地方，而且為增強力量，應當有個集體地發表的地方。
我們都是沉醉在文學中的，于是決定設法辦一個刊物。
我們是窮學生，而且是不受津貼的，什麼“雜志”之類的單行本，簡直成個夢。
我們便去找當時在我們學校裡教新文學的教授，許傑先生，商量結果，和當地唯一的某大報接洽，出版周刊。
兩三個星期之後，《秋羅》誕生了。
我們早就知道的，《秋羅》必然會遭某一部分人的歧視的。
但我們仍然掙紮着。
果然，不到七期——即七個星期——為了篇把文章有兩三位社友被請進了看守所拘留所去。
過了十幾天，又莫名其妙地開釋了。
報館的編輯先生常借“朋友”（？）名義在我們耳朵邊演說：“外面注意得很呢！小心些，青年！我們是不見外的朋友，還會欺騙你嗎？”
選了一大塊比較平坦的草地，大家停了下來，隊長下了科目——“各個沖鋒教練”，把它的内容，動作，步驟，要領，詳細地解釋過了，便開始了我們的演習。
假定了情況，我們按照隊長所指示我們的動作做去，利用地形地物，由班長領導着向着假想的敵營地進攻，忽而快跑，忽而躍進，忽而匍匐，忽而滾進，偷偷地爬過了一個叢草亂石的小山坡，距敵兵陣地不遠了，便舉槍瞄準齊放。
放了一陣槍，再前進。
那時和敵兵相距大約隻有數十米了，副班長便厲聲的發沖鋒口令——“沖鋒！”大家把雪白的刺刀架在槍端，齊聲地“殺！”的一呼，振撼了整個的大地。
每個人憧憬着真實的戰況，抱了絕大的決心向前猛進，誰也沒有想到，就在這刹那，寶貴的生命，便會斷送在敵軍的槍林彈雨之中，永遠永遠地做着無家可歸的孤鬼！ 遠山吞沒了太陽，天上泛着粉紅色的雲彩，把浩蕩的鄱陽湖映成一片金鱗。
收軍整隊回去，到達營門，時已七下，降旗禮和課外運動的時間都已過了。
卸下武裝，吃了晚飯，匆匆地跑到自習室裡去上夜課。
森嚴，莊肅，冷酷，匆忙，勞碌，就便是兵營生活一天的實況。
（中軍校特訓班） 豐城所見 啟民 今天被鄰家屠戶殺豬聲吵醒，那些豬猡将要被殺時的哀号，聽了使人難受。
九年前在廈大教書時，有一天親眼看見廈門××炮台槍斃三個逃兵時的慘劇，又在腦海中重複的演了一幕電影。
江西豐城的豬猡平時滿街走，睡覺排洩就可以在大街上“自由行動”。
在南昌的，雖不能在大馬路上逍遙自在，但在小街及堂裡，那也是“人畜并行”，十二萬分的自由。
可是到了被宰割時，必須經過的那慘痛，恐也同樣的吧？ 為了有幾個好友住在杭州，便到郵局去寄快信。
他們說：“買郵票的，要‘一個一個順着走’，不要争先恐後。
”又說：“寄杭州的信，每天隻去一回，由南昌轉。
” “豐城到南昌不是有公路汽車可以直達嗎？有輪船可通嗎？在建築中的浙贛鐵路南萍段果然還不能通車，但是為什麼郵件每天隻有一回去南昌？” 他們的回答是：“每天隻一回。
” 我暗暗地想，“‘一個一個順着走’，是厲行‘新生活’，可是‘行’的問題——包括郵件的遞送也在内——為什麼還沒有注意到？而滿街的豬猡橫行，也是‘新生活’發源地的江西省所能寬恕容忍的嗎？” 出南門散步，望見遠近碉堡無數，這是為了剿“匪”留給人間的“古迹”。
下午看見大出喪，鑼鼓喧天，道士，樂人，旗傘，都備，孝子哭着走。
我覺到一個人死後，大可以照墨子的辦法：“薄葬短喪”，何必為死人出風頭，害的活人受累。
如果将來能夠實行火葬的話，那是最上上策了。
又出東門見一息涼亭，題名吉祥亭，乃梅岡村李中央奉其先父母之命，化了三千餘金而建造的——在民國二十二年一月落成，——縣長老爺替他立碑保護。
有對聯二副。
一為“于此間暫時留雪印，問過客何處奮前程。
”其二，為“四面層巒，春風滿座，一肩到此，野景宜人。
”他能為過路客人謀幸福，造亭，使他人休息，較諸大出喪那樣化冤枉錢，真有天淵之别。
豐城的女人，都是不穿裙子的。
剪發及穿旗袍的不過千分之一，而小腳娘娘則觸目皆是，大概都在家裡織布。
男人則勤于耕種，或做商人聊博蠅頭微利，然而據他們說，因為捐稅太重，實在無利可圖，要安居樂業，恐怕要等到隔世吧！ 這裡在前清時代，出了許多進士，舉人，宮保，尚書，所以有幾家破落戶的門首，還挂着“文元”，“進士第”，“大夫第”的橫匾招牌。
可是因為文人的子孫，是不會治生産的，到如今隻剩了幾間破屋，上首挂了一塊不值半文錢的招牌。
因為是出文人的地方，所以那孔廟造得比南昌的還大。
客爺 紫沬（江西高安） 來到高安城裡僅僅半年，對于地方上的情形——風俗、習慣，都很隔膜。
幸虧朋友烈是本地人，所以許多有趣味的事情，都是烈告訴我的。
今天一早，一推開門，烈就起勁地說： “好！今天又有一件有趣的迷信給你看了。
今天是‘開廟門’的日子。
” 接着，他解釋我聽，說今天是廢曆四月初一，凡是高安城裡的廟門都要打開，迎接“客爺”進來，“客爺”坐在一隻丈多長的紙船裡。
他是本地的瘟神。
“這迷信相傳下來，光景已有三四百年了，據說從前有一個商人來到城裡販麥子，他身上的銀錢給幾個羅漢（流氓）看到了，于是壞運氣降到販麥商人身上，他的錢被搶光，人也給殺死了。
” “死了後，可作怪了，城裡發生普遍的瘟疫，沒有一家沒有病人。
幸而菩薩顯靈，說你們作了錯事，該得到惡報，可是解救也有辦法：把‘客爺’（客爺是販麥商的尊稱，因為他是客地人啊）供在廟裡，讓他受點香火，平平他的冤氣。
直到現在，從四月初一起就迎‘客爺’，直到五月初四，才恭敬地把‘客爺’的紙船送下大江，連瘟疫一起跟着水流向東去。
” “比起一星期前的衛生運動來，這辦法更簡捷了。
”我說。
烈笑了一笑，不響。
下午，我到大街上去瞻仰“客爺”的出遊。
據烈說，每隔五天“客爺”便得在街上周遊一次。
兩個短衣的人，一前一後擔了“客爺”的紙船過來。
前導的照例是一套連他們自己也不曉得在吹奏什麼的國樂，一面鑼，敲得很響。
紙船上插滿了長方形的，三角形的紙旗，寫着“國泰民安，風調雨順”的标語。
各人家都燃放小爆竹，一陣煙霧中，“客爺”向前進行着。
聽通俗講演 石聰（江西南昌） 太陽已消失在遠山背後，公寓裡的樓房上已薄薄地籠上一層夜色，似乎更顯得沉悶了。
一個人踱出了公寓，朝着湖濱公園走去。
這裡是南昌唯一的勝地，東有體育場，西有百花洲，東湖，加以地又不十分偏僻，所以遊人也就不覺特别多了起來。
今天似乎更熱一點，大約因為晴久了的關系。
西天的彩霞倒映在東湖裡，漾成了無數的光波。
湖濱音樂堂傳來了一陣爵士音樂，馬路上有時跑過去幾輛汽車，掀起了十丈塵霧，公園立刻被罩在塵霧裡。
蜂腰鶴步的高貴太太，與口裡哼着歌曲，手裡提着照相機的老少“紳士”們，卻在特别賣力似地點綴着這瀕死的都市風光！ “通俗講演”台上站着一個五十開外的老頭兒，鼻梁上架着一副水晶眼鏡，身着一身灰色制服，一口道地的南昌話，正向着一堆人頭指手畫腳的講。
我鑽進去看了一下木牌子，題目下面卻寫着“模範軍人”四字。
這時老頭兒咽了一口濃沫，嘴巴又在開始噏動了： “……剛才講到關雲長如何的不降曹操，如何的保護二位皇嫂，如何的赤膽忠心，過五關斬六将，……現在再講張勳将軍，他也是一位忠直之臣，他替慈禧太後出過許多力，後來竟升到太子少保。
……此外曾國藩部下的鮑将軍，他本是出身微賤的，落魄時有一位相士說他将來會發達，大家都不相信。
……隻因他能夠幫助曾國藩建功立業，結果官至提督，賞戴花翎。
……可見得一個人隻要時運一濟，萬事亨通，俗語說得好：‘運去金成鐵，時來鐵似金。
’……”（大意如此） 老頭兒的話是滑稽而下流的，在愚妄的笑聲裡，他的話很清晰地送入我的耳裡，我恍忽在聽瞎子講《天寶圖》，《三國演義》，《蕩寇志》，可是當我想到“民衆教育館通俗講演”這些字，我又不禁恍然大悟了：原來這老頭兒的話，表面雖似無聊，骨子裡卻包含了許多“現實的真理”。
動蕩的消息 闵挽瀾（江西貴溪） 午飯後，大家又在床上躺下了。
裝好的話匣子，自然不妨在這個時候打開來。
到底雷可瞎是個健談的，不，簡直是個宣傳員，一類什麼日兵占領華北……日俄戰争不免，以及什麼主義，什麼主義的話，又是滾了出來。
大家實在聽厭了，隻是“唔——是”勉強答應；然而他卻又是一陣接了下去。
正在他這樣起勁的時候，房裡忽然來了腳步聲，走來的不是誰，我們一看見他面上的特殊的記号，我們就招呼： “曾麻子請坐，請坐。
” “有火柴就趕快拿來。
”曾麻子老是那樣浪漫的态度。
“你帶了白金龍來嗎？” 雷可瞎因為不太歡喜抽煙，對于他的來并不感着什麼，所以仍舊繼續不斷的發揮他的理論。
“不要談吧。
現在聽說馬上要招二百航空生，二百萬學生軍！吓，我們都得去。
”曾麻子一面在找尋火柴，一聽到雷同學的大論，也就把他的消息報告了出來。
這實在是個新消息，雷可瞎馬上就問： “你怎麼曉得？” “當然曉得。
” “聽我說，你怎麼曉得？” 曾麻子沒有找到火柴，大概煙瘾發作，也就出去了。
“要我們去當兵嗎？” “要當兵，就要打倭×！” “唔，打倭×，——愛人呢？” 大家認為這個消息隻是水泡，所以并不怎樣注意；雷可瞎究竟缺乏對手，也就沉默了下去。
* * * 自修的鐘剛剛打過，還沒五分鐘，大家都隻在打扇納涼，大談大笑，自修室門口通路，忽然出現了一個戴眼鏡蓄西頭的臉孔，一看誰都曉得又是張教導主任來了，一時自修室裡肅然無聲，大家的眼光都是死盯住書，準備點名完事。
然而不然，張老師卻走上講台，正經了态度，說： “大家聽到：現在得了一個重要消息，”聽到這麼一開頭，大家都把眼光從書本上又死盯到張老師嘴巴上去，——到底是個怎樣的消息？我們房間裡的同學，也許又回想到曾同學所報告的消息了，就互相看一眼。
“劉教官從××來了一封信，說中央現在要招二百萬學生軍，要你們這班受了訓練的同學去參加；參加的馬上就要報名，并限廿五日截止，我相信諸位熱心愛國，一定願意去的。
”果然證實了曾麻子的消息。
“我們訓練做什麼用？”同學問。
“準備對外。
你們訓練好了以後，就去訓練民衆，作戰時至少是個連排長。
” “去，我們要去！” “要去殺敵！”大家都奮憤起來；但一位同學馬上就站起來說： “張老師，參加我當然願意參加；不過究竟是不是對外，如果——” “自然是對外。
不，總而言之，諸位要愛國，要救國，這也是一種任務。
是不是？”張老師這樣答複。
“是。
我們都要去參加！” “要去，就要打倒××帝國主義！” “哪一個不去，哪一個就沒有血氣。
” “是的，我曉得諸位愛國，是不敢後人的，現在大家既經贊成，我馬上就可以把名字開上去。
”張老師說了，就想拔步便走，雷可瞎卻站了起來，問： “我近視，不可以去吧？” “大概可以去，那時再定。
”說了便出去了。
“嘿嘿！瞎子便是這樣的好老。
” “無用的，一點勇氣也沒有。
” “簡直隻會唱高調！” “……” 大家都是一緻的向雷可瞎攻擊，弄得雷同學也不得不起來辯護： “我是這樣問問我的眼睛近視有沒有參加的資格罷哩。
” “不要說啰。
” “不要說，好了！” 大家又是一陣嬉笑，怒吼，一時自修室裡就作我們的戰場，屋頂也差點給我們喊破。
“我們要去打倒××帝國主義！” “要去決一個生死。
” “我就不去，有什麼用啰？還不是自己打自己！”同學中間就起了異議。
“我也不去。
” “我更不去。
” “你們都沒有血氣。
”贊成去的開口就罵。
“我甯可做個沒有血氣的。
”一時這種争執便迅速地展開，一直到下自修課的鐘聲響了，還是争個不下。
我實在有點不安，到底是去還是不去？去，——一期的肺病怎麼了得；不去，又有點問心不下。
這兩種矛盾的觀念，一時也在我腦袋中沖突起來。
結果還是決定不去，免得枉死。
于是心裡打好了底稿，就且驚且懼的跑到教導處請假，結果口頭照準；然而我心裡還是動搖着，——到底是去，還是不去？一直就了寝，還是這樣不安。
同學們也依然是嚷着，笑着，鬧個不下。
星光已在窗口眼，火車的聲，從枕邊爬過去了。
浙贛路上一小縣 張和（江西玉山） 陽光從東方的一角漸漸地上升起來，整個的Y縣，靜靜地躺在這個溫暖的氣氛裡。
Y縣本來是個偏僻的地方，在前年土匪也到過幾次，現在雖然暫時平靜了，但是Y縣農民的痛苦，已到再不能忍受的地步了。
不是嗎？小鎮上的搶劫新聞，常是聽到的。
自從今春二月間浙贛鐵路通車以後，Y縣一變而為交通要地了，它是從上海經杭州到南昌的中心點。
也因為它在軍事地理上占了重要地位的緣故，省政府積極地進行建設；以前在Y縣城東的飛機場擴大到一千多畝。
這幾天，工程正在開始，各地來的工人，不下萬數，這許多工人中，當然是青年小夥子最多，可是營養不足，未達成人的兒童，和白發蒼蒼，瘦弱見骨的老頭子，也不在少數呢！ 我同老李在街的一邊走着；他看到迎面走來的許多大大小小荷鏟帶鋤的工人們，好似有些驚奇了：“看！這一長串的工人，不像一個軍隊呢？呵！當中還有小孩呢！這樣小的小孩可以做工嗎？” 一個十一二歲的孩子，穿了件打滿補釘的短衫，下面的褲管，卷到齊膝蓋上，露出一段瘦小的腿，但态度已是一個老經驗的童工了，很敏速地夾雜在一群工人中溜過去。
“是的，這小孩實在太小了；”我輕輕地回答，“他們也有父母、兄弟、姊妹，也有一個‘家’；難道這些孩子們自己喜歡别離親人到外面來做苦工嗎？還不是為了面包問題！” “呵！這是整個的社會問題，沒有辦法。
”他感慨地說着。
“真的沒有辦法？密斯脫李，我想社會主義的蘇聯，決沒有這種畸形的現象吧！他們有托兒所，有為增進兒童幸福的機關，有為年老人休養的設備。
”不知為什麼，我今天意外的對他發出議論來了。
他聽了我的話，并沒有回答，隻“唔”的應了一聲。
我們沒有邊際的漫談着，從國内講到國外，從國外講到世界；哪個是，哪個非，沒有證人可以斷定；不過他的主張完全是被動的等待主義者，确和我不同的。
我們的話匣子停止了，默默地走着。
三三兩兩的工人，帶了他們應用的工具，絡續地經過一條通達飛機場的三裡街；這條街也就是貫通Y縣東西的要道，Y縣的市面，就在這三裡街上。
五月的陽光，熱烈地直射到人形複雜的三裡街上；醬黑色的工人們的臉孔，在陽光閃閃下現出光滑的油色。
當當的小鑼聲，在三裡街的四周走了一遭，立刻有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插在各家商店的門前；這并不是歡迎勞苦的工人們，而是歡迎××主席從南京回省的；然而結果，××主席并沒有到。
三裡街，顯然比前幾天要熱鬧得多哩，不但行人增多了，就是各色各種的旗幟——國旗，大減價旗，商店旗，也添了不少。
近來城裡幾家米鋪，小館子，煙紙店，百貨商店的生意，似乎也漸有起色。
這是因為突然增加了大批工人之故。
工人一到，立刻米價從八元五角，漲到九元三四角；并且，現在還是往上漲着，白胖胖的米店老闆，常常露出勝利的微笑。
黑壓壓的人群，在暗黝黝的館子裡吵亂着；一排四張的方桌子，周圍擠滿了黑炭似的人頭；大包子一個個地送進饑餓的嘴巴裡：這些全是工人。
賣盡了一天的精力；帶了疲倦的身體，唱着小調，一個個地走進他們臨時建造的草棚。
夜漸漸地深了，整個的Y縣靜靜地躺在黑暗裡；這時，除了聽到幾聲凄慘的小販叫賣外，一切都是沉默的。
武甯一日 熒星（江西） 似乎是一個很使人懶怠的日子，天氣倒很好，有太陽，有暖洋洋的風。
來了一個電報：“漢口×××彙交陸軍第××師國币叁萬壹仟柒百陸拾壹元伍角肆分，總馬零六二四号。
” “這倒是一筆不小的數目。
”一個還剛被充軍到這裡來替社會服務的下江佬說。
“嘻，老規矩，一個月兩回。
”我們的出納先生——終日捧着水煙筒的，淡淡的加上一句。
“生意，一部分得靠兵士啊！” 果然，接着就有好幾個丘八來彙款，兌錢。
一會兒也有幾個來買航空獎券，對二十二期的号碼，鬧烘烘的情況，看過去像這裡發生了一件槍殺兵士的命案。
有幾個鄉巴佬要換現洋。
“換花邊？媽的！想坐牢哪！”管兌換的老胖忙了一陣後，正沒好氣，就這麼罵着。
我們都歎了一口從來不曾歎過的長氣。
不遠的地方又來了軍号聲，其中還夾雜着歌唱。
漸漸地連歌句也聽得清了。
兵士們在唱“拿起你的槍快快地往前放，與那惡虎狼死命地打一場”。
像是無數的鴨子在溪流中大叫。
我隻得将兩指塞住耳孔。
兵終于走到門前了，最先是一面不大不小的旗，旗下八個吹号手，都是兩腮鼓起得如皮球，眼睛瞪起像狗那樣的。
再下去是一排排灰色的，一眼看不到底，如一陣陣灰色的浪頭在街心中起伏着。
其中也有幾個騎馬的，又有幾個走在隊伍旁邊的。
兵，都有着菜色的臉，消瘦的身子，破舊的軍服，爛了的草鞋。
軍号聲與歌聲又漸漸地遠去了。
“有這多的兵哪！”老胖把伸長了的頭頸擺轉原位。
“多，有什麼用呢。
”不知誰說了這樣一句。
我是想靜靜的安息一下，剛才的“壯容”實在把我攪昏了。
不料街上又來了吵架——這裡常常演的好戲。
這是兩個女人一邊吵嘴，一邊誇耀着各人有更多的姘頭。
我真意想不到。
二個女人吵架，竟會祭起這一種法寶。
這裡的小戶人家的女人十之八九都靠賣淫維持生活，她們的主顧就是“兵官”。
天氣有點熱了，連狗都躺在街沿上乘涼。
我從來不曾見得有像這裡那麼多的狗的地方。
幾乎每家都得平均攤派着一隻。
種類是隻有一種；但是花色，大小，雌雄，倒是一應俱全的。
跑到中山公園裡，見識所謂城内的壯丁與鄉下的壯丁的軍事操練。
晚上同事們打牌，報告日間去打茶圍與兵士沖突的經過。
做了一個夢，夢見我被包圍在兵士，女人，狗的中間。
醒來，聽得敲三更的更夫漸漸近來，外面許多狗在狂吠。
悼一個刊物的夭亡 何奏 魯戈（安徽安慶）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星期四，從早上到夜晚，一直刮着很大的風，沒有太陽，天上有很多灰色的雲，然而沒有下雨。
便是這麼一個怪天。
我們的心血的結晶——《秋羅》，今天該是第七十七次和親愛的讀者見面，向全社會呼号出它凄慘而勇敢的心底話的一天；可是，便在這一天，我們的《秋羅》被送上了斷頭台，割了它的舌條，暫時使它不能再從這安慶的一角播出它第七十七次的“枭鳴”了。
“我們底原稿沒有送進排字房吧？”一個傻頭傻腦的社友竟這樣率直地說。
何君的眼眶兒紅了，眼珠晶瑩着，然而呆住了。
…… 記得，是一九三四年的秋天吧，我們，一共三四個人，偶然地覺得自己所看到讀到經曆到因而得到的一點意見，應當有一個發表的地方，而且為增強力量，應當有個集體地發表的地方。
我們都是沉醉在文學中的，于是決定設法辦一個刊物。
我們是窮學生，而且是不受津貼的，什麼“雜志”之類的單行本，簡直成個夢。
我們便去找當時在我們學校裡教新文學的教授，許傑先生，商量結果，和當地唯一的某大報接洽，出版周刊。
兩三個星期之後，《秋羅》誕生了。
我們早就知道的，《秋羅》必然會遭某一部分人的歧視的。
但我們仍然掙紮着。
果然，不到七期——即七個星期——為了篇把文章有兩三位社友被請進了看守所拘留所去。
過了十幾天，又莫名其妙地開釋了。
報館的編輯先生常借“朋友”（？）名義在我們耳朵邊演說：“外面注意得很呢！小心些，青年！我們是不見外的朋友，還會欺騙你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