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孔子之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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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多，為練制炸彈的預備。
年長而根底較深的學生如周怒濤等，亦介紹入同盟會，參加秘密小組。
我三十九歲（前七年），又離愛國女學。
嗣後由徐紫則、吳書箴、蔣竹莊諸君相繼主持，愛國女學始漸成普通中學，而脫去從前革命性的特殊教育了。
四十歲（前六年），我到北京，在譯學館任教習，講授國文及西洋史，僅一學期，所編講義未完，即離館。
四十一歲至四十五歲（前五年至一年），又為我受教育時期。
第一年在柏林，習德語。
後三年，在萊比錫，進大學。
四十六歲（民國元年），我任教育總長，發表《對于教育方針之意見》，據清季學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的五項宗旨而加以修正，改為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公民道德、世界觀、美育五項。
前三項與尚武、尚實、尚公相等，而第四、第五兩項卻完全不同，以忠君與共和政體不合，尊孔與信仰自由相違，所以删去。
至提出世界觀教育，就是哲學的課程，意在兼采周秦諸子、印度哲學及歐洲哲學以打破二千年來墨守孔學的舊習。
提出美育，因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見；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顧忌，在教育上應特别注重。
對于公民道德的綱領，揭法國革命時代所标舉的自由、平等、友愛三項，用古義證明說：“自由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蓋謂之義。
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古者蓋謂之恕。
友愛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也；古者蓋謂之仁。
” 學部舊設普通教育、專門教育兩司；改教育部後，我為提倡成人教育、補習教育起見，主張增設社會教育司。
我與次長範靜生君常持相對的循環論，範君說：“小學沒有辦好，怎麼能有好中學？中學沒有辦好，怎麼能有好大學？所以我們第一步，當先把小學整頓。
”我說：“沒有好大學，中學師資哪裡來？沒有好中學，小學師資哪裡來？所以我們第一步，當先把大學整頓。
”把兩人的意見合起來，就是自小學以至大學，沒有一方面不整頓。
不過他的興趣，偏于普通教育，就在普通教育上多參加一點意見。
我的興趣，偏于高等教育，就在高等教育上多參加一點意見罷了。
我那時候，鑒于各省所辦的高等學堂，程度不齊，畢業生進大學時，甚感困難，改為大學預科，附屬于大學。
又鑒于高等師範學校的科學程度太低，規定逐漸停辦；而中學師資，以大學畢業生再修教育學的充之。
又以國立大學太少，規定于北京外，再在南京、漢口、成都、廣州各設大學一所。
後來我的朋友胡君适之等，對于停辦各省高等學堂，發見一種缺點，就是每一省會，沒有一種吸集學者的機關，使各省文化進步較緩。
這個缺點，直到後來各省競設大學時，才算補救過來。
清季的學制，于大學上，有一通儒院，為大學畢業生研究之所。
我于大學令中改名為大學院，即在大學中，分設各種研究所。
并規定大學高級生必須入所研究，俟所研究的問題解決後，始能畢業（此仿德國大學制）。
但是各大學未能實行。
清季學制，大學中仿各國神學科的例，于文科外又設經科。
我以為十四經中，如《易》《論語》《孟子》等，已入哲學系；《詩》《爾雅》，已入文學系；《尚書》、三《禮》《大戴記》、春秋三《傳》，已入史學系；無再設經科的必要，廢止之。
我認大學為研究學理的機關，要偏重文理兩科，所以于大學令中規定：設法商等科而不設文科者不得為大學；設醫工農等科而不設理科者，亦不得為大學；但此制迄未實行。
而我于任北大校長時，又覺得文理二科之劃分，甚為勉強；一則科學中如地理、心理等，兼涉文理；二則習文科者不可不兼習理科，習理科者不可不兼習文科。
所以北大的編制，但分十四系，廢止文理法等科别。
我五十一歲至五十八歲（民國六年至十二年），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
民國五年，我在法國，接教育部電，要我回國，任北大校長。
我遂于冬間回來。
到上海後，多數友人均勸不可就職，說北大腐敗，恐整頓不了。
也有少數勸駕的，說：腐敗的總要有人去整頓，不妨試一試。
我從少數友人的勸，往北京。
北京大學所以著名腐敗的緣故，因初辦時（稱京師大學堂）設仕學、師範等館，所收的學生，都是京官。
後來雖逐漸演變，而官僚的習氣，不能洗盡。
學生對于專任教員，不甚歡迎，較為認真的，且被反對。
獨于行政、司法界官吏兼任的，特别歡迎；雖時時請假，年年發舊講義，也不讨厭，因有此師生關系，畢業後可為奧援。
所以學生于講堂上領受講義，及當學期、學年考試時要求題目範圍特别預備
年長而根底較深的學生如周怒濤等，亦介紹入同盟會，參加秘密小組。
我三十九歲（前七年），又離愛國女學。
嗣後由徐紫則、吳書箴、蔣竹莊諸君相繼主持，愛國女學始漸成普通中學，而脫去從前革命性的特殊教育了。
四十歲（前六年），我到北京，在譯學館任教習，講授國文及西洋史，僅一學期，所編講義未完，即離館。
四十一歲至四十五歲（前五年至一年），又為我受教育時期。
第一年在柏林，習德語。
後三年，在萊比錫，進大學。
四十六歲（民國元年），我任教育總長，發表《對于教育方針之意見》，據清季學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的五項宗旨而加以修正，改為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公民道德、世界觀、美育五項。
前三項與尚武、尚實、尚公相等，而第四、第五兩項卻完全不同，以忠君與共和政體不合，尊孔與信仰自由相違，所以删去。
至提出世界觀教育，就是哲學的課程，意在兼采周秦諸子、印度哲學及歐洲哲學以打破二千年來墨守孔學的舊習。
提出美育，因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見；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顧忌，在教育上應特别注重。
對于公民道德的綱領，揭法國革命時代所标舉的自由、平等、友愛三項，用古義證明說：“自由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蓋謂之義。
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古者蓋謂之恕。
友愛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也；古者蓋謂之仁。
” 學部舊設普通教育、專門教育兩司；改教育部後，我為提倡成人教育、補習教育起見，主張增設社會教育司。
我與次長範靜生君常持相對的循環論，範君說：“小學沒有辦好，怎麼能有好中學？中學沒有辦好，怎麼能有好大學？所以我們第一步，當先把小學整頓。
”我說：“沒有好大學，中學師資哪裡來？沒有好中學，小學師資哪裡來？所以我們第一步，當先把大學整頓。
”把兩人的意見合起來，就是自小學以至大學，沒有一方面不整頓。
不過他的興趣，偏于普通教育，就在普通教育上多參加一點意見。
我的興趣，偏于高等教育，就在高等教育上多參加一點意見罷了。
我那時候，鑒于各省所辦的高等學堂，程度不齊，畢業生進大學時，甚感困難，改為大學預科，附屬于大學。
又鑒于高等師範學校的科學程度太低，規定逐漸停辦；而中學師資，以大學畢業生再修教育學的充之。
又以國立大學太少，規定于北京外，再在南京、漢口、成都、廣州各設大學一所。
後來我的朋友胡君适之等，對于停辦各省高等學堂，發見一種缺點，就是每一省會，沒有一種吸集學者的機關，使各省文化進步較緩。
這個缺點，直到後來各省競設大學時，才算補救過來。
清季的學制，于大學上，有一通儒院，為大學畢業生研究之所。
我于大學令中改名為大學院，即在大學中，分設各種研究所。
并規定大學高級生必須入所研究，俟所研究的問題解決後，始能畢業（此仿德國大學制）。
但是各大學未能實行。
清季學制，大學中仿各國神學科的例，于文科外又設經科。
我以為十四經中，如《易》《論語》《孟子》等，已入哲學系；《詩》《爾雅》，已入文學系；《尚書》、三《禮》《大戴記》、春秋三《傳》，已入史學系；無再設經科的必要，廢止之。
我認大學為研究學理的機關，要偏重文理兩科，所以于大學令中規定：設法商等科而不設文科者不得為大學；設醫工農等科而不設理科者，亦不得為大學；但此制迄未實行。
而我于任北大校長時，又覺得文理二科之劃分，甚為勉強；一則科學中如地理、心理等，兼涉文理；二則習文科者不可不兼習理科，習理科者不可不兼習文科。
所以北大的編制，但分十四系，廢止文理法等科别。
我五十一歲至五十八歲（民國六年至十二年），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
民國五年，我在法國，接教育部電，要我回國，任北大校長。
我遂于冬間回來。
到上海後，多數友人均勸不可就職，說北大腐敗，恐整頓不了。
也有少數勸駕的，說：腐敗的總要有人去整頓，不妨試一試。
我從少數友人的勸，往北京。
北京大學所以著名腐敗的緣故，因初辦時（稱京師大學堂）設仕學、師範等館，所收的學生，都是京官。
後來雖逐漸演變，而官僚的習氣，不能洗盡。
學生對于專任教員，不甚歡迎，較為認真的，且被反對。
獨于行政、司法界官吏兼任的，特别歡迎；雖時時請假，年年發舊講義，也不讨厭，因有此師生關系，畢業後可為奧援。
所以學生于講堂上領受講義，及當學期、學年考試時要求題目範圍特别預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