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孔子之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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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對于學術，并沒有何等興會。
講堂以外，又沒有高尚的娛樂與自動的組織，遂不得不于學校以外，競為不正當的消遣。
這就是著名腐敗的總因。
我于第一次對學生演說時，即揭破“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财之階梯”雲雲。
于是廣延積學與熱心的教員，認真教授，以提起學生研究學問的興會。
并提倡進德會（此會為民國元年吳稚晖、李石曾、張溥泉、汪精衛諸君發起，有不賭、不嫖、不娶妾的三條基本戒，又有不作官吏、不作議員、不飲酒、不食肉、不吸煙的五條選認戒），以挽奔競及遊蕩的舊習；助成體育會、音樂會、畫法研究會、書法研究會，以供正當的消遣；助成消費公社、學生銀行、校役夜班、平民學校、平民講演團與《新潮》等雜志，以發揚學生自動的精神，養成服務社會的能力。
北大的整頓，自文科起。
舊教員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錢玄同諸君，本已啟革新的端緒；自陳獨秀君來任學長，胡适之、劉半農、周豫才、周豈明諸君來任教員，而文學革命、思想自由的風氣，遂大流行。
理科自李仲揆、丁巽甫、王撫五、顔任光、李書華諸君來任教授後，内容始以漸充實。
北大舊日的法科，本最離奇，因本國尚無成文之公、私法，乃講外國法，分為三組：一日德、日法，習德文、日文的聽講；二日英美法，習英文的聽講；三日法國法，習法文的聽講。
我深不以為然，主張授比較法，而那時教員中能授比較法的，隻有王亮疇、羅鈞任二君。
二君均服務司法部，隻能任講師，不能任教授。
所以通盤改革，甚為不易。
直到王雪艇、周鲠生諸君來任教授後，始組成正式的法科，而學生亦漸去獵官的陋見，引起求學的興會。
我對于各家學說，依各國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兼容并包。
無論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即使彼此相反，也聽他們自由發展。
例如陳君介石、陳君漢章一派的文史，與沈君尹默一派不同；黃君季剛一派的文學，又與胡君适之的一派不同；那時候各行其是，并不相妨。
對于外國語，也力矯偏重英語的舊習，增設法、德、俄諸國文學系，即世界語亦列為選科。
那時候，受過中等教育的女生，有願進大學的；各大學不敢提議于教育部。
我說：一提議，必通不過。
其實學制上并沒有專收男生的明文；如招考時有女生來報名，可即著錄；如考試及格，可準其就學。
請從北大始。
于是北大就首先兼收女生，各大學仿行，教育部也默許了。
我于民國十二年離北大，但尚居校長名義，由蔣君夢麐代理，直到十五年自歐洲歸來，始完全脫離。
我六十一歲至六十二歲（十六年至十七年）任大學院院長。
大學院的組織，與教育部大概相同，因李君石曾提議試行大學區制，選取此名。
大學區的組織，是模仿法國的。
法國分全國為十六大學區，每區設一大學，區内各種教育事業，都由大學校長管理。
這種制度優于省教育廳與市教育局的一點，就是大學有多數學者，多數設備，決非廳局所能及。
我們為心醉合議制，還設有大學委員會，聘教育界先進吳稚晖、李石曾諸君為委員。
由委員會決議，先在北平（包河北省）、江蘇、浙江試辦大學區。
行了年餘，常有反對的人，甚至疑命名“大學”，有蔑視普通教育的趨勢，提議于大學院外再設一教育部的。
我遂自動地辭職，而政府也就改大學院為教育部；試辦的三大學區，從此也取消了。
我在大學院的時候，請楊君杏佛相助。
我素來寬容而迂緩，楊君精悍而機警，正可以他之長補我之短。
正與元年我在教育部時，請範君靜生相助，我偏于理想，而範君注重實戰，以他所長補我之短一樣。
大學院時代，院中設國際出版品交換處，後來移交中央研究院，近年又移交中央圖書館。
大學院時代，設國立音樂學校于上海，請音樂專家蕭君友梅為校長（第一年蕭君謙讓，由我居校長之名）。
增設國立藝術學校于杭州，請圖畫專家林君風眠為校長。
又計劃第一次全國美術展覽會，但此會開辦時，我已離大學院了。
大學院時代，設特約著作員，聘國内在學術上有貢獻而不兼有給職者充之，聽其自由著作，每月酌送補助費。
吳稚晖、李石曾、周豫才諸君皆受聘。
我于六十一歲時，參加中央政治會議，曾與吳稚晖、李石曾、張靜江諸君提議在首都、北平、浙江等處，設立研究院，通過。
首都一院，由大學院籌辦，名曰國立中央研究院。
十七年開辦，我以大學院院長兼任中央研究院院長。
我離大學院後，專任研究院院長，與教育界雖非無間接的關系，但對于教育行政，不複參與了。
1937年
講堂以外，又沒有高尚的娛樂與自動的組織，遂不得不于學校以外，競為不正當的消遣。
這就是著名腐敗的總因。
我于第一次對學生演說時，即揭破“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财之階梯”雲雲。
于是廣延積學與熱心的教員，認真教授，以提起學生研究學問的興會。
并提倡進德會（此會為民國元年吳稚晖、李石曾、張溥泉、汪精衛諸君發起，有不賭、不嫖、不娶妾的三條基本戒，又有不作官吏、不作議員、不飲酒、不食肉、不吸煙的五條選認戒），以挽奔競及遊蕩的舊習；助成體育會、音樂會、畫法研究會、書法研究會，以供正當的消遣；助成消費公社、學生銀行、校役夜班、平民學校、平民講演團與《新潮》等雜志，以發揚學生自動的精神，養成服務社會的能力。
北大的整頓，自文科起。
舊教員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錢玄同諸君，本已啟革新的端緒；自陳獨秀君來任學長，胡适之、劉半農、周豫才、周豈明諸君來任教員，而文學革命、思想自由的風氣，遂大流行。
理科自李仲揆、丁巽甫、王撫五、顔任光、李書華諸君來任教授後，内容始以漸充實。
北大舊日的法科，本最離奇，因本國尚無成文之公、私法，乃講外國法，分為三組：一日德、日法，習德文、日文的聽講；二日英美法，習英文的聽講；三日法國法，習法文的聽講。
我深不以為然，主張授比較法，而那時教員中能授比較法的，隻有王亮疇、羅鈞任二君。
二君均服務司法部，隻能任講師，不能任教授。
所以通盤改革，甚為不易。
直到王雪艇、周鲠生諸君來任教授後，始組成正式的法科，而學生亦漸去獵官的陋見，引起求學的興會。
我對于各家學說，依各國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兼容并包。
無論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即使彼此相反，也聽他們自由發展。
例如陳君介石、陳君漢章一派的文史，與沈君尹默一派不同；黃君季剛一派的文學，又與胡君适之的一派不同；那時候各行其是，并不相妨。
對于外國語，也力矯偏重英語的舊習，增設法、德、俄諸國文學系，即世界語亦列為選科。
那時候，受過中等教育的女生，有願進大學的；各大學不敢提議于教育部。
我說：一提議，必通不過。
其實學制上并沒有專收男生的明文；如招考時有女生來報名，可即著錄；如考試及格，可準其就學。
請從北大始。
于是北大就首先兼收女生，各大學仿行，教育部也默許了。
我于民國十二年離北大，但尚居校長名義，由蔣君夢麐代理，直到十五年自歐洲歸來，始完全脫離。
我六十一歲至六十二歲（十六年至十七年）任大學院院長。
大學院的組織，與教育部大概相同，因李君石曾提議試行大學區制，選取此名。
大學區的組織，是模仿法國的。
法國分全國為十六大學區，每區設一大學，區内各種教育事業，都由大學校長管理。
這種制度優于省教育廳與市教育局的一點，就是大學有多數學者，多數設備，決非廳局所能及。
我們為心醉合議制，還設有大學委員會，聘教育界先進吳稚晖、李石曾諸君為委員。
由委員會決議，先在北平（包河北省）、江蘇、浙江試辦大學區。
行了年餘，常有反對的人，甚至疑命名“大學”，有蔑視普通教育的趨勢，提議于大學院外再設一教育部的。
我遂自動地辭職，而政府也就改大學院為教育部；試辦的三大學區，從此也取消了。
我在大學院的時候，請楊君杏佛相助。
我素來寬容而迂緩，楊君精悍而機警，正可以他之長補我之短。
正與元年我在教育部時，請範君靜生相助，我偏于理想，而範君注重實戰，以他所長補我之短一樣。
大學院時代，院中設國際出版品交換處，後來移交中央研究院，近年又移交中央圖書館。
大學院時代，設國立音樂學校于上海，請音樂專家蕭君友梅為校長（第一年蕭君謙讓，由我居校長之名）。
增設國立藝術學校于杭州，請圖畫專家林君風眠為校長。
又計劃第一次全國美術展覽會，但此會開辦時，我已離大學院了。
大學院時代，設特約著作員，聘國内在學術上有貢獻而不兼有給職者充之，聽其自由著作，每月酌送補助費。
吳稚晖、李石曾、周豫才諸君皆受聘。
我于六十一歲時，參加中央政治會議，曾與吳稚晖、李石曾、張靜江諸君提議在首都、北平、浙江等處，設立研究院，通過。
首都一院，由大學院籌辦，名曰國立中央研究院。
十七年開辦，我以大學院院長兼任中央研究院院長。
我離大學院後，專任研究院院長，與教育界雖非無間接的關系，但對于教育行政，不複參與了。
193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