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孔子之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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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生活，是與物質生活對待的名詞。
孔子尚中庸，并沒有絕對地排斥物質生活，如墨子以自苦為極，如佛教的一切惟心造；例如《論語》所記：“失饪不食，不時不食”，“狐貉之厚以居”，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對于衣食住行，大抵持一種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的态度。
但使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在不可兼得的時候，孔子一定偏重精神方面。
例如孔子說：“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
”可見他的精神生活，是決不為物質生活所搖動的。
今請把他的精神生活分三方面來觀察。
第一，在智的方面。
孔子是一個愛智的人，嘗說：“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
”又說：“多聞阙疑”，“多見阙殆”，又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可以見他的愛智，是毫不含糊，決非強不知為知的。
他教子弟通禮、樂、射、禦、書、數的六藝，又為分設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彼勸人學詩，在心理上指出“興”“觀”“群”“怨”，在倫理上指出“事父”“事君”，在生物上指出“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
（他如《國語》說：孔子識肅慎氏之石驽，防風氏骨節，是考古學；《家語》說：孔子知萍實，知商羊，是生物學；但都不甚可信）可以見知力範圍的廣大。
至于知力的最高點，是道，就是最後的目的，所以說：“朝聞道，夕死可矣。
”這是何等的高尚！ 第二，在仁的方面。
從親愛起點，“泛愛衆，而親仁”，便是仁的出發點。
他的進行的方法用恕字，消極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積極的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他的普遍的要求，是“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他的最高點，是“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人［身］以成仁”。
這是何等偉大！ 第三，在勇的方面。
消極的以見義不力為無勇；積極的以童汪畸能執幹戈衛社稷可無殇。
但孔子對于勇，卻不同仁、智的無限推進，而時加以節制。
例如說：“小不忍則亂大謀”；“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欤？”“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暴虎憑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焉，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這又是何等的謹慎！ 孔子的精神生活，除上列三方面觀察外，尚有兩特點：一是毫無宗教的迷信，二是利用美術的陶養。
孔子也言天，也言命，照孟子的解釋，莫之為而為是天，莫之緻而至是命，等于數學上的未知數，毫無宗教的氣味。
凡宗教不是多神，便是一神；孔子不語神，敬鬼神而遠之，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完全置鬼神于存而不論之列。
凡宗教總有一種死後的世界；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之死而緻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緻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毫不能用天堂地獄等說來附會他。
凡宗教總有一種祈禱的效驗，孔子說：“丘之禱久矣”，“獲罪于天，無所禱也”，毫不覺得祈禱的必要。
所以孔子的精神上，毫無宗教的分子。
孔子的時代，建築、雕刻、圖畫等美術，雖然有一點萌芽，還算是實用與裝飾的工具，而不認為獨立的美術；那時候認為純粹美術的是音樂。
孔子以樂為六藝之一，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對于音樂的美感，是後人所不及的。
孔子所處的環境與二千年後的今日，很有差别；我們不能說孔子的語言到今日還是句句有價值，也不敢說孔子的行為到今日還是樣樣可以作模範。
但是抽象地提出他精神生活的概略，以智、仁、勇為範圍，無宗教的迷信而有音樂的陶養，這是完全可以為師法的。
1936年 我在教育界的經驗 我自六歲至十七歲，均受教育于私塾；而十八歲至十九歲，即充塾師（民元前二十九年及二十八年）。
二十八歲又在李莼客先生京寓中充塾師半年（前十八年）。
所教的學生，自六歲至二十餘歲不等。
教課是練習國文，并沒有數學與其他科學。
但是教國文的方法，有兩件是與現在的教授法相近的：一是對課，二是作八股文。
對課與現在的造句法相近。
由一字到四字，先生出上聯，學生想出下聯來。
不但名詞要對名詞，靜詞要對靜詞，動詞要對動詞；而且每一種詞裡面，又要取其品性相近的。
例如先生出一“山”字，是名詞，就要用“海”字或“水”字來對他，因為都是地理的名詞。
又如出“桃紅”二字，就要用“柳綠”或“薇紫”等詞來對他；第一字都用植物的名詞，第二字
孔子尚中庸，并沒有絕對地排斥物質生活，如墨子以自苦為極，如佛教的一切惟心造；例如《論語》所記：“失饪不食，不時不食”，“狐貉之厚以居”，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對于衣食住行，大抵持一種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的态度。
但使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在不可兼得的時候，孔子一定偏重精神方面。
例如孔子說：“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
”可見他的精神生活，是決不為物質生活所搖動的。
今請把他的精神生活分三方面來觀察。
第一，在智的方面。
孔子是一個愛智的人，嘗說：“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
”又說：“多聞阙疑”，“多見阙殆”，又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可以見他的愛智，是毫不含糊，決非強不知為知的。
他教子弟通禮、樂、射、禦、書、數的六藝，又為分設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彼勸人學詩，在心理上指出“興”“觀”“群”“怨”，在倫理上指出“事父”“事君”，在生物上指出“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
（他如《國語》說：孔子識肅慎氏之石驽，防風氏骨節，是考古學；《家語》說：孔子知萍實，知商羊，是生物學；但都不甚可信）可以見知力範圍的廣大。
至于知力的最高點，是道，就是最後的目的，所以說：“朝聞道，夕死可矣。
”這是何等的高尚！ 第二，在仁的方面。
從親愛起點，“泛愛衆，而親仁”，便是仁的出發點。
他的進行的方法用恕字，消極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積極的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他的普遍的要求，是“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他的最高點，是“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人［身］以成仁”。
這是何等偉大！ 第三，在勇的方面。
消極的以見義不力為無勇；積極的以童汪畸能執幹戈衛社稷可無殇。
但孔子對于勇，卻不同仁、智的無限推進，而時加以節制。
例如說：“小不忍則亂大謀”；“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欤？”“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暴虎憑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焉，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這又是何等的謹慎！ 孔子的精神生活，除上列三方面觀察外，尚有兩特點：一是毫無宗教的迷信，二是利用美術的陶養。
孔子也言天，也言命，照孟子的解釋，莫之為而為是天，莫之緻而至是命，等于數學上的未知數，毫無宗教的氣味。
凡宗教不是多神，便是一神；孔子不語神，敬鬼神而遠之，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完全置鬼神于存而不論之列。
凡宗教總有一種死後的世界；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之死而緻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緻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毫不能用天堂地獄等說來附會他。
凡宗教總有一種祈禱的效驗，孔子說：“丘之禱久矣”，“獲罪于天，無所禱也”，毫不覺得祈禱的必要。
所以孔子的精神上，毫無宗教的分子。
孔子的時代，建築、雕刻、圖畫等美術，雖然有一點萌芽，還算是實用與裝飾的工具，而不認為獨立的美術；那時候認為純粹美術的是音樂。
孔子以樂為六藝之一，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對于音樂的美感，是後人所不及的。
孔子所處的環境與二千年後的今日，很有差别；我們不能說孔子的語言到今日還是句句有價值，也不敢說孔子的行為到今日還是樣樣可以作模範。
但是抽象地提出他精神生活的概略，以智、仁、勇為範圍，無宗教的迷信而有音樂的陶養，這是完全可以為師法的。
1936年 我在教育界的經驗 我自六歲至十七歲，均受教育于私塾；而十八歲至十九歲，即充塾師（民元前二十九年及二十八年）。
二十八歲又在李莼客先生京寓中充塾師半年（前十八年）。
所教的學生，自六歲至二十餘歲不等。
教課是練習國文，并沒有數學與其他科學。
但是教國文的方法，有兩件是與現在的教授法相近的：一是對課，二是作八股文。
對課與現在的造句法相近。
由一字到四字，先生出上聯，學生想出下聯來。
不但名詞要對名詞，靜詞要對靜詞，動詞要對動詞；而且每一種詞裡面，又要取其品性相近的。
例如先生出一“山”字，是名詞，就要用“海”字或“水”字來對他，因為都是地理的名詞。
又如出“桃紅”二字，就要用“柳綠”或“薇紫”等詞來對他；第一字都用植物的名詞，第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