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中國之書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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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美術,以書畫為主要品,而兩者又互有密切之關系,其故有四:(一)起原同一。

    書始于指事、象形之文,猶之畫也。

    今之行、楷,雖形式已多改變,而溯源尚易。

    (二)工具共通。

    書畫皆用毛筆;畫之設色,雖非書所有,而水墨畫則又與書近。

    甚而裝裱之法,如手卷、立軸、橫幅等,亦無區别。

    (三)平行演進。

    自漢以後,書畫進化之程度,大略相等;其間著名作家,相承不絕,有系統可尋。

    其他建築、雕塑及美術工藝品,則偶有一時勃興,而俄焉衰歇;或偶有一二人特别擅長,而久無繼起者。

    (四)互相影響。

    自宋以後,除畫院供奉品外,無不以題識為畫面之一種要素。

    最近除仇英一家外,善畫者無不善書。

    其他布置習慣,如扇面上兩葉上之半書半畫,廳堂上之中懸畫軸。

    旁設對聯,皆呈互相輝映之觀。

    若銅器上,瓷器上之飾文,亦常并列書畫。

    其互相關系之密切,可以見矣。

     今欲述中國書畫進化之大概,可别為三個時期。

    秦以前:(西元前二○五年前)為古代,為萌芽時期;自漢至唐末(西元前二○四年至西元九○七年)為中古,為成熟時期;自五代至清末(西元九○八年至一九一一年)為近世,為特别發展時期。

    今按此三時期分别叙述,而殿以民國元年以來現代之狀況焉。

     一古代--書畫萌芽時期 中國古書所記,伏羲氏始作八卦,造書契。

    其後有距今四六二八年前(西元前二六九八年)即位之黃帝,命其臣倉颉作書,史皇作圖。

    神話而已,無以證其信否。

    又言帝舜(西元前二二五六年即位)“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彜藻火粉米黼黻〈緒,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

    ”(《尚書》)(華蟲,雉也。

    會,同繪。

    宗彜,虎蜼也,蜼為狼類。

    黼,作斧形,黻作亞形)又稱夏方有德(西元前二二○七年至一七六六年),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

    (《春秋左氏傳》宣公三年)是舜時已知用五彩繪繡,且以天象、動物、植物及用品為圖案,而夏初且能圖象怪物;然是否信史,尚屬疑問。

     北京地質調查所曾在河南、奉天、甘肅等處發現新石器時代及初銅器時代之彩色陶器,大抵在西元前三千年與二千年之間,其陶器或紅地黑紋,或灰地紅紋,或淡紅地加深紅彩色,為當時已知利用彩色之證。

    (見《古生物志》丁種第一号,河南石器時代之着色陶器)其出山河南遺墟者,僅示幾何花紋,如直線、曲線,弧形、8形、螺線及帶紋等;出〈自〉甘肅者,更具有各種動物圖形,如馬形、鳥形等,且有作人形及車形者。

    奉天秦王寨發見之陶器,多作波紋及波浪圍繞紋者,有時雙弧花紋,以背相向,或交相切成x之形。

    雙卧弓形,凸側向上,中連一長隙地,仿佛作棕葉形,此為一種退[進]化之植物花紋。

    因知此時期中對于色彩之配布,幾何形動植物,人體之描寫,已發其端,而尚無文字。

     在殷代(西元前一七六五--一一二二),常以天幹十字為人名。

    自來得古銅器者,辄以文字簡單而有父己、祖辛等人名為殷器。

    最近又于河南安陽縣殷之故都,得龜甲獸骨之刻有蔔詞者,其人名既相類似,而文字體格亦頗同符,其刀法之勻稱,行列之整齊。

    足以推知文字之應用,遠在殷以前矣。

    民國十七年十月,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所考古組李濟君等親往殷墟,以科學的方法試行發掘,所得甲骨,較購諸土人者為可信,足以證知殷人所刻文字之真相。

    而同時得有殷人陶器,于繩紋、弦紋。

    三角紋、斜方紋、雲雷紋以外,兼有獸耳、獸頭之飾。

    又得石刻人體之半,所遺留者,自腰至胫,并其握腿部之雙手。

    雖當時人之圖畫尚未發現,而其對于線條之布置與動物人體之觀察,亦可推見端倪也。

    《尚書》序稱高宗(西元前一三二四年即位)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皇甫谧謂使百工寫其形象。

    果如所解,則當時已有畫象之法矣。

     至于周(西元前一一二一--二四九),則金器之出工者較多;其花紋以雲雷與獸頭為多,植物甚少,人體殆不可見。

    直至秦季,圖畫之迹,尚未為吾人所目睹。

    史籍所載,畫斧于扆,畫虎于門,及其他日月為常,交龍為旂,熊虎為旗,鳥隼為旗,龜蛇為旐之類,以天象及動物為象征。

    《考工記》為周季人所著,稱畫繪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

    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舊之章,白與赤謂之黼,黑與青渭之黻。

    是當時對于各色配合之法,已甚注意。

    《考工記》又稱繪畫之事,後素功,則當時先布衆色,而後以白采分布其間,是一種鈎勒法。

    又《家語》稱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纣之象,面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

    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窟,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

    如所言果信,則當時畫家已有表現特色之能力。

    王逸作《楚辭章句》,謂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天地山川神靈琦玮橘雇及古賢聖怪物行事,是武梁石室等圖畫,在周代已肇其端矣。

    又《史記》稱: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鹹陽北阪上,是宮室界畫,當時已有能手。

    《說苑》稱,齊王起九重台,召敬君圖之,敬君久不得歸,思其妻,乃畫妻對之。

    是寫象畫亦已流行矣。

     《韓非子》稱:客有為周君畫能者,三年而成,君現之,與髹筴者同狀。

    周君大怒。

    畫筴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出時,架之其上而觀。

    ”周君為之,望見其狀,畫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

    此殆如歐洲之油畫,非在相當之距離,值适宜之光線,未易覩其優點者,足以見當時人對于繪畫之鑒賞力也。

    《莊子》稱:“宋元君将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

    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

    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赢;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所謂衆史皆至,頗近宋,明畫院之體制。

    其以解衣般礴之史為真畫者,殆如近代國内之尊寫意而薄工筆,歐洲之尚表現派而绌古典派矣。

    《呂氏春秋》以畫者之儀發而易貌,為等于射者之儀毫而失牆,明畫者當有扼要之識力,《韓非子》稱畫之最難者為犬,馬而易者為鬼魅,可以見當日偏重寫實之趨向,均理論之重要者也。

     鐘鼎款識,均用刀勒,其體與甲骨文字相等。

    其時又有竹書漆字,鄭玄、盧植等均稱為科鬥文。

    王隐曰:“太康元年,汲郡民盜發魏安厘王冢,得竹書漆字科鬥之文。

    科鬥文者,周時古文也。

    其字頭粗尾細,似科鬥之蟲,放俗名之焉。

    ”周宣王時(西元前八二七--七八二),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

    今北平所保存之石鼓文,相傳為此時所勒,字體茂密,誠與金器款識不同。

    及秦代,李斯又齊同各國文字,定為小篆。

    今所傳琅琊。

    泰山等刻石,體皆圓長;而秦權銘文則變為方扁,但均與石鼓文不同。

    時又有程邈作隸書,為晉以後行楷書所自出,而蒙恬始以免毫為筆,供以後二千年間書畫之利用而推廣,其功亦不可忘焉。

     二中世--書畫成熟時期 自漢初至唐末,凡千一百十二年(西元前二○六年至西元九○六年),在此一時期中,各體書畫,均有著名之作品;内容之複雜,形式之變化,幾已應有盡有。

    收藏鑒賞,代有其人,理論漸出專著。

    書畫二者,既被确定為美術品,而且被認為有同等之價值者,故調之成熟時期, (甲)畫之演進 人物畫,前時期已有之,而此時期中至為發展。

    有畫古人者,如漢武帝使黃門畫者畫周公助成王之圖賜霍光;獻帝時所建之成都學周公禮殿,畫三皇五帝三代之君臣及孔子七十二弟子于壁間;楊修之嚴君平賣蔔圖;唐閻立德之右軍點翰圖等是也。

    有畫同時人者,如漢宣帝畫功臣之象于麒麟閣,并題其氏名官爵,唐閻立德畫秦府十八學士,淩煙閹二十四功臣,顧恺之圖裴楷,頰上加三毫,觀者覺神明殊勝。

    梁武帝以諸王在外,思之,遣張僧繇乘傳寫貌,對之如面,是也。

    有畫外人者,如漢成帝畫匈奴休屠王後之象于宮壁,唐閻立德作王會圖及職貢圖,畫異方人物詭怪之質,其弟立本奉诏畫外國圖,張萱之日本女騎圖,周叻之天竺女人圖等皆是;而唐之胡鑲、胡虔,以圖畫番族擅長,在宣和畫譜中,鑲所作番族畫六十有六,虔所作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