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中國教育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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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研究中國教育的發展，首先，有必要對早期的曆史作些回顧。
早在遠古時代，中國的聖哲賢君就非常關心教育問題。
他們在治理國家、造福人群的過程中，由于碰到了種種困難，才逐步認識到要使國家達到大治，必須把注意力移向有利于國家前途的教育問題上。
教育問題是舜迫切關心的一個問題。
據史家記載，他是有史以來第一個任命一位“司徒”，在最基本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方面進行教育的聖人。
在教會人們耕作收獲、教會他們種植五谷以後，舜命令契教導人們“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這是孟子在舜死後兩千年記錄下來的。
雖然這句話的根據無可稽考，但是這一史料，仍具有重要的價值，因為它是古典文獻中關于我國遠古時代教育的最早論述。
我們從《書經》中還可以獲知另一個史實，它可以使我們進一步了解古代教育的發展。
據《堯典》記載，舜說：“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顯而易見，他認為“樂”在調諧年輕人的感情方面是頗有益處的，它是一種陶冶性情的訓練。
這看來是一種必然的發展。
其時間遠在公元前二十三世紀。
當時，教育的主要課題，一方面是強調道德義務；另一方面是培養人們種種善良正直的習性。
這就是：為作一個良好的人而進行道德教育，為作一個有德性的人而進行社會教育。
這兩種思想互相融彙，目的在于建立一種和諧的社會關系。
我國古代教育家為此而孜孜努力，實際上也實現了這一目标。
往後（公元前十二世紀），産生了更多的學科。
一系列學說開始付諸實施，它包括為貴族階級規定三德、三行、六藝、六經和尊卑次序；為平民規定六德、六行及六藝。
我國古代教育家的教育方法，在某些方面同中國現代從西方各國引進的那些方法極為相似。
具體地說，古時人們所謂的道德教育實際上就是現代學校課程中的倫理學，而六藝（即禮、樂、射、禦、書、數）中的射、禦，相當于我們現在的體育。
與道德教育和體育有密切聯系的是算術。
這就形成了我們今天所稱的抽象思維的訓練和智力的訓練。
禮儀的教學于今被認為是一種介乎道德教育與智力訓練範圍之間的科目。
以我們現代的觀點來衡量，或從這種教育本身對人的身心和諧予以全力關注這一點來衡量，這個時期（從公元前二十三世紀到孟子的時代），可以認為是一個在教育上取得顯著成就的時期。
其中，更重大的發展，乃是陳舊的教育機構的衰亡，代之而興起的，是更大規模的叫作“成均”的大型學院機構。
我們對此應該給予充分的評價，它的意義在于創立了現代由國家資助的高等教育機構的雛形。
大約在公元前六世紀，我國一些相當于古希臘學院的私學，成為教育界突出的、有影響的組成部分。
在這個時期的諸子百家中，開始出現兩大顯學，這兩派的形成是具有重大意義的事情，他們對于各種問題各自作出不同的解釋。
一方面是孔子以四科，即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教導中國；而另一方面則是墨子在策略方面教導中國，他傳授一種具有邏輯性的、形象化的辯證的工作方法。
雖然如此，墨子對于政治與道德教育的強調仍不亞于孔子。
最奇怪的是，在墨子的學說中，還涉及光學和力學，而這些同現代科學竟息息相關。
在墨子的著作中，确實提到過物理學與化學，可惜這個天才遭受的是孤軍奮戰的命運。
如果墨子對于科學的偉大思想，不是由于缺乏他同時代的人的支持而停滞不前的話，那麼，中國的面貌可能是迥然不同了。
上面所提到的障礙，無疑是由于被混雜着巫術的儒學占了優勢地位。
巫術者在與墨子學說的鬥争中，代表了儒家的傳統教義。
他們認為萬物有靈，對一切社會現象和自然現象，采取神秘的解釋，把它們歸結為陰、陽兩種形式的變化，認為一切事物由五行（即水、木、金、火、土）組成。
他們由于受到所掌握的材料的局限，因而在認識上受到嚴重的限制。
而且，更不幸的是，神學化了的儒學，當時無論在官學或在私學中，都占了上風。
公元一世紀時，由于印度哲學開始傳入我國，因而在教育方面出現了顯著的、極為重要的哲學變化。
印度哲學發現自身與老、莊學說相吻合，因此，出現了這三者合流的發展趨勢。
甚至儒家的學者們，也把他們的道德行為觀念和政治觀念退到次要的地位，從而興起了玄學。
在公元五世紀，建立了宣傳玄學的機構。
到公元八世紀，儒學又一次在教育界占支配地位，特别是“四科”再次成為教學原則的具體内容。
于是，由印度哲學引起的、曆時幾百年的擴大知識領域的狀況漸漸衰落。
從那時起直到十九世紀，學校隻采用儒家經典作為教科書，附加一些論述玄學的著作。
整整四千年的中國教育，除了有過科學的萌芽以及玄學曾成功地站住過腳以外，可以說，在實際上絲毫沒
早在遠古時代，中國的聖哲賢君就非常關心教育問題。
他們在治理國家、造福人群的過程中，由于碰到了種種困難，才逐步認識到要使國家達到大治，必須把注意力移向有利于國家前途的教育問題上。
教育問題是舜迫切關心的一個問題。
據史家記載，他是有史以來第一個任命一位“司徒”，在最基本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方面進行教育的聖人。
在教會人們耕作收獲、教會他們種植五谷以後，舜命令契教導人們“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這是孟子在舜死後兩千年記錄下來的。
雖然這句話的根據無可稽考，但是這一史料，仍具有重要的價值，因為它是古典文獻中關于我國遠古時代教育的最早論述。
我們從《書經》中還可以獲知另一個史實，它可以使我們進一步了解古代教育的發展。
據《堯典》記載，舜說：“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顯而易見，他認為“樂”在調諧年輕人的感情方面是頗有益處的，它是一種陶冶性情的訓練。
這看來是一種必然的發展。
其時間遠在公元前二十三世紀。
當時，教育的主要課題，一方面是強調道德義務；另一方面是培養人們種種善良正直的習性。
這就是：為作一個良好的人而進行道德教育，為作一個有德性的人而進行社會教育。
這兩種思想互相融彙，目的在于建立一種和諧的社會關系。
我國古代教育家為此而孜孜努力，實際上也實現了這一目标。
往後（公元前十二世紀），産生了更多的學科。
一系列學說開始付諸實施，它包括為貴族階級規定三德、三行、六藝、六經和尊卑次序；為平民規定六德、六行及六藝。
我國古代教育家的教育方法，在某些方面同中國現代從西方各國引進的那些方法極為相似。
具體地說，古時人們所謂的道德教育實際上就是現代學校課程中的倫理學，而六藝（即禮、樂、射、禦、書、數）中的射、禦，相當于我們現在的體育。
與道德教育和體育有密切聯系的是算術。
這就形成了我們今天所稱的抽象思維的訓練和智力的訓練。
禮儀的教學于今被認為是一種介乎道德教育與智力訓練範圍之間的科目。
以我們現代的觀點來衡量，或從這種教育本身對人的身心和諧予以全力關注這一點來衡量，這個時期（從公元前二十三世紀到孟子的時代），可以認為是一個在教育上取得顯著成就的時期。
其中，更重大的發展，乃是陳舊的教育機構的衰亡，代之而興起的，是更大規模的叫作“成均”的大型學院機構。
我們對此應該給予充分的評價，它的意義在于創立了現代由國家資助的高等教育機構的雛形。
大約在公元前六世紀，我國一些相當于古希臘學院的私學，成為教育界突出的、有影響的組成部分。
在這個時期的諸子百家中，開始出現兩大顯學，這兩派的形成是具有重大意義的事情，他們對于各種問題各自作出不同的解釋。
一方面是孔子以四科，即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教導中國；而另一方面則是墨子在策略方面教導中國，他傳授一種具有邏輯性的、形象化的辯證的工作方法。
雖然如此，墨子對于政治與道德教育的強調仍不亞于孔子。
最奇怪的是，在墨子的學說中，還涉及光學和力學，而這些同現代科學竟息息相關。
在墨子的著作中，确實提到過物理學與化學，可惜這個天才遭受的是孤軍奮戰的命運。
如果墨子對于科學的偉大思想，不是由于缺乏他同時代的人的支持而停滞不前的話，那麼，中國的面貌可能是迥然不同了。
上面所提到的障礙，無疑是由于被混雜着巫術的儒學占了優勢地位。
巫術者在與墨子學說的鬥争中，代表了儒家的傳統教義。
他們認為萬物有靈，對一切社會現象和自然現象，采取神秘的解釋，把它們歸結為陰、陽兩種形式的變化，認為一切事物由五行（即水、木、金、火、土）組成。
他們由于受到所掌握的材料的局限，因而在認識上受到嚴重的限制。
而且，更不幸的是，神學化了的儒學，當時無論在官學或在私學中，都占了上風。
公元一世紀時，由于印度哲學開始傳入我國，因而在教育方面出現了顯著的、極為重要的哲學變化。
印度哲學發現自身與老、莊學說相吻合，因此，出現了這三者合流的發展趨勢。
甚至儒家的學者們，也把他們的道德行為觀念和政治觀念退到次要的地位，從而興起了玄學。
在公元五世紀，建立了宣傳玄學的機構。
到公元八世紀，儒學又一次在教育界占支配地位，特别是“四科”再次成為教學原則的具體内容。
于是，由印度哲學引起的、曆時幾百年的擴大知識領域的狀況漸漸衰落。
從那時起直到十九世紀，學校隻采用儒家經典作為教科書，附加一些論述玄學的著作。
整整四千年的中國教育，除了有過科學的萌芽以及玄學曾成功地站住過腳以外，可以說，在實際上絲毫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