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老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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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救世的風氣。
他倡導一種主義，稱之為“王政”，到新近稱王的幾個國家去，對國王說：“你們稱王不是想統一天下嗎？須知要達到這個目的，非先行我所說的王政不可。
”他的主義沒有什麼特别的，隻是想限制貴族的權利，使平民都有溫飽的生活可過；又要使德行最好的人成為政治地位最高的人：這些意見都和墨子之說很相近。
但一提到家族制度，則他完全承受孔子之說，維持父權，提倡厚葬和三年之喪，因此，他罵主張兼愛的墨子為“無父”。
同時他因反對個人主義，也連帶罵那主張獨善其身的楊朱為“無君”（這個君不是說掌握大權的君主，隻是泛指國家與社會，說楊朱不肯為人所用，不盡國民的責任而已）。
我們可以說，孟子絕不是純粹的孔子之徒，他乃是孔、墨兩家的調和者。
在孟子時，還有一個人是調和墨與楊的，叫做宋钘。
他的學說有兩方面：在外的是“禁攻寝兵”，在内的是“情欲寡淺”。
這就是說，他用墨子之學做事業，用楊朱之學修身心。
他要兼顧别人和自己，使之得到同樣的滿足。
他說：“一個人所以和人鬥争，隻為受了别人的侮辱。
但你自己的人格并不因為别人的侮辱而有損傷，所以你受的侮辱并不是你的真羞恥。
而且一個人的欲望是本來不多的，隻要你心有所主，不使外面的東西擾亂了你的心，增加了你的欲望，那麼，你既不侵犯别人，别人也就不來侵犯你了。
”這不能相容的三大派，有了他們二人的調和，居然漸漸地接近起來。
楊朱和宋妍都讨論到人性的本質、人和外物的關系、以及如何可保全自己的真性等問題。
以戰國時思想的解放，學術界進步的急速，這個趨勢就使一班學者超出于實際的政治論而向哲學方面走去。
他們要讨論宇宙的本體了，要讨論知識的真實性了，要讨論人生的究竟意義了。
于是有的以清虛為目标，不願立自己的主張，隻想像鏡子這樣，照着萬物。
有的說，知識是靠不住的，而且也求不盡的，何必這樣自尋苦惱呢，隻消委心任運好了。
他們看出一切的觀念都隻是相對的，所以有大小、高下、是非、壽夭等等差别；但實體是絕對的，沒有差别的。
他們喚這個絕對的實體為“道”；以為得道的人的心中就不存着這些差别，所以由他看來，萬物都是一齊的。
“道家”這個稱謂就從這裡來了。
他們的話都說得非常玄妙，使人不全懂也沒法駁。
然而因為他們要得到這個最高的“道”，把人世間事看得很輕，社會的規律無形中都給打破，使得統治國家的人感到棘手。
又因一般人民學會了他們的辯論法，死裡說出活來，弄得任何事情都沒有固定的是非可據，尤使統治者痛苦。
所以到戰國之末，激起了一個新學派，稱為“法家”，專為統治者說話；他們主張遏滅私家之學，禁止遊談之士，平民都須專力農作，不得随便發議論。
把這個意思講得最清楚的是韓非的《五蠹》和《顯學》，其後秦始皇的焚書滅學即是這個政策的實行。
說了一通戰國學術界的大勢，再回到老子身上。
老子是主張柔弱和謙下的。
他所以這樣，并不是愛這樣幹，乃是因為用了這種手段可以達到勝過剛強者的目的。
他以為要不受人家的欺侮，先要使對方不想欺侮。
我柔弱了，好勝的人就不來和我生事了。
如果對方決心要欺侮我，那麼我就讓他，他得其所欲也就完事了。
但是他嘗到了這個甜頭，一定以為欺侮人是容易的，他将愈敢放開這手腕，終至碰到了一個比他更強橫的敵人把他打倒而後已。
所以，我的讓他并非我的吃虧，隻是騙他走上倒黴的第一步，依然是我的勝利。
而且愈肯吃虧的愈能獲得别人的同情，地位也就高起來。
所以他說，事情往往是相反的：吃虧就是便宜，便宜就是吃虧。
這種見解，我猜想是宋钘的“見侮不辱”的演進，是楊朱的“全生”學說的變相。
如果猜得對，則老子應是宋钘的後輩，怪不得孔、墨、孟的書裡全不曾把他提起，他如何做得孔子的老師！至于《老子》這書為什麼說不是他做的，則因書中說“絕聖棄知”“絕學無憂”“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知多”等話完全是戰國末年的思想；這時以前的聖知正是社會上所崇拜的，它不曾在民間生出流弊，沒有棄絕的需要。
而且戰國時人每提到老子，隻有說他主柔弱，沒有說他想毀滅文化，可見這些話不是他固有的。
那麼，我們為什麼不說他生于戰國之末，可以把這些意思寫進了自己的書裡呢？這因到了那時，他為孔子之師的傳說已起來了，叫人錯認了時代的人一定是過去的人，所以他不會生得太晚。
因此，我們以為老子這人是戰國中期的，《老子》這書是戰國後期的。
戰國後期的人作的書為什麼要托老子的名？大概因為這部書裡采用他的話最多，所以就用他作代表了；或者作者并非有心托他而被後人誤認了。
他倡導一種主義，稱之為“王政”，到新近稱王的幾個國家去，對國王說：“你們稱王不是想統一天下嗎？須知要達到這個目的，非先行我所說的王政不可。
”他的主義沒有什麼特别的，隻是想限制貴族的權利，使平民都有溫飽的生活可過；又要使德行最好的人成為政治地位最高的人：這些意見都和墨子之說很相近。
但一提到家族制度，則他完全承受孔子之說，維持父權，提倡厚葬和三年之喪，因此，他罵主張兼愛的墨子為“無父”。
同時他因反對個人主義，也連帶罵那主張獨善其身的楊朱為“無君”（這個君不是說掌握大權的君主，隻是泛指國家與社會，說楊朱不肯為人所用，不盡國民的責任而已）。
我們可以說，孟子絕不是純粹的孔子之徒，他乃是孔、墨兩家的調和者。
在孟子時，還有一個人是調和墨與楊的，叫做宋钘。
他的學說有兩方面：在外的是“禁攻寝兵”，在内的是“情欲寡淺”。
這就是說，他用墨子之學做事業，用楊朱之學修身心。
他要兼顧别人和自己，使之得到同樣的滿足。
他說：“一個人所以和人鬥争，隻為受了别人的侮辱。
但你自己的人格并不因為别人的侮辱而有損傷，所以你受的侮辱并不是你的真羞恥。
而且一個人的欲望是本來不多的，隻要你心有所主，不使外面的東西擾亂了你的心，增加了你的欲望，那麼，你既不侵犯别人，别人也就不來侵犯你了。
”這不能相容的三大派，有了他們二人的調和，居然漸漸地接近起來。
楊朱和宋妍都讨論到人性的本質、人和外物的關系、以及如何可保全自己的真性等問題。
以戰國時思想的解放，學術界進步的急速，這個趨勢就使一班學者超出于實際的政治論而向哲學方面走去。
他們要讨論宇宙的本體了，要讨論知識的真實性了，要讨論人生的究竟意義了。
于是有的以清虛為目标，不願立自己的主張，隻想像鏡子這樣，照着萬物。
有的說，知識是靠不住的，而且也求不盡的，何必這樣自尋苦惱呢，隻消委心任運好了。
他們看出一切的觀念都隻是相對的，所以有大小、高下、是非、壽夭等等差别；但實體是絕對的，沒有差别的。
他們喚這個絕對的實體為“道”；以為得道的人的心中就不存着這些差别，所以由他看來，萬物都是一齊的。
“道家”這個稱謂就從這裡來了。
他們的話都說得非常玄妙，使人不全懂也沒法駁。
然而因為他們要得到這個最高的“道”，把人世間事看得很輕，社會的規律無形中都給打破，使得統治國家的人感到棘手。
又因一般人民學會了他們的辯論法，死裡說出活來，弄得任何事情都沒有固定的是非可據，尤使統治者痛苦。
所以到戰國之末，激起了一個新學派，稱為“法家”，專為統治者說話；他們主張遏滅私家之學，禁止遊談之士，平民都須專力農作，不得随便發議論。
把這個意思講得最清楚的是韓非的《五蠹》和《顯學》，其後秦始皇的焚書滅學即是這個政策的實行。
說了一通戰國學術界的大勢，再回到老子身上。
老子是主張柔弱和謙下的。
他所以這樣，并不是愛這樣幹，乃是因為用了這種手段可以達到勝過剛強者的目的。
他以為要不受人家的欺侮，先要使對方不想欺侮。
我柔弱了，好勝的人就不來和我生事了。
如果對方決心要欺侮我，那麼我就讓他，他得其所欲也就完事了。
但是他嘗到了這個甜頭，一定以為欺侮人是容易的，他将愈敢放開這手腕，終至碰到了一個比他更強橫的敵人把他打倒而後已。
所以，我的讓他并非我的吃虧，隻是騙他走上倒黴的第一步，依然是我的勝利。
而且愈肯吃虧的愈能獲得别人的同情，地位也就高起來。
所以他說，事情往往是相反的：吃虧就是便宜，便宜就是吃虧。
這種見解，我猜想是宋钘的“見侮不辱”的演進，是楊朱的“全生”學說的變相。
如果猜得對，則老子應是宋钘的後輩，怪不得孔、墨、孟的書裡全不曾把他提起，他如何做得孔子的老師！至于《老子》這書為什麼說不是他做的，則因書中說“絕聖棄知”“絕學無憂”“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知多”等話完全是戰國末年的思想；這時以前的聖知正是社會上所崇拜的，它不曾在民間生出流弊，沒有棄絕的需要。
而且戰國時人每提到老子，隻有說他主柔弱，沒有說他想毀滅文化，可見這些話不是他固有的。
那麼，我們為什麼不說他生于戰國之末，可以把這些意思寫進了自己的書裡呢？這因到了那時，他為孔子之師的傳說已起來了，叫人錯認了時代的人一定是過去的人，所以他不會生得太晚。
因此，我們以為老子這人是戰國中期的，《老子》這書是戰國後期的。
戰國後期的人作的書為什麼要托老子的名？大概因為這部書裡采用他的話最多，所以就用他作代表了；或者作者并非有心托他而被後人誤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