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老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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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上古史，說它長也真長。
看傳統的史書，從夏禹到現在有四千年，從黃帝到現在有五千年，從三皇到現在約有十萬年，再前一點就是開辟天地的盤古氏了。
照這樣說，自從有了天地就有我們的曆史記載，從此不曾斷過，真是極大的光榮。
可是我們翻開東周以前的書，其中隻有稱說夏、殷，夏以上就一字不提，這為什麼呢？記孔子之言的《論語》、墨子之言的《墨子》、孟子之言的《孟子》，提到夏以前了，但也隻有堯、舜。
因此，儒家編集的《尚書》就托始于《堯典》。
堯以前有無帝王，這問題是沒人提起的。
看孟子說的“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于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谷不登，禽獸逼人”，仿佛堯的時候還是洪荒初啟，堯以前不能再有别的帝王，就使還有也是無從知道的了。
但稍後于孟子的鄒衍，他的曆史說就從當時直序到黃帝，再推至窈窈冥冥的天地未生之際，可見他以為黃帝是堯、舜以前的帝王，曆史記載的開頭。
這一變便使上古史換了一個新面目。
司馬遷作《史記》，列《五帝本紀》于《夏本紀》之前，而以黃帝為其魁首，黃帝的曆史地位就益加鞏固，直到如今不曾動搖。
但是為了儒家的孔、孟都不提黃帝，他們的經典《尚書》也沒有叙述到堯以前，所以黃帝在儒家中是不占勢力的。
至于陰陽家、道家、神仙家、醫家、曆家……都常說起黃帝，而且把他看作教主，因此他竟成了一個極偉大的偶像，由他開創了中國的全部文化。
依我想，這完全是時代因緣的湊合。
假使他的傳說發生得早些，自會成了儒、墨二家崇拜的對象。
假使堯、舜的傳說發生得遲些，那麼也就會變為“百家言不雅馴”的箭垛。
這立言的諸子何嘗像我們這樣用功研究古史，他們隻是拉了一個當時認為最古而且最有力的人作為自己的學說的保護者而已。
黃帝是怎樣一個人物，或隻是天上的五色帝之一，或者有别的背景，均不可知；但他的傳說普及于學術界是戰國末年的事，其發展直到西漢，則是一個極明顯的事實。
所以我們如果研究黃帝，切勿以為所研究的是夏以前的史，而應當看做戰國、秦、漢史，因為他的傳說隻是戰國、秦、漢間的思想學術的反映，隻是表現了戰國、秦、漢間的文化。
老子，名聃，說是周朝的史官，作有《老子》一書，又名《道德經》，他在學統中的地位正像黃帝在帝統中的地位一樣高。
大家說：他是孔子的老師，他是先秦諸子中的第一個，他是道家的開創者。
因為作師的老子開創了道家，他的弟子孔子開創了儒家，所以一向公認道家在儒家之前。
可是到了現在，我們從種種方面研究，都得到相反的結論：老子這個人必在孔子之後，《老子》這部書又在老子之後，老子不是道家的開創者，道家的成立又遠後于儒家。
這些結論的理由複雜得很；現在我們且不談考據，先講一講孔子以來的學術界的情形。
學者們的思想不是順着時代就是反着時代，孔子是反時代的一個人。
他在世時候，舊式的社會組織已漸崩潰，他目睹“君不君、臣不臣”的樣子非常生氣，所以提倡“正名”和“禮治”，要維持舊制度，又改良舊制度。
他造成了一個新學派（這學派後來喚做“儒家”），常把舊制度加上自己的理想來鼓吹和演習。
他又因宗法組織将聯帶崩潰，所以提倡孝道，說父母生時應怎樣的奉事，死了要怎樣的喪葬，借着親子的感情作維持它的工具。
後來列國内外吞并愈烈，成年的打仗，殘餘的貴族又奢侈得厲害，人民陷于水火之中；如何可以作迫切的救援，這一點就不是儒家所能負的使命。
所以墨子起來，打破孔子的維持舊制度的政策，直接痛快，主張“兼愛”以毀滅宗法組織，主張“尚賢”以破壞世族專政。
他不要什麼帶有貴族性的禮樂，隻要一般平民都有飯吃，可以過他們的正當生活。
他四面奔跑，勸止戰争，簡直隻看見人民，忘記了自己。
但不久出來一個楊朱，他對于救世問題又換了一種看法。
他覺得世界之所以亂都由于心的外骛，一個人的欲望是永遠填不滿的，不幸大家要求盡量的滿足，就激起了許多鬥争。
他以為人人肯不奪别人所有以利己，也不讓别人奪去自己的所有，那時世界就太平了。
他以為墨子固然一團好心，但隻見别人而不見自己，這也算是骛外，和縱欲的人有同等的弊病，所以他主張保全自己的精神和形體，不受外物的引誘，拔一根毛去利天下人是不做的，把天下的東西來供一己的使用也是不取的。
他的主義就稱為“為我”。
在那時，孔、墨、楊三派鼎足而峙：一派主張複古，一派主張舍身救世，一派主張舍世救身。
既已三派分立，叫後來的人何所适從呢？于是起來了一個孟子，他的生地極近孔子，早受了儒家古禮的熏陶；他遭逢的時勢比墨子更壞，也感染了墨
看傳統的史書，從夏禹到現在有四千年，從黃帝到現在有五千年，從三皇到現在約有十萬年，再前一點就是開辟天地的盤古氏了。
照這樣說，自從有了天地就有我們的曆史記載，從此不曾斷過，真是極大的光榮。
可是我們翻開東周以前的書，其中隻有稱說夏、殷，夏以上就一字不提，這為什麼呢？記孔子之言的《論語》、墨子之言的《墨子》、孟子之言的《孟子》，提到夏以前了，但也隻有堯、舜。
因此，儒家編集的《尚書》就托始于《堯典》。
堯以前有無帝王，這問題是沒人提起的。
看孟子說的“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于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谷不登，禽獸逼人”，仿佛堯的時候還是洪荒初啟，堯以前不能再有别的帝王，就使還有也是無從知道的了。
但稍後于孟子的鄒衍，他的曆史說就從當時直序到黃帝，再推至窈窈冥冥的天地未生之際，可見他以為黃帝是堯、舜以前的帝王，曆史記載的開頭。
這一變便使上古史換了一個新面目。
司馬遷作《史記》，列《五帝本紀》于《夏本紀》之前，而以黃帝為其魁首，黃帝的曆史地位就益加鞏固，直到如今不曾動搖。
但是為了儒家的孔、孟都不提黃帝，他們的經典《尚書》也沒有叙述到堯以前，所以黃帝在儒家中是不占勢力的。
至于陰陽家、道家、神仙家、醫家、曆家……都常說起黃帝，而且把他看作教主，因此他竟成了一個極偉大的偶像，由他開創了中國的全部文化。
依我想，這完全是時代因緣的湊合。
假使他的傳說發生得早些，自會成了儒、墨二家崇拜的對象。
假使堯、舜的傳說發生得遲些，那麼也就會變為“百家言不雅馴”的箭垛。
這立言的諸子何嘗像我們這樣用功研究古史，他們隻是拉了一個當時認為最古而且最有力的人作為自己的學說的保護者而已。
黃帝是怎樣一個人物，或隻是天上的五色帝之一，或者有别的背景，均不可知；但他的傳說普及于學術界是戰國末年的事，其發展直到西漢，則是一個極明顯的事實。
所以我們如果研究黃帝，切勿以為所研究的是夏以前的史，而應當看做戰國、秦、漢史，因為他的傳說隻是戰國、秦、漢間的思想學術的反映，隻是表現了戰國、秦、漢間的文化。
老子，名聃，說是周朝的史官，作有《老子》一書，又名《道德經》，他在學統中的地位正像黃帝在帝統中的地位一樣高。
大家說：他是孔子的老師，他是先秦諸子中的第一個，他是道家的開創者。
因為作師的老子開創了道家，他的弟子孔子開創了儒家，所以一向公認道家在儒家之前。
可是到了現在，我們從種種方面研究，都得到相反的結論：老子這個人必在孔子之後，《老子》這部書又在老子之後，老子不是道家的開創者，道家的成立又遠後于儒家。
這些結論的理由複雜得很；現在我們且不談考據，先講一講孔子以來的學術界的情形。
學者們的思想不是順着時代就是反着時代，孔子是反時代的一個人。
他在世時候，舊式的社會組織已漸崩潰，他目睹“君不君、臣不臣”的樣子非常生氣，所以提倡“正名”和“禮治”，要維持舊制度，又改良舊制度。
他造成了一個新學派（這學派後來喚做“儒家”），常把舊制度加上自己的理想來鼓吹和演習。
他又因宗法組織将聯帶崩潰，所以提倡孝道，說父母生時應怎樣的奉事，死了要怎樣的喪葬，借着親子的感情作維持它的工具。
後來列國内外吞并愈烈，成年的打仗，殘餘的貴族又奢侈得厲害，人民陷于水火之中；如何可以作迫切的救援，這一點就不是儒家所能負的使命。
所以墨子起來，打破孔子的維持舊制度的政策，直接痛快，主張“兼愛”以毀滅宗法組織，主張“尚賢”以破壞世族專政。
他不要什麼帶有貴族性的禮樂，隻要一般平民都有飯吃，可以過他們的正當生活。
他四面奔跑，勸止戰争，簡直隻看見人民，忘記了自己。
但不久出來一個楊朱，他對于救世問題又換了一種看法。
他覺得世界之所以亂都由于心的外骛，一個人的欲望是永遠填不滿的，不幸大家要求盡量的滿足，就激起了許多鬥争。
他以為人人肯不奪别人所有以利己，也不讓别人奪去自己的所有，那時世界就太平了。
他以為墨子固然一團好心，但隻見别人而不見自己，這也算是骛外，和縱欲的人有同等的弊病，所以他主張保全自己的精神和形體，不受外物的引誘，拔一根毛去利天下人是不做的，把天下的東西來供一己的使用也是不取的。
他的主義就稱為“為我”。
在那時，孔、墨、楊三派鼎足而峙：一派主張複古，一派主張舍身救世，一派主張舍世救身。
既已三派分立，叫後來的人何所适從呢？于是起來了一個孟子，他的生地極近孔子，早受了儒家古禮的熏陶；他遭逢的時勢比墨子更壞，也感染了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