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一個沒來頭的演員想作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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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賺錢，無形之中就成了一個目标，即使不是唯一的目标，也會逐漸擴大并吞其它一切目标。
拿話劇的良好傳統來說，因為很少曾經有人做為投機事業來投資，所以一出戲如果營業失敗了，編導演員的藝術地位很少受到影響。
我不妨舉例給你看。
契诃夫的《海鷗》，頭一回上演是失敗的，然而受到的反而是鼓勵，終于他有了傑作出來。
高爾基的處女作《小市民》非常使他自己灰心。
然而朋友們給他鼓勵，接着《底層》就大大成功。
拿我們同代的劇作家來說，夏衍很少賣過大錢，然而内行一緻支持他的工力。
為本身争到一個良好傳統并不容易，話劇幸而有，中國因為投資者良莠不齊，一開頭就沒有把傳統立好，好的也讓壞的攪亂了。
“要賺大錢，先得放大錢。
在生活這樣困難的局面之下，在話劇冷落的場合之下，優秀的編導演員也就一股腦兒成了電影企業的搖錢寶樹。
我說這話沒有一點點指摘在裡面。
經濟支配一切，政治完成這一切。
話劇在這動辄得咎的環境沒有活路。
可是人在上海得活着。
光有理想不濟事，還得環境促成。
電影在藝術上，無論如何，和話劇有密切聯系，而且不受條件限制，觀衆可以多到無限，自然也就格外吸引有志之士，于是原先話劇方面的優秀編導演員有的原先和電影沒有關系，有的自有成績在先，電影公司對他們當然特别歡迎。
而且主持電影公司的人員，甚至于投資者，很有些是從藝術本身着眼，并非一律隻從發财捧場出手。
這類可敬的主持者僅僅比較太少一些罷了。
“因為，話說回來，從利上着想的實在太多。
有的等而下之，花幾個錢不在乎，僅僅為了捧場。
利不可以不擱在心上，因為公司要持久下去，任何風險在今天都有可能發生，利本身便是一種保障。
商業機構萬一周轉不靈，就得仰仗社會随時投資，而投資者第一個盤算，當然是問‘出息’多少。
這是資本主義社會和畸形經濟繁榮的必要的悲劇。
“這是悲劇，因為馬上你就明白，在這種場合，受傷的往往是電影藝術本身，你是想做演員的，我現在就把話題集中在這方面，專就演員來說。
根據前面所說的情形，出來一部片子就非賣座和賣錢不可。
一個人在社會混久了，藝術情緒的過程可以不懂，但是觀衆心理的反應是很早就在環境裡面養成了。
前一個需要修養，而後一個隻拿經驗的根據。
經驗告訴那些投資者，觀衆往往怕花了錢上當，所以牢牢記住幾個名字——曾經有一次藝術地激動過他的心靈的名字，來做他們下一回看戲或者看電影的參考。
同時，我們也應當承認，劇作家往往為了主題明顯起見，在一出戲裡加強一兩個人物的運用，所謂重要人物者是，在演出上形成了所謂主角制。
這是一種明顯的暗示，觀衆随手牽羊，也就分外意識到主演者的重要，相為因果，産生了一個不好也不壞的現象:重視主角演員。
“這種心理的産生是自然的，但是，至少就中國來說，過去話劇演出有一個良好的傳統，對于演員隻做‘戲’的要求，永遠不做‘人’的要求。
這出戲的主角需要你演，你做主角另一出戲的配角需要你演，你做配角完全看戲，很少看人和人情關系。
當然，報酬的高低又是一個問題，這和工作和演技都有關系，但是酬勞并不決定角色的分配。
那在藝術要求範圍以内。
差不多做過話劇演員的男男女女都明白這個基本态度和道理。
“從主角制度一下子跨到明星制，電影演員名利雙收的最後階段，我所要說的悲劇就在這裡。
明星制是資本主義社會的電影藝術的副産品。
明星含有主角在内，然而這是兩種制度，因為一個站在‘錢’上，一個站在‘戲’上，一個服從‘虛榮’，一個服從‘真理’。
把利看重了，值得原諒。
但是看得‘太’重了，藝術失掉獨立性格，也就成了利的附屬品。
投資者把有影響的叫得響的名字看做一個最大的資本保障。
拿一個男的和女的來比，盡管前一位會做戲，但是，因為異性色相在男性社會是一種天然的吸力，女的多有機會因色相被挑做大梁——觀衆和資本的大梁，不一定就幫劇本來收人之美。
投資者不敢起用新人，特别是投資一次‘玩玩’的遊擊能手，永遠不敢起用新人，除非為了捧一個心目之中的女性，自然不在話下。
而且，就是敢于起用新人的，十九也是在女性身上着眼，我們常常遇見新‘女’演員，而新‘男’演員究竟很少看到，他不會一下子就挑大梁。
“我不相信你，一個看重事業的女演員，開頭就貪羨投資者那
“賺錢，無形之中就成了一個目标，即使不是唯一的目标，也會逐漸擴大并吞其它一切目标。
拿話劇的良好傳統來說，因為很少曾經有人做為投機事業來投資，所以一出戲如果營業失敗了，編導演員的藝術地位很少受到影響。
我不妨舉例給你看。
契诃夫的《海鷗》，頭一回上演是失敗的，然而受到的反而是鼓勵，終于他有了傑作出來。
高爾基的處女作《小市民》非常使他自己灰心。
然而朋友們給他鼓勵，接着《底層》就大大成功。
拿我們同代的劇作家來說，夏衍很少賣過大錢，然而内行一緻支持他的工力。
為本身争到一個良好傳統并不容易，話劇幸而有，中國因為投資者良莠不齊，一開頭就沒有把傳統立好，好的也讓壞的攪亂了。
“要賺大錢，先得放大錢。
在生活這樣困難的局面之下，在話劇冷落的場合之下，優秀的編導演員也就一股腦兒成了電影企業的搖錢寶樹。
我說這話沒有一點點指摘在裡面。
經濟支配一切，政治完成這一切。
話劇在這動辄得咎的環境沒有活路。
可是人在上海得活着。
光有理想不濟事，還得環境促成。
電影在藝術上，無論如何，和話劇有密切聯系，而且不受條件限制，觀衆可以多到無限，自然也就格外吸引有志之士，于是原先話劇方面的優秀編導演員有的原先和電影沒有關系，有的自有成績在先，電影公司對他們當然特别歡迎。
而且主持電影公司的人員，甚至于投資者，很有些是從藝術本身着眼，并非一律隻從發财捧場出手。
這類可敬的主持者僅僅比較太少一些罷了。
“因為，話說回來，從利上着想的實在太多。
有的等而下之，花幾個錢不在乎，僅僅為了捧場。
利不可以不擱在心上，因為公司要持久下去，任何風險在今天都有可能發生，利本身便是一種保障。
商業機構萬一周轉不靈，就得仰仗社會随時投資，而投資者第一個盤算，當然是問‘出息’多少。
這是資本主義社會和畸形經濟繁榮的必要的悲劇。
“這是悲劇，因為馬上你就明白，在這種場合，受傷的往往是電影藝術本身，你是想做演員的，我現在就把話題集中在這方面，專就演員來說。
根據前面所說的情形，出來一部片子就非賣座和賣錢不可。
一個人在社會混久了，藝術情緒的過程可以不懂，但是觀衆心理的反應是很早就在環境裡面養成了。
前一個需要修養，而後一個隻拿經驗的根據。
經驗告訴那些投資者，觀衆往往怕花了錢上當，所以牢牢記住幾個名字——曾經有一次藝術地激動過他的心靈的名字，來做他們下一回看戲或者看電影的參考。
同時，我們也應當承認，劇作家往往為了主題明顯起見，在一出戲裡加強一兩個人物的運用，所謂重要人物者是，在演出上形成了所謂主角制。
這是一種明顯的暗示，觀衆随手牽羊，也就分外意識到主演者的重要，相為因果，産生了一個不好也不壞的現象:重視主角演員。
“這種心理的産生是自然的，但是，至少就中國來說，過去話劇演出有一個良好的傳統，對于演員隻做‘戲’的要求，永遠不做‘人’的要求。
這出戲的主角需要你演，你做主角另一出戲的配角需要你演，你做配角完全看戲，很少看人和人情關系。
當然，報酬的高低又是一個問題，這和工作和演技都有關系，但是酬勞并不決定角色的分配。
那在藝術要求範圍以内。
差不多做過話劇演員的男男女女都明白這個基本态度和道理。
“從主角制度一下子跨到明星制，電影演員名利雙收的最後階段，我所要說的悲劇就在這裡。
明星制是資本主義社會的電影藝術的副産品。
明星含有主角在内，然而這是兩種制度，因為一個站在‘錢’上，一個站在‘戲’上，一個服從‘虛榮’，一個服從‘真理’。
把利看重了，值得原諒。
但是看得‘太’重了，藝術失掉獨立性格，也就成了利的附屬品。
投資者把有影響的叫得響的名字看做一個最大的資本保障。
拿一個男的和女的來比，盡管前一位會做戲，但是，因為異性色相在男性社會是一種天然的吸力，女的多有機會因色相被挑做大梁——觀衆和資本的大梁，不一定就幫劇本來收人之美。
投資者不敢起用新人，特别是投資一次‘玩玩’的遊擊能手，永遠不敢起用新人，除非為了捧一個心目之中的女性，自然不在話下。
而且，就是敢于起用新人的，十九也是在女性身上着眼，我們常常遇見新‘女’演員，而新‘男’演員究竟很少看到，他不會一下子就挑大梁。
“我不相信你，一個看重事業的女演員，開頭就貪羨投資者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