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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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了魯迅的第一篇創作《狂人日記》。
過了三年，《小說月報》已經革新，每期所登的創作，連散文在内，不過有幾篇。
但是，再過五六年，小說的作者越來越多。
據茅盾的批評，“那時候發表了的創作小說，有些是比現在各刊物編輯部積存的廢稿還要幼稚得多呢”。
本來“行遠必自迩，登高必自卑”。
沒有經過幼稚的階段，當然沒有達到成熟的希望。
雖然最近二三十年間，中國的小說界曾産生了幾位在國際享受大名的作家，如茅盾、老舍、巴金，但是，最初的十年間能夠産生一位魯迅，這已經值得我們自豪了。
在數量上，小說的确比較其他文體更吃香。
因為小說以故事為主體，而人類的喜歡聽故事，可以說是出于天性。
因此，當《中國新文學大系》編輯的時候，它特辟三厚冊，分載文學研究會、北京的文化團體、創造社的作品，而三冊的編務是由茅盾、魯迅、鄭伯奇分任。
首先，要談文學研究會。
文學研究會的健将，當推冰心、葉紹鈞、落華生、鄭振铎、黎烈文、朱自清。
冰心是個多方面的作家，小說、散文、新詩都有突出的表現。
她的小說的情節很簡單，而且多是描寫身邊瑣事，但她的筆調是輕松的，對話是恰到好處的。
老實說，冰心是個口齒伶俐、聰明絕頂的女作家。
她既富有觀察力，而且會把觀察所得，用十分簡潔的文字表達出來。
冰心的《斯人獨憔悴》，描寫父子兩代對于學生運動有完全不同的看法，這種情形在新舊兩時代交替的環境中，到處都一樣；“寂寞”是描寫兩個小孩——小小和小妹——的故事。
當妹妹回家之後， 他無聊的掩過窗簾，重行卧下。
——隐隐地聽見屋後溪水的流聲淙淙，樹葉兒也響着，他想起好些事。
枕着手腕……看見自己的睡衣和枕衾，都被月光映得潔白如雪，微風吹來，他不禁又伏在枕上哭了。
這時月也沒有了，水也沒有了，妹妹也沒有了，竹棚也沒有了。
這一切都不是——隻宇宙中的寂寞的悲哀彌漫在他稚弱的心靈裡。
她的《悟》，主要的是用通訊的體裁，字裡行間，随處表現她的人生觀。
“病中昏沉三日，覺得母親無一刻離我身旁，不絕的愛絲纏繞之中，鐘梧兄，就是從此我深深的承認了世界是愛的，宇宙是大公的，因為無論何人，都有一個深懸極愛他的母親。
” 葉紹鈞一生與教書和寫作結不解緣。
從小學、中學教員到大學教授，從編輯到作家，他都有豐富的經驗。
他的中文基礎很深，文字平易近人，極少放言高論，多看他的作品，絕對不會使青年誤入歧途。
他的《飯》是描寫國民小學教員，每月僅得六元薪水，可是這微少的薪俸，竟被學務委員扣去三分之一，僅剩了四元。
那位教員為着争“飯”吃，不知道吃盡萬苦千辛，不知道受了多少委屈。
這種事情，葉紹鈞平時看在眼裡，一有機會，便把它和盤托出來。
他的《演講》，寫來層次分明。
從戀愛、學潮、工潮，到古代人的宇宙觀、人生觀，覺得每個題目都有許多毛病，講完了之後，恐怕會帶來許多麻煩。
最後，才談到當前的享樂，同時，還按照“三段式”來分析，那股酸溜溜的書呆子風味，俨然活躍于紙上。
《一包東西》，是一篇很好的心理的分析。
有個校長受朋友的寄托，要他帶了一包東西。
他懷疑那包東西是煽動品，恐怕給保密人員看見後，被抓去拷問、受刑。
他越想越難過，可是，等他抵達學校，把紙包一開，原來是一包《訃告》。
先前那一陣微妙而又複雜的心情，充分反映恐怖下一般文人所受的迫害。
落華生是個腳踏實地的學者。
他對于宗教和哲學的素養，恐怕比較同時代的許多文學家還深厚。
這兒所選的兩篇小說是富有哲理的。
在《黃昏後》裡，他說：“我想你們沒有母親雖是可哀，然而有一個後娘更是不幸的。
”在《綴網勞蛛》裡，他用此喻來說明他的意思： 我像蜘蛛，命運就是我的網。
蜘蛛把一切有毒無毒的昆蟲吃入肚裡，回頭把網組織起來。
它第一次放出來的遊絲，不曉得要被風吹到多麼遠；可是等到黏着别的東西的時候，它的網便成了。
它不曉得那網什麼時候會破，和怎樣破法。
一旦破了，它還暫時安安然地藏起來；等有機會再結一個好的。
…… 人和他的命運，又何嘗不是這樣？所有的網都是自己組織得來，或完或缺，隻能聽其自然罷了。
落華生是個樂天知命的人，人家怎樣待他，他就怎樣受，從來是不計較的。
因此，當他在生時，他老是笑口常開，什麼叫做憂愁，他似乎不大注意。
因此，他借尚潔的口吻來說：“我不管人家怎樣批評我，也不管他怎樣疑惑我，我隻求自己無愧，對得住天上的星辰和地下的蝼蟻便了。
”像他這種天君泰然的襟懷，隻有古代的得道之士也許能夠和他媲美罷。
鄭振铎是文學研究會的大台柱，他的地位和茅盾相伯仲。
他的興趣偏重于世界文學史、中國文學史、俗文學。
為着搜集中國文學史，尤其是俗文學的資料，他對于古本的搜集，曾煞費工夫。
《書之幸運》是以行家的口吻，描寫一個愛好古籍的人買書的經過。
主人翁和書賈的交涉，活靈活現，到了書籍到手，而沒有錢還書店老闆的時候，又愁眉不展地想向親戚告貸。
這種情形，久居京、滬的文人和學者，多少都明白個中三昧。
《貓》是一篇很緊湊的小說，它的故事雖不如左拉的《貓的天堂》那麼複雜，但是作者對于貓的個性的描寫，是十分深刻。
為着心愛的鳥兒給貓兒吃掉，他一時怒氣沖天，拿着一根木棒，追過去打了一下。
可是真正把鳥兒吃掉的，卻是另一隻黑貓。
這種張冠李戴的事情，使他的良心大受責罰，因為他沒有判斷明白，便妄下斷語，冤枉了一隻不能說話辯訴的動物。
黎烈文的《舟中》，富有傳奇的氣氛。
它描寫一個還沒有成年的青年，從漢口坐船到上海時的奇遇，不用兩天工夫，這位青年受不了同艙的女性的引誘，和她發生暧昧的關系。
事後，他深受良心的責罰，趕緊運用金蟬脫殼的手段，一面約那位女性和她的親戚上岸去吃飯，一面連忙回到船上，收拾行李，溜之大吉。
在萬花筒的社會裡，這種事情不能說不會發生，青年讀者看後，也許會提高警惕性。
朱自清主要的以散文名家，他的小說寫得不多。
但是，由于舊文學的訓練得很到家，他的小說結構是緊湊的，文字是簡潔的。
《笑的曆史》描寫一個女人，從小喜歡大笑特笑。
因為她愛笑，所以“那時我家好像嚴寒的冬天，我便像一個太陽。
所以雖是十分艱窘，大家還能夠快快活活的過日子”。
到了結婚後，她這才明白“小孩的笑是好的，大人的笑是不好的。
……男人笑是不妨的，女人笑是沒規矩的。
我經過兩回勸誡，不能不提防着了，我的笑便漸漸的少了”。
“這一來我的笑可不容易了。
好笑的事情都覺淡淡的味兒，仿佛酒裡摻了水。
——我的笑的興緻也是這樣。
”到了最後，“你教我笑，也笑不來了。
而且看見别人笑，聽到别人笑，心中說不出的不願意。
便是有時敷衍人，勉強笑笑，此隻覺得苦，覺得很費力！我真是有些反常哩！” 其次，要談北京各文學團體。
文學革命導源于《新青年》和《新潮》，所以這兩個文學團體以及後來的《晨報副刊》、《現代評論社》、《未名社》在創作小說上的貢獻，不容我們忽視。
從1918年起，魯迅繼續不斷地發表他的《狂人日記》、《藥》、《離婚》，後來他把自己所發表的短篇小說編為兩個集子：《呐喊》和《彷徨》。
他的小說大受讀者歡迎，尤其是《阿Q正傳》，不但被翻譯成幾國文字，而且被搬上銀幕。
到如今，阿Q已經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一提到阿Q，誰也充分了解他的性格，不必加以解釋。
他的地位，宛若《愚公移山》故事裡的“愚公”，《塞翁失馬》故事裡的“塞翁”，以及許多著名曆史和文學作品裡的人物了。
也許是因為篇幅太長罷，魯迅在編輯《小說二集》裡，并沒有把他的《阿Q正傳》編選在裡邊，這是個遺憾。
但是，他的《狂人日記》也是一篇很精彩的小說，把一個被迫害狂的病人的心理，刻畫到無微不至。
他說： 我翻開曆史一查，這曆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着“仁義道德”幾個字。
我橫豎睡不着，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着兩個字是“吃人”！ 他們會吃我，也會吃你，一夥裡面，也會自吃。
但隻要轉一步，隻要立刻改了，也就人人太平。
最後的幾句話，正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本旨，可惜這個理想很少人能夠明白。
真是童年時代的印象是特别深刻，魯迅的小說的背景、人物、故事，主要的是寫他的故鄉以及童年時代的人物。
像上帝是按照自己最喜歡的形式來創造人類一樣，一個編者在挑選文章的時候，當然也會按照自己最愛好的題材來選稿。
《小說二集》裡有幾位作家，寫的也是鄉土文學，如貴州的蹇先艾、山西的李健吾，他們的作品都帶着濃厚的鄉土氣息。
蹇先艾的《到家的晚上》，描寫一個久别還鄉的青年，所遇到的一片凄涼的景象。
除個人的觀察外，他還從老仆王忠的嘴裡，透露出家破人亡的短史。
那時正值軍閥割據的時代，煙館林立，民不聊生，百業蕭條，農村的景況更見悲慘。
這種實際的情形，配上陰沉沉的夜景，更顯着凄涼的氣氛。
《水葬》是描寫貴州的風俗，把一個名叫駱毛的小偷，活生生地扔到水裡淹死。
當村中的惡霸要執行水葬的刑罰的時候，沿途看熱鬧的人不消說很多。
“有的抿着嘴直笑，有的皺着眉表示哀憐，有的冷起臉，口也不開，頂多龇一龇牙，老太婆們卻呢呢喃喃地念起佛來了！”等到水葬完畢後，小偷的老母親，還是倚門倚闾地希望兒子回來。
她隻覺得，他的兒子駱毛“從來沒有到這個時候不回家的。
哪裡去了！”寥寥數語，可以反映出一個不肖的兒子的老母親的悲哀。
李健吾的《中條山的傳說》，寫得很有風趣。
像這種把自然的景物拟人化的文字，是不容易寫的，然而作者卻慢條斯理地很有層次地把它寫出來，這充分證明他的手法的高明。
李健吾以後緻力于劇本的寫作和翻譯，這篇文字是他初期的作品，但他的手法的老練，文字的簡潔，那時已經露出端倪。
如今，革命告成，終條山變成了一座荒涼的土堆，甯靜的卧在鹽池西南。
外國人遊曆到此，仔細測量後，斷定終條山有一個最富的礦苗。
至于那些誠實的百姓和忙碌的官府，并不過問這件事，安然度自己平靜的光陰。
除去黃河積怒的喧号，日夜不息，一切自然物仍靜寥無語，同它們的百姓一樣。
馮至是個很有成就的詩人和散文家，但他的小說也寫得很别緻。
《蟬與晚禱》（Abenlaeuten）是一篇很成熟的東西。
這兒錄出一段，可以看出他的詩人的氣質。
濃綠森森的葉中，發出來的蟬聲，把時間空間叫得無邊無限。
烈日之下，宇宙好像要在這種狀态中，從此終老。
他懶懶地對着寂默的，輕輕蒙住一層暗淡清紗的“晚禱”，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心境異常平淡：先望着畫中的晚霞，後集中于那兩個虔誠的青年，漸移于遠遠禮拜堂的鐘聲，同那高聳的塔尖了！……他不知是睡是醒，忘掉了一切，四周充溢着“涅槃”（Nirwana）的氣味。
…… 他的《仲尼之将喪》，充滿着豐富的想象力。
從死得其時，死得其所這個觀點來立論，他認為孔子應該死于匡人之手，死于陳蔡人之手。
因為“那個時候，有顔回在我的身邊，仲由在我的身邊，百十個弟子在我的面前！在弦誦聲中死去，韻調是怎樣的悠揚！怎樣的美麗呀！”的确，“死也要有死的時候”！ 楊振聲以一部中篇小說《玉君》成名，可是，他一成名後，再也不走文學這條路了。
就他的一篇《漁家》而論，他的結構頗緊湊，對話也很生動，尤其是那位催收漁稅的警察，一副猙獰的臉孔，一口粗暴的對話，可以反映出橫征暴斂下一般漁民所過的悲慘的生活。
淩叔華是現代評論社最著名的一個女作家。
她所寫的也多是身邊瑣事。
她的《繡枕》，寫的就是大家閨秀的生活。
一對枕頭項，一個繡的是荷花和翠鳥，那一個是繡的一隻鳳凰站在石山上。
“那晚上，我拿回家來足足看了好一會子，真愛死人咧，隻那鳳凰尾巴就用了四十多樣線。
那翠鳥的眼睛望着池子裡的小魚兒真要繡活了，那眼睛真個發亮，不知用什麼線繡的。
” 叔華的對話就是這麼自然，可惜她沒有寫劇本，不然，她的劇本一定也很吃香。
最後，要談到創造社。
在新文學運動第一個十年的後半期裡，創造社大行其道。
創造社的幾位健将，如郭沫若、郁達夫、張資平以及陶晶孫、周全平、倪贻德，他們在當時都算是被壓迫者。
他們有的是能力，缺少的是發揮能力的機會。
因為那時中國的文化教育機構，多數是由留美或留英學生包辦，而創造社的基本幹部都是留日出身。
因為無路請纓，所以他們得傾全力來寫作。
他們的人數雖不多，但他們當時的産量相當驚人，而且在社會上曾發生很大的影響。
郭沫若所譯的《少年維特之煩惱》以及他的中篇小說《落葉》，曾風靡一時。
也許因為篇幅和題材的關系，《小說三集》并沒有選入片段。
他的描寫的功夫雖不夠細膩，但他的氣魄是雄偉的，态度是堅決的，判斷是獨到的。
他寫學術論文是這樣，寫各部門的文藝作品也是這樣。
非友即敵，沫若處世和治學的态度就是如此。
沫若是個多才多藝的人物。
他的手法也是多彩多姿。
除了以個人的遭遇做題材外，他曾用《函谷關》來描寫老子，用《Lobenicht的塔》來描寫康德。
他能夠設身處地替古人想象，同時，又懂得運用古人來強調他個人所喜愛的理論。
在《函谷關》裡，他借老子的口吻來說： 青牛它是我的先生呢。
它教訓我：人間終是離不得的，離去了人間便會沒有生命。
與其高談道德跑到沙漠來，倒不如走向民間去種一莖一穗。
僞善者喲，你可以頹然思返了！ 同樣的，他對康德也有深刻的了解。
他認為塔尖上“豎着一個黃金的十字架，正是康德新建的批評哲學的象征：橫的自然觀和縱的道義感，要構成一個新的金鑰，開發人天的啞謎。
他每在凝集他的思想時，他的眼睛便要遠遠凝視着這個目标，他的思想便漸漸向着這目标綜合攏來。
” 老子和康德，都是最高度的理性的人物。
要用文藝的手腕來分析高度的理性的人物，這工作真是十分吃力，然而郭沫若卻一一做到了，這證明他的工力相當深厚。
郁達夫是個徹頭徹尾的感傷主義者。
他的小說，主要的是自傳，而且充滿着感傷的情調。
用頹廢派一詞來形容他，并不算過分。
他的舊詩的素養，比較同時代的作家都深。
從他的《沉淪》裡，我們可以看出，當他還沒有出國前，他曾花了一兩年工夫，專看各種詩集，到了他寫《采石矶》的時候，他更一瀉無遺地發揮他個人對于詩人黃仲則的認識。
文中随便引用黃仲則的詩，讀者隻覺得這是天衣無縫，一點不會覺得他在賣弄學問。
事實上，寫小說最忌賣弄學問，達夫能夠做到這地步，這證明他的天資固高，而他對于小說寫作的技巧也十分娴熟。
張資平以寫三角、四角戀愛聞名。
他的長篇小說如此，短篇小說也如此。
當五四運動後，一般青年追求戀愛自由的生活。
因此，當時他的小說曾很流行。
可惜他
過了三年，《小說月報》已經革新，每期所登的創作，連散文在内，不過有幾篇。
但是，再過五六年，小說的作者越來越多。
據茅盾的批評，“那時候發表了的創作小說，有些是比現在各刊物編輯部積存的廢稿還要幼稚得多呢”。
本來“行遠必自迩，登高必自卑”。
沒有經過幼稚的階段，當然沒有達到成熟的希望。
雖然最近二三十年間，中國的小說界曾産生了幾位在國際享受大名的作家，如茅盾、老舍、巴金，但是，最初的十年間能夠産生一位魯迅，這已經值得我們自豪了。
在數量上，小說的确比較其他文體更吃香。
因為小說以故事為主體，而人類的喜歡聽故事，可以說是出于天性。
因此，當《中國新文學大系》編輯的時候，它特辟三厚冊，分載文學研究會、北京的文化團體、創造社的作品，而三冊的編務是由茅盾、魯迅、鄭伯奇分任。
首先，要談文學研究會。
文學研究會的健将，當推冰心、葉紹鈞、落華生、鄭振铎、黎烈文、朱自清。
冰心是個多方面的作家，小說、散文、新詩都有突出的表現。
她的小說的情節很簡單，而且多是描寫身邊瑣事，但她的筆調是輕松的，對話是恰到好處的。
老實說，冰心是個口齒伶俐、聰明絕頂的女作家。
她既富有觀察力，而且會把觀察所得，用十分簡潔的文字表達出來。
冰心的《斯人獨憔悴》，描寫父子兩代對于學生運動有完全不同的看法，這種情形在新舊兩時代交替的環境中，到處都一樣；“寂寞”是描寫兩個小孩——小小和小妹——的故事。
當妹妹回家之後， 他無聊的掩過窗簾，重行卧下。
——隐隐地聽見屋後溪水的流聲淙淙，樹葉兒也響着，他想起好些事。
枕着手腕……看見自己的睡衣和枕衾，都被月光映得潔白如雪，微風吹來，他不禁又伏在枕上哭了。
這時月也沒有了，水也沒有了，妹妹也沒有了，竹棚也沒有了。
這一切都不是——隻宇宙中的寂寞的悲哀彌漫在他稚弱的心靈裡。
她的《悟》，主要的是用通訊的體裁，字裡行間，随處表現她的人生觀。
“病中昏沉三日，覺得母親無一刻離我身旁，不絕的愛絲纏繞之中，鐘梧兄，就是從此我深深的承認了世界是愛的，宇宙是大公的，因為無論何人，都有一個深懸極愛他的母親。
” 葉紹鈞一生與教書和寫作結不解緣。
從小學、中學教員到大學教授，從編輯到作家，他都有豐富的經驗。
他的中文基礎很深，文字平易近人，極少放言高論，多看他的作品，絕對不會使青年誤入歧途。
他的《飯》是描寫國民小學教員，每月僅得六元薪水，可是這微少的薪俸，竟被學務委員扣去三分之一，僅剩了四元。
那位教員為着争“飯”吃，不知道吃盡萬苦千辛，不知道受了多少委屈。
這種事情，葉紹鈞平時看在眼裡，一有機會，便把它和盤托出來。
他的《演講》，寫來層次分明。
從戀愛、學潮、工潮，到古代人的宇宙觀、人生觀，覺得每個題目都有許多毛病，講完了之後，恐怕會帶來許多麻煩。
最後，才談到當前的享樂，同時，還按照“三段式”來分析，那股酸溜溜的書呆子風味，俨然活躍于紙上。
《一包東西》，是一篇很好的心理的分析。
有個校長受朋友的寄托，要他帶了一包東西。
他懷疑那包東西是煽動品，恐怕給保密人員看見後，被抓去拷問、受刑。
他越想越難過，可是，等他抵達學校，把紙包一開，原來是一包《訃告》。
先前那一陣微妙而又複雜的心情，充分反映恐怖下一般文人所受的迫害。
落華生是個腳踏實地的學者。
他對于宗教和哲學的素養，恐怕比較同時代的許多文學家還深厚。
這兒所選的兩篇小說是富有哲理的。
在《黃昏後》裡，他說：“我想你們沒有母親雖是可哀，然而有一個後娘更是不幸的。
”在《綴網勞蛛》裡，他用此喻來說明他的意思： 我像蜘蛛，命運就是我的網。
蜘蛛把一切有毒無毒的昆蟲吃入肚裡，回頭把網組織起來。
它第一次放出來的遊絲，不曉得要被風吹到多麼遠；可是等到黏着别的東西的時候，它的網便成了。
它不曉得那網什麼時候會破，和怎樣破法。
一旦破了，它還暫時安安然地藏起來；等有機會再結一個好的。
…… 人和他的命運，又何嘗不是這樣？所有的網都是自己組織得來，或完或缺，隻能聽其自然罷了。
落華生是個樂天知命的人，人家怎樣待他，他就怎樣受，從來是不計較的。
因此，當他在生時，他老是笑口常開，什麼叫做憂愁，他似乎不大注意。
因此，他借尚潔的口吻來說：“我不管人家怎樣批評我，也不管他怎樣疑惑我，我隻求自己無愧，對得住天上的星辰和地下的蝼蟻便了。
”像他這種天君泰然的襟懷，隻有古代的得道之士也許能夠和他媲美罷。
鄭振铎是文學研究會的大台柱，他的地位和茅盾相伯仲。
他的興趣偏重于世界文學史、中國文學史、俗文學。
為着搜集中國文學史，尤其是俗文學的資料，他對于古本的搜集，曾煞費工夫。
《書之幸運》是以行家的口吻，描寫一個愛好古籍的人買書的經過。
主人翁和書賈的交涉，活靈活現，到了書籍到手，而沒有錢還書店老闆的時候，又愁眉不展地想向親戚告貸。
這種情形，久居京、滬的文人和學者，多少都明白個中三昧。
《貓》是一篇很緊湊的小說，它的故事雖不如左拉的《貓的天堂》那麼複雜，但是作者對于貓的個性的描寫，是十分深刻。
為着心愛的鳥兒給貓兒吃掉，他一時怒氣沖天，拿着一根木棒，追過去打了一下。
可是真正把鳥兒吃掉的，卻是另一隻黑貓。
這種張冠李戴的事情，使他的良心大受責罰，因為他沒有判斷明白，便妄下斷語，冤枉了一隻不能說話辯訴的動物。
黎烈文的《舟中》，富有傳奇的氣氛。
它描寫一個還沒有成年的青年，從漢口坐船到上海時的奇遇，不用兩天工夫，這位青年受不了同艙的女性的引誘，和她發生暧昧的關系。
事後，他深受良心的責罰，趕緊運用金蟬脫殼的手段，一面約那位女性和她的親戚上岸去吃飯，一面連忙回到船上，收拾行李，溜之大吉。
在萬花筒的社會裡，這種事情不能說不會發生，青年讀者看後，也許會提高警惕性。
朱自清主要的以散文名家，他的小說寫得不多。
但是，由于舊文學的訓練得很到家，他的小說結構是緊湊的，文字是簡潔的。
《笑的曆史》描寫一個女人，從小喜歡大笑特笑。
因為她愛笑，所以“那時我家好像嚴寒的冬天，我便像一個太陽。
所以雖是十分艱窘，大家還能夠快快活活的過日子”。
到了結婚後，她這才明白“小孩的笑是好的，大人的笑是不好的。
……男人笑是不妨的，女人笑是沒規矩的。
我經過兩回勸誡，不能不提防着了，我的笑便漸漸的少了”。
“這一來我的笑可不容易了。
好笑的事情都覺淡淡的味兒，仿佛酒裡摻了水。
——我的笑的興緻也是這樣。
”到了最後，“你教我笑，也笑不來了。
而且看見别人笑，聽到别人笑，心中說不出的不願意。
便是有時敷衍人，勉強笑笑，此隻覺得苦，覺得很費力！我真是有些反常哩！” 其次，要談北京各文學團體。
文學革命導源于《新青年》和《新潮》，所以這兩個文學團體以及後來的《晨報副刊》、《現代評論社》、《未名社》在創作小說上的貢獻，不容我們忽視。
從1918年起，魯迅繼續不斷地發表他的《狂人日記》、《藥》、《離婚》，後來他把自己所發表的短篇小說編為兩個集子：《呐喊》和《彷徨》。
他的小說大受讀者歡迎，尤其是《阿Q正傳》，不但被翻譯成幾國文字，而且被搬上銀幕。
到如今，阿Q已經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一提到阿Q，誰也充分了解他的性格，不必加以解釋。
他的地位，宛若《愚公移山》故事裡的“愚公”，《塞翁失馬》故事裡的“塞翁”，以及許多著名曆史和文學作品裡的人物了。
也許是因為篇幅太長罷，魯迅在編輯《小說二集》裡，并沒有把他的《阿Q正傳》編選在裡邊，這是個遺憾。
但是，他的《狂人日記》也是一篇很精彩的小說，把一個被迫害狂的病人的心理，刻畫到無微不至。
他說： 我翻開曆史一查，這曆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着“仁義道德”幾個字。
我橫豎睡不着，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着兩個字是“吃人”！ 他們會吃我，也會吃你，一夥裡面，也會自吃。
但隻要轉一步，隻要立刻改了，也就人人太平。
最後的幾句話，正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本旨，可惜這個理想很少人能夠明白。
真是童年時代的印象是特别深刻，魯迅的小說的背景、人物、故事，主要的是寫他的故鄉以及童年時代的人物。
像上帝是按照自己最喜歡的形式來創造人類一樣，一個編者在挑選文章的時候，當然也會按照自己最愛好的題材來選稿。
《小說二集》裡有幾位作家，寫的也是鄉土文學，如貴州的蹇先艾、山西的李健吾，他們的作品都帶着濃厚的鄉土氣息。
蹇先艾的《到家的晚上》，描寫一個久别還鄉的青年，所遇到的一片凄涼的景象。
除個人的觀察外，他還從老仆王忠的嘴裡，透露出家破人亡的短史。
那時正值軍閥割據的時代，煙館林立，民不聊生，百業蕭條，農村的景況更見悲慘。
這種實際的情形，配上陰沉沉的夜景，更顯着凄涼的氣氛。
《水葬》是描寫貴州的風俗，把一個名叫駱毛的小偷，活生生地扔到水裡淹死。
當村中的惡霸要執行水葬的刑罰的時候，沿途看熱鬧的人不消說很多。
“有的抿着嘴直笑，有的皺着眉表示哀憐，有的冷起臉，口也不開，頂多龇一龇牙，老太婆們卻呢呢喃喃地念起佛來了！”等到水葬完畢後，小偷的老母親，還是倚門倚闾地希望兒子回來。
她隻覺得，他的兒子駱毛“從來沒有到這個時候不回家的。
哪裡去了！”寥寥數語，可以反映出一個不肖的兒子的老母親的悲哀。
李健吾的《中條山的傳說》，寫得很有風趣。
像這種把自然的景物拟人化的文字，是不容易寫的，然而作者卻慢條斯理地很有層次地把它寫出來，這充分證明他的手法的高明。
李健吾以後緻力于劇本的寫作和翻譯，這篇文字是他初期的作品，但他的手法的老練，文字的簡潔，那時已經露出端倪。
如今，革命告成，終條山變成了一座荒涼的土堆，甯靜的卧在鹽池西南。
外國人遊曆到此，仔細測量後，斷定終條山有一個最富的礦苗。
至于那些誠實的百姓和忙碌的官府，并不過問這件事，安然度自己平靜的光陰。
除去黃河積怒的喧号，日夜不息，一切自然物仍靜寥無語，同它們的百姓一樣。
馮至是個很有成就的詩人和散文家，但他的小說也寫得很别緻。
《蟬與晚禱》（Abenlaeuten）是一篇很成熟的東西。
這兒錄出一段，可以看出他的詩人的氣質。
濃綠森森的葉中，發出來的蟬聲，把時間空間叫得無邊無限。
烈日之下，宇宙好像要在這種狀态中，從此終老。
他懶懶地對着寂默的，輕輕蒙住一層暗淡清紗的“晚禱”，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心境異常平淡：先望着畫中的晚霞，後集中于那兩個虔誠的青年，漸移于遠遠禮拜堂的鐘聲，同那高聳的塔尖了！……他不知是睡是醒，忘掉了一切，四周充溢着“涅槃”（Nirwana）的氣味。
…… 他的《仲尼之将喪》，充滿着豐富的想象力。
從死得其時，死得其所這個觀點來立論，他認為孔子應該死于匡人之手，死于陳蔡人之手。
因為“那個時候，有顔回在我的身邊，仲由在我的身邊，百十個弟子在我的面前！在弦誦聲中死去，韻調是怎樣的悠揚！怎樣的美麗呀！”的确，“死也要有死的時候”！ 楊振聲以一部中篇小說《玉君》成名，可是，他一成名後，再也不走文學這條路了。
就他的一篇《漁家》而論，他的結構頗緊湊，對話也很生動，尤其是那位催收漁稅的警察，一副猙獰的臉孔，一口粗暴的對話，可以反映出橫征暴斂下一般漁民所過的悲慘的生活。
淩叔華是現代評論社最著名的一個女作家。
她所寫的也多是身邊瑣事。
她的《繡枕》，寫的就是大家閨秀的生活。
一對枕頭項，一個繡的是荷花和翠鳥，那一個是繡的一隻鳳凰站在石山上。
“那晚上，我拿回家來足足看了好一會子，真愛死人咧，隻那鳳凰尾巴就用了四十多樣線。
那翠鳥的眼睛望着池子裡的小魚兒真要繡活了，那眼睛真個發亮，不知用什麼線繡的。
” 叔華的對話就是這麼自然，可惜她沒有寫劇本，不然，她的劇本一定也很吃香。
最後，要談到創造社。
在新文學運動第一個十年的後半期裡，創造社大行其道。
創造社的幾位健将，如郭沫若、郁達夫、張資平以及陶晶孫、周全平、倪贻德，他們在當時都算是被壓迫者。
他們有的是能力，缺少的是發揮能力的機會。
因為那時中國的文化教育機構，多數是由留美或留英學生包辦，而創造社的基本幹部都是留日出身。
因為無路請纓，所以他們得傾全力來寫作。
他們的人數雖不多，但他們當時的産量相當驚人，而且在社會上曾發生很大的影響。
郭沫若所譯的《少年維特之煩惱》以及他的中篇小說《落葉》，曾風靡一時。
也許因為篇幅和題材的關系，《小說三集》并沒有選入片段。
他的描寫的功夫雖不夠細膩，但他的氣魄是雄偉的，态度是堅決的，判斷是獨到的。
他寫學術論文是這樣，寫各部門的文藝作品也是這樣。
非友即敵，沫若處世和治學的态度就是如此。
沫若是個多才多藝的人物。
他的手法也是多彩多姿。
除了以個人的遭遇做題材外，他曾用《函谷關》來描寫老子，用《Lobenicht的塔》來描寫康德。
他能夠設身處地替古人想象，同時，又懂得運用古人來強調他個人所喜愛的理論。
在《函谷關》裡，他借老子的口吻來說： 青牛它是我的先生呢。
它教訓我：人間終是離不得的，離去了人間便會沒有生命。
與其高談道德跑到沙漠來，倒不如走向民間去種一莖一穗。
僞善者喲，你可以頹然思返了！ 同樣的，他對康德也有深刻的了解。
他認為塔尖上“豎着一個黃金的十字架，正是康德新建的批評哲學的象征：橫的自然觀和縱的道義感，要構成一個新的金鑰，開發人天的啞謎。
他每在凝集他的思想時，他的眼睛便要遠遠凝視着這個目标，他的思想便漸漸向着這目标綜合攏來。
” 老子和康德，都是最高度的理性的人物。
要用文藝的手腕來分析高度的理性的人物，這工作真是十分吃力，然而郭沫若卻一一做到了，這證明他的工力相當深厚。
郁達夫是個徹頭徹尾的感傷主義者。
他的小說，主要的是自傳，而且充滿着感傷的情調。
用頹廢派一詞來形容他，并不算過分。
他的舊詩的素養，比較同時代的作家都深。
從他的《沉淪》裡，我們可以看出，當他還沒有出國前，他曾花了一兩年工夫，專看各種詩集，到了他寫《采石矶》的時候，他更一瀉無遺地發揮他個人對于詩人黃仲則的認識。
文中随便引用黃仲則的詩，讀者隻覺得這是天衣無縫，一點不會覺得他在賣弄學問。
事實上，寫小說最忌賣弄學問，達夫能夠做到這地步，這證明他的天資固高，而他對于小說寫作的技巧也十分娴熟。
張資平以寫三角、四角戀愛聞名。
他的長篇小說如此，短篇小說也如此。
當五四運動後，一般青年追求戀愛自由的生活。
因此，當時他的小說曾很流行。
可惜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