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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文學
《中國新文學大系》評介
從五四運動到如今，不過四十多年。
在擁有四五千年文化的國度裡，四十多年不過是滄海一粟。
我們承認，從杜甫、白居易起，曆代詩人、詞人、雜劇家、小說家，早已運用連老媽子也會明白的白話來寫作，但是，以往的白話作家多是暗中活動的，直到五四運動後，我們的作家才明目張膽地從事有意識、有計劃的白話文的創作。
隻因新文化運動是有意識、有計劃的，所以不用十年工夫，白話文已經成為普遍的寫作的工具。
這部《中國新文學大系》，就是把新文化運動的最初十年間的成績作個總結，其中論文二集、小說三集、散文二集、詩歌、戲劇、史料各一集，一共十集。
由趙家璧總其成，蔡元培撰總序，各集的編選人分撰各集的導言，可算是一套洋洋大觀的總集。
這部《中國新文學大系》是1935年出版的，離現在已經28年。
在這期間，中國曾經過翻天覆地的極大的變動。
年來我們雖見到大部頭的出版物，如标點《資治通鑒》、《續資治通鑒》、《辛亥革命》、《民報》等，但是，關于1927年至1937年的革命文學時期，1937年至1945年的抗戰文學時期，1945年至1948年間以及1949年至現在的文學作品的結集，還沒見有出版的消息。
這是個遺憾！ 一 理論的争辯 任何時代的青年，多數是不滿現實的。
隻因不滿現實，所以他們就要從事改革。
其中緩進的，主張改良；急進的，主張革命。
當革命和改良的聲浪高唱入雲的時候，那些在舊制度下得到特殊的待遇的人，當然要起來反抗。
這是互不相讓的鬥争。
這純粹是力的比賽。
在鬥争或比賽的過程中，優勝劣敗，中間沒有妥協的餘地。
假如舊派勢力大，那麼他們就要“複辟”，甚至變本加厲。
相反的，假如新派勢力大，那麼他們自然而然地要豎起新旗幟，采取新作風，一切設施，完全和舊時代相反。
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也是一班青年幹出來的。
他們具備愛國的熱誠，以救國為己任。
他們知道，要救國必須普及教育，要普及教育必須改革文字。
因為古文太過艱深晦澀，中等資質的人，苦讀十年，很難自由運用，這對于教育的普及，難免有極大的妨礙。
胡适是個有曆史眼光的人。
雖然他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個主幹，但他并不會“貪天之功，以為己力”。
在《建設理論集》的導言裡，他很坦白地指出新文化運動有幾個重要的原因：“第一是我們有了一千多年的白話文學作品；禅門語錄，理學語錄，白話詩詞曲子，白話小說。
……第二是我們的老祖宗在兩千年之中，漸漸地把一種大同小異的‘官話’推行到了全國的絕大部分：從滿洲裡直到雲南，從河套直到桂林，從丹陽直到川邊，全是官話區域。
……第三是我們的海禁開了，和世界文化接觸了，有了參考的資料，尤其是歐洲近代國家的國語文學次第産生的曆史，使我們明了我們自己的國語文學的曆史，使我們放膽主張建立我們自己的文學革命。
” 1917年，胡适發表他的《文學改良刍議》。
他主張文學改良，隻需從八事入手。
所謂八事，就是：一、須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須講求文法；四、不作無病之呻吟；五、務去爛調套語；六、不用典；七、不講對仗；八、不避俗字俗語。
其中最後一條，不避俗字俗語，是千年來運用白話文來寫作的人一緻的主張。
用胡适的話來說： 與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紀之活字；與其用不能行遠不能普及之秦漢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戶曉之《水浒》、《西遊》文字也。
因為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字。
今日的中國，當創造今日的文學。
白話文應該成為20世紀的中國的文學的工具，這種理由十分充分，不用說也應該明白。
但是，要創造國語的文學，必須用全力來經營，不然，就很難有所成就。
因此，胡适說： 夫不以全副精神造文學而望文學之發生，此猶不耕而求獲，不食而求飽也，亦終不可得矣。
施耐庵、曹雪芹諸人所以能有成者，正賴其有特别膽力，能以全力為之耳。
（《曆史的文學觀念論》） 胡适是個緩進的、改良主義的人物。
他對于新文學運動，還抱着商榷的态度，還不敢斬釘截鐵地主張非用白話文作表情達意的工具不可。
陳獨秀究竟是個革命家。
革命家的特色，就是絕對不妥協。
在他的《文學革命論》裡，他高舉“文學革命軍”的大旗，“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 在答胡适的信裡，陳獨秀又說：“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讨論的餘地。
”旗幟鮮明，态度堅決，這才掀起全國性白話文運動。
自陳胡豎起文學革命的大旗後，北大的教授和學生積極支持的很多，其中以蔡元培、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沈尹默、朱希祖、傅斯年、羅家倫等人最賣力氣。
由這十幾人做中心，文學革命的理論和活動逐漸展開。
到了1920年，教育部已經下個命令，從秋季始業起，國民學校的一二年級都改用國語。
到了1925年，高等小學的教科書，也都已改成國語了。
在反對的方面，林琴南緻蔡元培書，可以說是一種重要的文獻。
林琴南說： 且天下唯有真學術，真道德，始足獨樹一幟，使人景從。
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不類閩廣人為無文法之啁啾。
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矣。
林琴南所鄙視的引車賣漿之徒，剛好是提倡白話文的領袖所重視的人物。
因為白話文運動的結果，無非希望街邊小販都有看讀寫作的能力。
隻有這樣，教育才能夠普及；隻有這樣，誰都能夠運用白話文的武器來研究學術和藝術，并且把心得公開給社會。
當時胡适曾尋章摘句，把林琴南作品裡找出兩三句話，證明他以及其他做古文的人，隻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為的是他們不懂文法。
林琴南也不甘示弱，寫了一篇小說，名叫《荊生》，内容批評陳獨秀、錢玄同、胡适。
結論還說他們是“禽獸自語，于人胡涉？”這種迹近謾罵的文字，已經超出理論的争辯的範圍了。
反對派的健将，當推胡先骕。
胡先骕的舊學很有根底，同時，又是個留學生，在當時也可以算是學貫中西的人物。
像主張白話文的人以北大為大本營一樣，反對白話文的人以南高為根據地。
胡先骕在《南京高等師範日刊》裡發表一篇論文，題為《中國文學改良論》，内容既結實，文字又優美，持論謹嚴，銳不可當。
他說： 向使以白話為文，随時變遷，宋元之文，已不可讀，況秦漢魏晉乎？此正中國言文分離之優點，乃論者以之為劣，豈不謬哉？ 又說： 蓋人之異于物者，以其有思想之曆史，而前人之著作，即後人之遺産也。
若盡棄遺産，以圖赤手創業，不亦難乎？……故居今日而言創造新文學，必以古文學為根基而發揚光大之，則前途當未可限量，否則徒自苦耳。
除了林琴南和胡先骕外，《甲寅雜志》的主筆章士钊也算是一個重要的人物。
章士钊也是學貫中西的人物，他本人是個律師，長于邏輯，同時，他的一班朋友，如李大钊、李劍農、高一涵，都是能文之士。
在《評新文化運動》裡，他說： 善為令人之言者，即其善為古人之言，而擴充變化者也。
适之日寝饋于古人之言，故其所為今人之言，文言可也，白話亦可，大抵俱有理緻條段。
今為适之之學者，乃反乎是。
以為今人之言，有其獨立自存之領域，而所謂領域，又以适之為大帝，績溪為上京，遂乃一味于《胡氏文存》中求文章義法，于《嘗試集》中求詩歌律令。
目無旁鹜，筆不暫停，以緻釀成今日的、底、他、它、嗎、呢、吧、咧之文變。
換句話說，章士钊自信是個飽學之士。
他認為胡适等人之所以能夠寫白話文，因為他們精通文言文。
用林琴南的話來說，《水浒》和《紅樓夢》的作者，都是“博極群書之人。
總之，非讀破萬卷，不能為古文，亦并不能為白話”。
然而我們所注意的倒是王敬軒和劉半農的往返辯論的兩封信。
據鄭振铎說，王敬軒是新青年社的僞裝讀者錢玄同。
錢玄同本來是大罵“桐城謬種，選學妖孽”的人，可是在這封信裡，他故意把舊文人的許多見解歸納在一起，然後加以緻命的打擊。
他既說：“選學之文，宜于抒情；桐城之文，宜于論議。
悉心研求，終身受用不窮。
”又說：“鄙人以為能笃于舊學者，始能兼采新知。
若得新忘舊，是乃蕩婦所為。
……總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則西學無流弊。
若專恃西學而蔑棄中學，則國本既隳，焉能五稔？” 接着，劉半農把王敬軒的原信分為八段，一一加以無情的駁斥。
這樣一來，贊成白話文的勢力，越來越雄厚，而反對者的聲浪早已呈再衰三竭，有氣無力的樣子。
在白話文運動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内容改革是第二步。
關于白話成為普及教育的利器一層，上文已經表過，現在讓我們來談談内容的改革。
周作人的《人的文學》，可以說是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
他所主張的人道主義，并非世間所謂“悲天憫人”或“博施濟衆”的慈善主義，乃是一種“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
他希望每個人須經營一種“利己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
“用這人道主義為本，對于人生諸問題，加以記錄的文字，便謂之人的文學”。
年來稍微有身份的作家，都以反對黃色為己任。
但是，什麼是黃色？一般人的答案不同，不過多數人以為内容涉及男盜女娼的作品，就算是黃色作品。
其實，各國著名的文學作品，也離不了男盜女娼的故事，這完全是個态度問題。
用周作人的話來說： 譬如法國Maupassant的小說《人生》（UneVie）是寫人間獸欲的人的文學，中國的《肉蒲團》卻是非人的文學。
俄國Kuprin的小說《坑》（Jama）是寫娼妓生活的人的文學，中國的《九尾龜》卻是非人的文學。
這區别就隻在著作的态度不同。
一個嚴肅，一個遊戲。
一個希望人的生活，所以對于非人的生活，懷着悲哀或憤怒；一個安于非人的生活，所以對于非人的生活，感着滿足，又多帶着玩弄與挑撥的形迹。
簡單說一句，隻要态度嚴肅，存心正大光明，那麼天地之大，蒼蠅之細，無事不可形諸筆墨了。
周作人認為批評和主張，應分作兩件事。
“批評古人的著作，便認定他們的時代，給他們一個正直的評價，相應的位置。
至于宣傳我們的主張，也認定我們的時代，不能與相反的意見通融讓步，唯有排斥的一條方法。
”這充分說明，文學是時代的反映，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而我們所處的人道主義已經擡頭的時代，應該有“人的文學”。
談到文學的内容，誰也不會忘記它的兩大派别：一、為藝術而藝術；二、為人生而藝術。
當文化界決定以白話文為表現的工具的時候，他們的活動的中心，便從北京移到上海。
創造社就是主張為藝術而藝術；文學研究會就是提倡為人生而藝術。
前者以留日學生郭沫若、郁達夫、張資平、成仿吾為主幹，後者以沈雁冰、鄭振铎、葉紹鈞、謝冰心、落花生為中心。
原來隸屬于新青年社的魯迅和周作人，這時也和文學研究會取得密切的聯系。
在文學理論的争辯方面，創造社主要的是由成仿吾、郭沫若出馬；文學研究會卻由沈雁冰、鄭振铎上陣。
在《新文學之使命》裡，成仿吾一面指摘“日本的短歌，我真不知何處有模仿的價值，而介紹者言之入神，模仿者趨之若鹜如此”。
“本來我們的先鋒隊中，多不懂文學為何的人物，所以他們最初便把我們帶上歧路了”。
因此，“我們今後要有章識地多多在表現上努力，不要輕事模仿！” 創造社的辦法，就是要為藝術而藝術，不能在功利主義裡打算盤。
“我們渴望着有美的文學來培養我們優美的感情，把我們的生活洗刷了。
文學是我們的精神生活的糧食，我們由文學可以感到多少生的歡喜！可以感到多少生的跳躍！” 平心而論，在創造社的陣營裡，成仿吾是比較脆弱的一個。
因為創造社既然标榜創作，所以文學理論的素養的深淺，他們根本不大注意。
事實上，成仿吾是個實際的革命家，他所寫的理論的文章，多少近于喊口号，并沒有提出具體的理論。
另一方面，文學研究會的沈雁冰先生，是個堅定辛勤的文學工作者。
在新文學運動的頭十年裡，他的主要工作是研究和介紹中外的文學名著。
到了第二個十年，他才走上創作的大路，而且采用筆名“茅盾”，因為根底雄厚，所以他的理論可以說是言之有物。
在《新文學研究者的責任與努力》裡，沈雁冰是兼重研究和創作的。
在研究和翻譯方面，他說： 翻譯某文家的著作時，至少讀過這位文家所屬之國的文學史，這位文家的傳，和關于這位文家的批評文字，然後能不空費時間，不介紹假的文學著作來。
要這樣辦，最好莫如由專研究一國或一家的文學的人來翻譯，專一自然可以精些。
在創作方面，他也有具體的主張，而這種主張并不是憑空而發的，而是熟讀精思後所得到的具體的結論。
他說： 創作文學時必不可缺的，是觀察的能力與想象的能力；兩者偏一不可。
表現的兩個手段，是分析與綜合。
……西洋寫實派後新浪漫派作品，便都是能兼觀察與想象，而綜合地表現人生的。
這進步的藝術與思想，也是創作者不可不時顧到的。
他如《文學與人生》、《什麼是文學》兩篇論文也是得意之作。
前者顧名思義，知道他是為人生而文學。
後者很坦白地說：“新文學的寫實主義，于材料上最注重精密嚴肅，描寫一定要忠實；譬如講佘山，必須至少去過一次，必不能放無的之矢。
” 以上所述，僅大略說明新文學運動最初的十年間理論上的争辯的正、反、合。
一面有人贊成白話文，另一面有人反對白話文。
等到白話文成為公認的寫作的工具後，大家就進一步要讨論和實踐新文學的内容了。
這個新的綜合，剛好是第二個十年的開始。
這事情不屬于本文的範圍内，就此帶住。
二 小說 在中國文學史上，小說的發展來得最慢。
《漢書·藝文志》說：“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緻遠恐泥。
”換句話說，小說這玩意兒，雖然也值得一看，可是要它負起任重道遠的任務，恐怕還是走不通。
唐人已經寫過小說，宋人也寫了不少筆記，不過唐、宋是詩、詞相繼争看文壇的正統的時代，直到元、明、清三朝，《三國演義》、《水浒》、《紅樓夢》等傑作，才以嶄新的姿态馳騁文壇。
但是，就一般情形看來，這些著名小說，主要的是流行于民間，王公巨卿、文人學士，多是以雪夜閉門讀禁書的态度來看待小說。
小說的不被重視，于此可見一斑。
當1918年，五四運動幹得有聲有色的時候，《新青年》僅
在擁有四五千年文化的國度裡，四十多年不過是滄海一粟。
我們承認，從杜甫、白居易起，曆代詩人、詞人、雜劇家、小說家，早已運用連老媽子也會明白的白話來寫作，但是，以往的白話作家多是暗中活動的，直到五四運動後，我們的作家才明目張膽地從事有意識、有計劃的白話文的創作。
隻因新文化運動是有意識、有計劃的，所以不用十年工夫，白話文已經成為普遍的寫作的工具。
這部《中國新文學大系》，就是把新文化運動的最初十年間的成績作個總結，其中論文二集、小說三集、散文二集、詩歌、戲劇、史料各一集，一共十集。
由趙家璧總其成，蔡元培撰總序，各集的編選人分撰各集的導言，可算是一套洋洋大觀的總集。
這部《中國新文學大系》是1935年出版的，離現在已經28年。
在這期間，中國曾經過翻天覆地的極大的變動。
年來我們雖見到大部頭的出版物，如标點《資治通鑒》、《續資治通鑒》、《辛亥革命》、《民報》等，但是，關于1927年至1937年的革命文學時期，1937年至1945年的抗戰文學時期，1945年至1948年間以及1949年至現在的文學作品的結集，還沒見有出版的消息。
這是個遺憾！ 一 理論的争辯 任何時代的青年，多數是不滿現實的。
隻因不滿現實，所以他們就要從事改革。
其中緩進的，主張改良；急進的，主張革命。
當革命和改良的聲浪高唱入雲的時候，那些在舊制度下得到特殊的待遇的人，當然要起來反抗。
這是互不相讓的鬥争。
這純粹是力的比賽。
在鬥争或比賽的過程中，優勝劣敗，中間沒有妥協的餘地。
假如舊派勢力大，那麼他們就要“複辟”，甚至變本加厲。
相反的，假如新派勢力大，那麼他們自然而然地要豎起新旗幟，采取新作風，一切設施，完全和舊時代相反。
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也是一班青年幹出來的。
他們具備愛國的熱誠，以救國為己任。
他們知道，要救國必須普及教育，要普及教育必須改革文字。
因為古文太過艱深晦澀，中等資質的人，苦讀十年，很難自由運用，這對于教育的普及，難免有極大的妨礙。
胡适是個有曆史眼光的人。
雖然他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個主幹，但他并不會“貪天之功，以為己力”。
在《建設理論集》的導言裡，他很坦白地指出新文化運動有幾個重要的原因：“第一是我們有了一千多年的白話文學作品；禅門語錄，理學語錄，白話詩詞曲子，白話小說。
……第二是我們的老祖宗在兩千年之中，漸漸地把一種大同小異的‘官話’推行到了全國的絕大部分：從滿洲裡直到雲南，從河套直到桂林，從丹陽直到川邊，全是官話區域。
……第三是我們的海禁開了，和世界文化接觸了，有了參考的資料，尤其是歐洲近代國家的國語文學次第産生的曆史，使我們明了我們自己的國語文學的曆史，使我們放膽主張建立我們自己的文學革命。
” 1917年，胡适發表他的《文學改良刍議》。
他主張文學改良，隻需從八事入手。
所謂八事，就是：一、須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須講求文法；四、不作無病之呻吟；五、務去爛調套語；六、不用典；七、不講對仗；八、不避俗字俗語。
其中最後一條，不避俗字俗語，是千年來運用白話文來寫作的人一緻的主張。
用胡适的話來說： 與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紀之活字；與其用不能行遠不能普及之秦漢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戶曉之《水浒》、《西遊》文字也。
因為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字。
今日的中國，當創造今日的文學。
白話文應該成為20世紀的中國的文學的工具，這種理由十分充分，不用說也應該明白。
但是，要創造國語的文學，必須用全力來經營，不然，就很難有所成就。
因此，胡适說： 夫不以全副精神造文學而望文學之發生，此猶不耕而求獲，不食而求飽也，亦終不可得矣。
施耐庵、曹雪芹諸人所以能有成者，正賴其有特别膽力，能以全力為之耳。
（《曆史的文學觀念論》） 胡适是個緩進的、改良主義的人物。
他對于新文學運動，還抱着商榷的态度，還不敢斬釘截鐵地主張非用白話文作表情達意的工具不可。
陳獨秀究竟是個革命家。
革命家的特色，就是絕對不妥協。
在他的《文學革命論》裡，他高舉“文學革命軍”的大旗，“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 在答胡适的信裡，陳獨秀又說：“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讨論的餘地。
”旗幟鮮明，态度堅決，這才掀起全國性白話文運動。
自陳胡豎起文學革命的大旗後，北大的教授和學生積極支持的很多，其中以蔡元培、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沈尹默、朱希祖、傅斯年、羅家倫等人最賣力氣。
由這十幾人做中心，文學革命的理論和活動逐漸展開。
到了1920年，教育部已經下個命令，從秋季始業起，國民學校的一二年級都改用國語。
到了1925年，高等小學的教科書，也都已改成國語了。
在反對的方面，林琴南緻蔡元培書，可以說是一種重要的文獻。
林琴南說： 且天下唯有真學術，真道德，始足獨樹一幟，使人景從。
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不類閩廣人為無文法之啁啾。
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矣。
林琴南所鄙視的引車賣漿之徒，剛好是提倡白話文的領袖所重視的人物。
因為白話文運動的結果，無非希望街邊小販都有看讀寫作的能力。
隻有這樣，教育才能夠普及；隻有這樣，誰都能夠運用白話文的武器來研究學術和藝術，并且把心得公開給社會。
當時胡适曾尋章摘句，把林琴南作品裡找出兩三句話，證明他以及其他做古文的人，隻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為的是他們不懂文法。
林琴南也不甘示弱，寫了一篇小說，名叫《荊生》，内容批評陳獨秀、錢玄同、胡适。
結論還說他們是“禽獸自語，于人胡涉？”這種迹近謾罵的文字，已經超出理論的争辯的範圍了。
反對派的健将，當推胡先骕。
胡先骕的舊學很有根底，同時，又是個留學生，在當時也可以算是學貫中西的人物。
像主張白話文的人以北大為大本營一樣，反對白話文的人以南高為根據地。
胡先骕在《南京高等師範日刊》裡發表一篇論文，題為《中國文學改良論》，内容既結實，文字又優美，持論謹嚴，銳不可當。
他說： 向使以白話為文，随時變遷，宋元之文，已不可讀，況秦漢魏晉乎？此正中國言文分離之優點，乃論者以之為劣，豈不謬哉？ 又說： 蓋人之異于物者，以其有思想之曆史，而前人之著作，即後人之遺産也。
若盡棄遺産，以圖赤手創業，不亦難乎？……故居今日而言創造新文學，必以古文學為根基而發揚光大之，則前途當未可限量，否則徒自苦耳。
除了林琴南和胡先骕外，《甲寅雜志》的主筆章士钊也算是一個重要的人物。
章士钊也是學貫中西的人物，他本人是個律師，長于邏輯，同時，他的一班朋友，如李大钊、李劍農、高一涵，都是能文之士。
在《評新文化運動》裡，他說： 善為令人之言者，即其善為古人之言，而擴充變化者也。
适之日寝饋于古人之言，故其所為今人之言，文言可也，白話亦可，大抵俱有理緻條段。
今為适之之學者，乃反乎是。
以為今人之言，有其獨立自存之領域，而所謂領域，又以适之為大帝，績溪為上京，遂乃一味于《胡氏文存》中求文章義法，于《嘗試集》中求詩歌律令。
目無旁鹜，筆不暫停，以緻釀成今日的、底、他、它、嗎、呢、吧、咧之文變。
換句話說，章士钊自信是個飽學之士。
他認為胡适等人之所以能夠寫白話文，因為他們精通文言文。
用林琴南的話來說，《水浒》和《紅樓夢》的作者，都是“博極群書之人。
總之，非讀破萬卷，不能為古文，亦并不能為白話”。
然而我們所注意的倒是王敬軒和劉半農的往返辯論的兩封信。
據鄭振铎說，王敬軒是新青年社的僞裝讀者錢玄同。
錢玄同本來是大罵“桐城謬種，選學妖孽”的人，可是在這封信裡，他故意把舊文人的許多見解歸納在一起，然後加以緻命的打擊。
他既說：“選學之文，宜于抒情；桐城之文，宜于論議。
悉心研求，終身受用不窮。
”又說：“鄙人以為能笃于舊學者，始能兼采新知。
若得新忘舊，是乃蕩婦所為。
……總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則西學無流弊。
若專恃西學而蔑棄中學，則國本既隳，焉能五稔？” 接着，劉半農把王敬軒的原信分為八段，一一加以無情的駁斥。
這樣一來，贊成白話文的勢力，越來越雄厚，而反對者的聲浪早已呈再衰三竭，有氣無力的樣子。
在白話文運動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内容改革是第二步。
關于白話成為普及教育的利器一層，上文已經表過，現在讓我們來談談内容的改革。
周作人的《人的文學》，可以說是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
他所主張的人道主義，并非世間所謂“悲天憫人”或“博施濟衆”的慈善主義，乃是一種“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
他希望每個人須經營一種“利己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
“用這人道主義為本，對于人生諸問題，加以記錄的文字，便謂之人的文學”。
年來稍微有身份的作家，都以反對黃色為己任。
但是，什麼是黃色？一般人的答案不同，不過多數人以為内容涉及男盜女娼的作品，就算是黃色作品。
其實，各國著名的文學作品，也離不了男盜女娼的故事，這完全是個态度問題。
用周作人的話來說： 譬如法國Maupassant的小說《人生》（UneVie）是寫人間獸欲的人的文學，中國的《肉蒲團》卻是非人的文學。
俄國Kuprin的小說《坑》（Jama）是寫娼妓生活的人的文學，中國的《九尾龜》卻是非人的文學。
這區别就隻在著作的态度不同。
一個嚴肅，一個遊戲。
一個希望人的生活，所以對于非人的生活，懷着悲哀或憤怒；一個安于非人的生活，所以對于非人的生活，感着滿足，又多帶着玩弄與挑撥的形迹。
簡單說一句，隻要态度嚴肅，存心正大光明，那麼天地之大，蒼蠅之細，無事不可形諸筆墨了。
周作人認為批評和主張，應分作兩件事。
“批評古人的著作，便認定他們的時代，給他們一個正直的評價，相應的位置。
至于宣傳我們的主張，也認定我們的時代，不能與相反的意見通融讓步，唯有排斥的一條方法。
”這充分說明，文學是時代的反映，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而我們所處的人道主義已經擡頭的時代，應該有“人的文學”。
談到文學的内容，誰也不會忘記它的兩大派别：一、為藝術而藝術；二、為人生而藝術。
當文化界決定以白話文為表現的工具的時候，他們的活動的中心，便從北京移到上海。
創造社就是主張為藝術而藝術；文學研究會就是提倡為人生而藝術。
前者以留日學生郭沫若、郁達夫、張資平、成仿吾為主幹，後者以沈雁冰、鄭振铎、葉紹鈞、謝冰心、落花生為中心。
原來隸屬于新青年社的魯迅和周作人，這時也和文學研究會取得密切的聯系。
在文學理論的争辯方面，創造社主要的是由成仿吾、郭沫若出馬；文學研究會卻由沈雁冰、鄭振铎上陣。
在《新文學之使命》裡，成仿吾一面指摘“日本的短歌，我真不知何處有模仿的價值，而介紹者言之入神，模仿者趨之若鹜如此”。
“本來我們的先鋒隊中，多不懂文學為何的人物，所以他們最初便把我們帶上歧路了”。
因此，“我們今後要有章識地多多在表現上努力，不要輕事模仿！” 創造社的辦法，就是要為藝術而藝術，不能在功利主義裡打算盤。
“我們渴望着有美的文學來培養我們優美的感情，把我們的生活洗刷了。
文學是我們的精神生活的糧食，我們由文學可以感到多少生的歡喜！可以感到多少生的跳躍！” 平心而論，在創造社的陣營裡，成仿吾是比較脆弱的一個。
因為創造社既然标榜創作，所以文學理論的素養的深淺，他們根本不大注意。
事實上，成仿吾是個實際的革命家，他所寫的理論的文章，多少近于喊口号，并沒有提出具體的理論。
另一方面，文學研究會的沈雁冰先生，是個堅定辛勤的文學工作者。
在新文學運動的頭十年裡，他的主要工作是研究和介紹中外的文學名著。
到了第二個十年，他才走上創作的大路，而且采用筆名“茅盾”，因為根底雄厚，所以他的理論可以說是言之有物。
在《新文學研究者的責任與努力》裡，沈雁冰是兼重研究和創作的。
在研究和翻譯方面，他說： 翻譯某文家的著作時，至少讀過這位文家所屬之國的文學史，這位文家的傳，和關于這位文家的批評文字，然後能不空費時間，不介紹假的文學著作來。
要這樣辦，最好莫如由專研究一國或一家的文學的人來翻譯，專一自然可以精些。
在創作方面，他也有具體的主張，而這種主張并不是憑空而發的，而是熟讀精思後所得到的具體的結論。
他說： 創作文學時必不可缺的，是觀察的能力與想象的能力；兩者偏一不可。
表現的兩個手段，是分析與綜合。
……西洋寫實派後新浪漫派作品，便都是能兼觀察與想象，而綜合地表現人生的。
這進步的藝術與思想，也是創作者不可不時顧到的。
他如《文學與人生》、《什麼是文學》兩篇論文也是得意之作。
前者顧名思義，知道他是為人生而文學。
後者很坦白地說：“新文學的寫實主義，于材料上最注重精密嚴肅，描寫一定要忠實；譬如講佘山，必須至少去過一次，必不能放無的之矢。
” 以上所述，僅大略說明新文學運動最初的十年間理論上的争辯的正、反、合。
一面有人贊成白話文，另一面有人反對白話文。
等到白話文成為公認的寫作的工具後，大家就進一步要讨論和實踐新文學的内容了。
這個新的綜合，剛好是第二個十年的開始。
這事情不屬于本文的範圍内，就此帶住。
二 小說 在中國文學史上，小說的發展來得最慢。
《漢書·藝文志》說：“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緻遠恐泥。
”換句話說，小說這玩意兒，雖然也值得一看，可是要它負起任重道遠的任務，恐怕還是走不通。
唐人已經寫過小說，宋人也寫了不少筆記，不過唐、宋是詩、詞相繼争看文壇的正統的時代，直到元、明、清三朝，《三國演義》、《水浒》、《紅樓夢》等傑作，才以嶄新的姿态馳騁文壇。
但是，就一般情形看來，這些著名小說，主要的是流行于民間，王公巨卿、文人學士，多是以雪夜閉門讀禁書的态度來看待小說。
小說的不被重視，于此可見一斑。
當1918年，五四運動幹得有聲有色的時候，《新青年》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