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周光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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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羅,你是L先生嗎?” “我就是。

    ” “你說到新山來玩,為什麼到現在還不來呢?喂,你今天下午有空嗎?我想請你到新山來跟一位女作家周光瑚談一談,好嗎?” “周光瑚麼?我倒想見見她。

    不過今天我的工作很忙,須等到下星期三。

    ” “那麼下星期三晚上,我請你吃晚飯,最好多約一兩個朋友來。

    ” 提到周光瑚,她的名字我很熟悉,但她最初引我注意,卻在今年春天。

    那時,南洋大學剛開始籌備,馬來亞全體華僑雖給它以熱烈的支持,但少數外國人卻持異議,他們蜚短流長,指東罵西,認為南洋大學沒有開辦的必要。

    就在這期間,英國文化協會舉行一次演講會,主講者為周光瑚。

    那晚我剛好在丹戎禺俱樂部開會,來不及參加,等到我在報上看見她所發表的演講全文時,我心裡有說不出的高興。

    因為她這篇演講,無異給我們一服強心劑,把那些一竅不通的“支那通”,或貌似忠純,心懷叵測的冒牌社會主義者的怪論一掃精光。

     從那時候起,我就有意認識她。

    但是衣食勞人,每天把腦力去換回面包後,回到家裡,什麼地方都懶得去了。

    不過王立賢先生這次的約會,我絕對不肯輕易放過。

    因此,我約了陳玉符兄同行。

     8月19日傍晚,我和玉符兄抵達新山,王立賢先生已經在海關附近等了半點鐘。

    熱烈的友情,使我既感激,又慚愧。

    接着,他親自駕車,領我們到周光瑚的府上。

     這是一座兩層的樓房,地點在山坡上,前面有個草地,周遭環境非常清靜。

    經過王先生的介紹後,她的丈夫很有禮貌地領我們到樓上大客廳。

     周光瑚長得亭亭玉立,穿着中國的旗袍和平底鞋。

    一看她的軒昂的眉宇,馬上可斷定她是個絕頂聰明的女人。

    她有時用英文,有時卻用北京話和我們談天。

    從她的談吐間,我知道她是個酷愛中國文化的文人,雖然她的職業是個醫生。

     她的父親是四川人,母親是比利時人。

    這位東西合璧的驕子,生于河南信陽,到了7歲那年,舉家遷居北京。

    她的父親本來是鐵路局的工程師,家道小康,經過連年的戰禍,等到她遷居北京時,家裡已經中落了。

     她有三個姐妹,其餘兩位,自小僅通西文,不懂中文,所以到如今,仍沒有什麼表現。

    她的母親本來也不讓她讀中文,可是生性倔強的她,偏偏愛讀中文。

    她在貝滿中學念書時,利用課餘的閑暇,拼命看書;在燕大讀醫學預科時,也喜歡閱讀中文,不過她最得力的階段,卻在抗戰期間。

    那時,她的思想起了很大的變動,她受她的前夫唐君的熏陶,中途辍學,回國參加抗戰工作。

    她深入民間,熟悉民間的痛苦。

    她愛護祖國,更希望祖國從碎瓦頹垣中長成。

    從前她好像站在騎牆的地位來觀察中國,漠不關心;經過抗戰的炮火的洗禮後,她才正式認識中國的偉大,同時,從思想到生活,她在中國生了根。

     就在成都的醫院中,我們這位天才的女作家,在院長瑪麗安女士的鼓勵下,開始著述她的處女作《目的地重慶》(DestinationChungking)。

    内容以她個人的自傳為經,以讀書戀愛生活為緯,順筆還描寫祖國各地的風光。

    她的感情像爐火一樣的熱烈,她的理智卻又像井水那麼鎮靜。

    她的觀察力不弱,她的想象力更強。

    例如她描寫北京時,曾說: 北京的美,不但使人悅目而已。

    這兒需要一個新名詞來形容這種美——它所具備的氣魄和尊嚴,它所擁有的安詳和靜穆。

    北京有蔚藍的天空,顔色既那麼強烈,又那麼清脆,隻要街上的嘈雜的聲音稍微提高一點,幾乎可以把蔚藍的天空,像薄薄的瓷器那樣,一下子打得粉碎。

    但是北京的老百姓是平易近人,北京的音調那麼模糊柔和,車輪馬蹄的聲音和煙塵混在一起,街上的聲音帶着音樂的哀悼的氣氛。

    因此,那個稀薄的弧形的蒼穹,始終沒有被打得粉碎。

    地平線上的西山是藍色的、灰色的、紫色的,随一天之内的陽光的顔色千變萬化;到了暮色蒼茫的黃昏,西山的輪廓給夕陽烘托得如火如荼。

    萬千人家的灰色的屋頂,故宮的金黃色的琉璃瓦,那些廣闊的屋檐,宛若祈禱祝福的姿态。

    壁立千仞的灰色城牆,保衛着這個城。

    這些防禦工事,面對新侵略的武器——比較從前匈奴侵略我們的北方時所用的更殘暴、更有效的武器——似乎沒有多大用處了。

     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