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想許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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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生活是他的黃金時代；他天天有進步，天天可以找到适當的對象來傳道授業。
悠閑的生活，甯靜的心情，豐富的圖書，專門的研究；這正是一個學者求之不得的環境。
當他休假的期間，他曾赴印度旅行一次。
他對印度問題下過相當工夫，這一點從他所著的《印度文學》可以看出來。
此外，他所搜集的中國服裝特别多，我們隻看他在《大公報》上所發表的《中國服裝研究》，便知他的鑒賞力多麼高。
在這社會上，一個人不管閑事，固然可以節省許多時間和精力，但是，大權旁落，俯仰由人，什麼事情都搞不通。
許先生在燕大教書的十年中，對于校務不聞不問，同時，因為在母校服務的緣故，他有時也難免覺得自己毫無權力。
湊巧香港大學創辦中文學院，這位由牛津大學出身的中國著名文學家兼學者當然會中選。
他于1935年率眷南下，擔任香港大學教授，同時，聘請一位燕大舊同事馬季明先生來幫忙。
香港大學的報酬不消說比燕大高些，可是以許先生的資曆和經驗來與港大的歐籍同事相較，那又是太委屈他了。
最可惜的是，許先生個人的學術上的造詣，在香港的幾年間，不能充分發揮出來。
在北京，有的是圖書，有的是專門學者；在香港，除銅臭比較濃厚外，圖書與專家都十分貧乏。
此外，許先生在燕大，教的多是專門的課程；在香港，他隻能傳授生徒以啟蒙的課程。
在北京，他可以躲在書房裡安心研究，什麼事情都不理；在香港，中外各社團的活動少不了他，甚至高等法院關于華人契約上的糾紛，也要征求他的意見；時間浪費，精力分散，所以我說許先生逗留香港的幾年，可以說是他表現最少的幾年。
自許先生到香港後，他的名字在國内的報章雜志上銷聲匿迹，直至七七事變爆發後，我從北京逃難到香港時，這才知道他已經變成香港的社會領袖。
從七七抗戰到他逝世（1941年8月4日）的幾年間，他和流亡在香港的各位文人，都是很熱心地從事抗日工作，每天除了固定的時間和家人閑叙外，他幾乎沒有白費光陰。
不久《大公報》在香港出版，他經常用通信的體裁，發表他個人對于時局的感想。
這些小品文，後來收集在一起，名為《危巢墜簡》，觀察深刻，文字洗練，富有時代的意義。
在香港期間，他對于中國新文字的提倡不遺餘力。
他發表幾篇論文，題為《中國文字底命運》、《拼音字和象形字底比較》、《中國文字底将來》。
當他沒有南下前，他曾給哈佛燕京社編了一部《道藏引得》；到了香港後，他對道藏的研究還有很大的興趣。
他親手抄錄《雲笈七簽》的詞彙，預備出一本引得或辭典一類的書籍，可惜這種大規模的編著工作沒有成功，他個人已經與世長辭了。
記得1941年的暑假，他曾往九龍沙田的友人家裡去寫作。
窮兩日的工夫，寫成《國粹與國學》一文，洋洋萬言，發前人所沒有發。
這篇論文于7月15日開始在香港《大公報》連載，我每天一起身，總要把它先讀完，然後吃早點。
誰料墨痕猶新，許先生突然作古！ 當許先生的噩耗由報章發表出來的時候，全國文化界人士都表示深痛的哀悼。
他的靈柩停在香港大學的大禮堂，祭幛花籃排滿整個大廈。
從港大移靈到般含道基督教墳場的路上，素車白馬，誰都覺得無限悲哀。
今年是許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
在過去悠長的歲月中，我屢次想為文紀念他，隻因心為形役，日無暇晷，執筆而又擱筆已經不下三四回。
今天偶閱《國粹與國學》一書，心裡若有所感，于是摒棄俗務，趕緊寫成這篇短文，一了十年的心願。
“平生風誼兼師友”，這位溫文爾雅的師友的嘉言懿行，永遠刻在我的心裡。
1951年1月6日
悠閑的生活，甯靜的心情，豐富的圖書，專門的研究；這正是一個學者求之不得的環境。
當他休假的期間，他曾赴印度旅行一次。
他對印度問題下過相當工夫，這一點從他所著的《印度文學》可以看出來。
此外，他所搜集的中國服裝特别多，我們隻看他在《大公報》上所發表的《中國服裝研究》，便知他的鑒賞力多麼高。
在這社會上，一個人不管閑事，固然可以節省許多時間和精力，但是，大權旁落，俯仰由人，什麼事情都搞不通。
許先生在燕大教書的十年中，對于校務不聞不問，同時，因為在母校服務的緣故，他有時也難免覺得自己毫無權力。
湊巧香港大學創辦中文學院，這位由牛津大學出身的中國著名文學家兼學者當然會中選。
他于1935年率眷南下，擔任香港大學教授，同時，聘請一位燕大舊同事馬季明先生來幫忙。
香港大學的報酬不消說比燕大高些，可是以許先生的資曆和經驗來與港大的歐籍同事相較，那又是太委屈他了。
最可惜的是，許先生個人的學術上的造詣，在香港的幾年間，不能充分發揮出來。
在北京，有的是圖書，有的是專門學者；在香港，除銅臭比較濃厚外，圖書與專家都十分貧乏。
此外，許先生在燕大，教的多是專門的課程；在香港，他隻能傳授生徒以啟蒙的課程。
在北京，他可以躲在書房裡安心研究，什麼事情都不理；在香港，中外各社團的活動少不了他，甚至高等法院關于華人契約上的糾紛，也要征求他的意見；時間浪費，精力分散，所以我說許先生逗留香港的幾年，可以說是他表現最少的幾年。
自許先生到香港後，他的名字在國内的報章雜志上銷聲匿迹，直至七七事變爆發後，我從北京逃難到香港時，這才知道他已經變成香港的社會領袖。
從七七抗戰到他逝世（1941年8月4日）的幾年間，他和流亡在香港的各位文人，都是很熱心地從事抗日工作，每天除了固定的時間和家人閑叙外，他幾乎沒有白費光陰。
不久《大公報》在香港出版，他經常用通信的體裁，發表他個人對于時局的感想。
這些小品文，後來收集在一起，名為《危巢墜簡》，觀察深刻，文字洗練，富有時代的意義。
在香港期間，他對于中國新文字的提倡不遺餘力。
他發表幾篇論文，題為《中國文字底命運》、《拼音字和象形字底比較》、《中國文字底将來》。
當他沒有南下前，他曾給哈佛燕京社編了一部《道藏引得》；到了香港後，他對道藏的研究還有很大的興趣。
他親手抄錄《雲笈七簽》的詞彙，預備出一本引得或辭典一類的書籍，可惜這種大規模的編著工作沒有成功，他個人已經與世長辭了。
記得1941年的暑假，他曾往九龍沙田的友人家裡去寫作。
窮兩日的工夫，寫成《國粹與國學》一文，洋洋萬言，發前人所沒有發。
這篇論文于7月15日開始在香港《大公報》連載，我每天一起身，總要把它先讀完，然後吃早點。
誰料墨痕猶新，許先生突然作古！ 當許先生的噩耗由報章發表出來的時候，全國文化界人士都表示深痛的哀悼。
他的靈柩停在香港大學的大禮堂，祭幛花籃排滿整個大廈。
從港大移靈到般含道基督教墳場的路上，素車白馬，誰都覺得無限悲哀。
今年是許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
在過去悠長的歲月中，我屢次想為文紀念他，隻因心為形役，日無暇晷，執筆而又擱筆已經不下三四回。
今天偶閱《國粹與國學》一書，心裡若有所感，于是摒棄俗務，趕緊寫成這篇短文，一了十年的心願。
“平生風誼兼師友”，這位溫文爾雅的師友的嘉言懿行，永遠刻在我的心裡。
1951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