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顧颉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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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檢字的方法，然後把中國的重要的舊書拿來做引得（index，即索引）。
這部門工作得到哈佛燕京學社的支持，工作十分順利，在短短的幾年間，便編印了幾十種引得，中外學人都覺得十分便利。
顧先生對于經學研究有素，所以他從事編纂《書經引得》。
本來《書經》這本書，是曆來聚訟紛纭的書，經過先生的整理後，凡是研究中國古史、古文法、文字學的人，将有事半功倍的樂趣。
先生治史，對于《史記》所下的工夫尤深。
經過多年整理後，我們不但有一部校訂無訛的《史記》可讀，而且段落分明，标點正确，引得完備，這對于史學家是個大幫忙。
因為素養很深，所以他可以毫不費力地寫了一部《漢代學術史略》，深入淺出，如數家珍，的是不可多得的作品。
七七事變的時候，先生已離開北京。
他所藏的汗牛充棟的書籍，由他的從叔起潛先生（廷龍）代為安頓，有的藏于燕大校園，有的藏于城裡禹貢學會，而以稿件比較整齊的藏于天津中國銀行倉庫。
到了太平洋戰争爆發起來，日人蹂躏英美租界，藏在燕大的書籍被日人捆載而去，寄天津的付之拍賣。
幸虧章元群先生知道這事情，代為收購，改藏于浙江興業銀行，到戰後才原璧歸趙。
中國社會的尊重讀書人及愛惜書籍稿本，從此可見一斑。
當全面抗戰的期間，先生寄居大後方，生活雖日益困難，但好學之心一天也沒有松弛下去。
他編輯《文史雜志》，風行一時，為亂世研治學術的一個好氣象。
戰後，他重返江南，為着提高學術，普及教育，宣揚文化這幾個大任務，整天仆仆于京、滬、蘇之間。
自新政府成立，迄今不通音問，先生大概安居于文化中心的北京罷。
現在我要說一說和先生的關系。
我初到北京時，曾看過《古史辨》，那篇《自序》很詳盡地叙述他的出身，治學的經過及今後的志願，這給我很深刻的印象。
後來周作人先生編輯《中國散文選集》時，把這篇洋洋幾萬言的《自序》收進去，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主任漢摩爾先生曾把它譯成英文，以廣流傳。
1929年秋，先生初到燕京任教時，我已經在三年級，因為時間關系，並沒有選到他的功課。
這一點我并不懊悔，因為先生的長處在于發現問題及指點門徑，公開演講，并不是他的特長，因為他說話相當吃力，欲急反慢。
因此，許多慕名聽講的學生，上不了幾堂功課，便不能再忍耐聽下去。
到了我快要畢業燕大的前夕，窗友齊思和兄（緻中）約我到先生的府上去拜訪。
在會談的一個鐘頭中，蒙他一一指點治學的門徑，發聾振瞆，好像初進他的大門時，我是一個人；出了他的大門後，自己完全換了一個人。
簡單說一句，他所給我的影響，就是信心和努力。
一般說來，上海的文人的通病在于輕率，北京的文人的通病在于矜持。
輕率的流弊是粗制濫造；矜持的流弊是呆闆拘滞。
先生生于江南，長于冀北，南人北相，兼備兩地的優點，而避免它們的缺點。
先生智圓行方，膽大細心；自經先生的指示後，我才敢執筆學寫文章。
1934年至1937年間，我和先生的過從頗密。
我讀過他求學時代的日記稿本，我看過他的讀書筆記，我更有機會時常跟他通訊和談天。
他告訴我說，他之所以懷疑古史，為的是在大學時代，他是個戲迷，每天從沙灘步行到前門外去看戲，經過兩年看戲的經驗，他發現許多戲文的故事是幾經更改，才成為目前的定本。
根據這觀點，他認為中國許多曆史的傳說，都是累積而成。
觀點既然把握得堅定，回頭再看古書，覺得興趣盎然，到處都有可取的材料。
先生雖以古史名家，但他對于中國古代經書的看法，跟普通的冬烘先生完全兩樣。
先生曾說：假如有人拿了許多經書堆在我們的面前，問有什麼用處，那麼我們可以幹脆答道：沒有用。
因為《詩經》裡的詩已不能唱了；《易經》裡的占蔔我們是不信的；《禮經》和《禮記》中許多瑣碎的禮節，看着也頭痛；《春秋》中的褒貶予奪，完全表現階級思想，絕不是現代的倫理；《尚書》裡的說話，動不動叫着上帝和祖先，我們的理智也提不起這種信仰了。
這種東西，實在隻有一種無用的用處，就是它的史料價值。
把這比較有系統的書本材料來聯串無系統的地下實物，互相印證，于是我們可以希望寫出一部比較真實的上古史。
老實說：“盡信書不如無書。
”我們應該疑其所當疑，信其所當信。
各種重要史料，經過考訂、明辨、證實、排比之後，曆史的真相多少可以明白。
先生行将達到花甲的年齡。
戰後我在南京見他的時候，他的兩鬓已經呈灰白的樣子，但他精神奕奕，整天沒有倦容。
他不抽煙、不喝酒。
他的最大的享受，就是孜孜不倦地研究學問，及繼續不斷地誘掖青年。
像先生這種以學問為生命，以青年為救星的大學者，應該長享“仁者壽”的境域呢。
1951年8月19日
這部門工作得到哈佛燕京學社的支持，工作十分順利，在短短的幾年間，便編印了幾十種引得，中外學人都覺得十分便利。
顧先生對于經學研究有素，所以他從事編纂《書經引得》。
本來《書經》這本書，是曆來聚訟紛纭的書，經過先生的整理後，凡是研究中國古史、古文法、文字學的人，将有事半功倍的樂趣。
先生治史，對于《史記》所下的工夫尤深。
經過多年整理後，我們不但有一部校訂無訛的《史記》可讀，而且段落分明，标點正确，引得完備，這對于史學家是個大幫忙。
因為素養很深，所以他可以毫不費力地寫了一部《漢代學術史略》，深入淺出，如數家珍，的是不可多得的作品。
七七事變的時候，先生已離開北京。
他所藏的汗牛充棟的書籍，由他的從叔起潛先生（廷龍）代為安頓，有的藏于燕大校園，有的藏于城裡禹貢學會，而以稿件比較整齊的藏于天津中國銀行倉庫。
到了太平洋戰争爆發起來，日人蹂躏英美租界，藏在燕大的書籍被日人捆載而去，寄天津的付之拍賣。
幸虧章元群先生知道這事情，代為收購，改藏于浙江興業銀行，到戰後才原璧歸趙。
中國社會的尊重讀書人及愛惜書籍稿本，從此可見一斑。
當全面抗戰的期間，先生寄居大後方，生活雖日益困難，但好學之心一天也沒有松弛下去。
他編輯《文史雜志》，風行一時，為亂世研治學術的一個好氣象。
戰後，他重返江南，為着提高學術，普及教育，宣揚文化這幾個大任務，整天仆仆于京、滬、蘇之間。
自新政府成立，迄今不通音問，先生大概安居于文化中心的北京罷。
現在我要說一說和先生的關系。
我初到北京時，曾看過《古史辨》，那篇《自序》很詳盡地叙述他的出身，治學的經過及今後的志願，這給我很深刻的印象。
後來周作人先生編輯《中國散文選集》時，把這篇洋洋幾萬言的《自序》收進去，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主任漢摩爾先生曾把它譯成英文，以廣流傳。
1929年秋，先生初到燕京任教時，我已經在三年級，因為時間關系，並沒有選到他的功課。
這一點我并不懊悔，因為先生的長處在于發現問題及指點門徑，公開演講，并不是他的特長，因為他說話相當吃力，欲急反慢。
因此，許多慕名聽講的學生，上不了幾堂功課，便不能再忍耐聽下去。
到了我快要畢業燕大的前夕，窗友齊思和兄（緻中）約我到先生的府上去拜訪。
在會談的一個鐘頭中，蒙他一一指點治學的門徑，發聾振瞆，好像初進他的大門時，我是一個人；出了他的大門後，自己完全換了一個人。
簡單說一句，他所給我的影響，就是信心和努力。
一般說來，上海的文人的通病在于輕率，北京的文人的通病在于矜持。
輕率的流弊是粗制濫造；矜持的流弊是呆闆拘滞。
先生生于江南，長于冀北，南人北相，兼備兩地的優點，而避免它們的缺點。
先生智圓行方，膽大細心；自經先生的指示後，我才敢執筆學寫文章。
1934年至1937年間，我和先生的過從頗密。
我讀過他求學時代的日記稿本，我看過他的讀書筆記，我更有機會時常跟他通訊和談天。
他告訴我說，他之所以懷疑古史，為的是在大學時代，他是個戲迷，每天從沙灘步行到前門外去看戲，經過兩年看戲的經驗，他發現許多戲文的故事是幾經更改，才成為目前的定本。
根據這觀點，他認為中國許多曆史的傳說，都是累積而成。
觀點既然把握得堅定，回頭再看古書，覺得興趣盎然，到處都有可取的材料。
先生雖以古史名家，但他對于中國古代經書的看法，跟普通的冬烘先生完全兩樣。
先生曾說：假如有人拿了許多經書堆在我們的面前，問有什麼用處，那麼我們可以幹脆答道：沒有用。
因為《詩經》裡的詩已不能唱了；《易經》裡的占蔔我們是不信的；《禮經》和《禮記》中許多瑣碎的禮節，看着也頭痛；《春秋》中的褒貶予奪，完全表現階級思想，絕不是現代的倫理；《尚書》裡的說話，動不動叫着上帝和祖先，我們的理智也提不起這種信仰了。
這種東西，實在隻有一種無用的用處，就是它的史料價值。
把這比較有系統的書本材料來聯串無系統的地下實物，互相印證，于是我們可以希望寫出一部比較真實的上古史。
老實說：“盡信書不如無書。
”我們應該疑其所當疑，信其所當信。
各種重要史料，經過考訂、明辨、證實、排比之後，曆史的真相多少可以明白。
先生行将達到花甲的年齡。
戰後我在南京見他的時候，他的兩鬓已經呈灰白的樣子，但他精神奕奕，整天沒有倦容。
他不抽煙、不喝酒。
他的最大的享受，就是孜孜不倦地研究學問，及繼續不斷地誘掖青年。
像先生這種以學問為生命，以青年為救星的大學者，應該長享“仁者壽”的境域呢。
1951年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