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顧颉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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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代中國的學者中，我個人最欽佩的可以說是顧颉剛先生。
顧先生是江蘇蘇州人，家學淵源，自小就打好很切實的國學基礎。
在中學時代，他和葉聖陶先生（紹鈞）是同學，兩個人都以優異的成績冠于侪輩。
中學畢業後，他就跑到北京大學，進的是哲學系，并非史學系。
他曾上胡适先生的中國哲學史的功課。
起初他以為胡先生像普通有名無實的留學生一樣，很瞧不起他。
後來他拜讀胡先生的幾篇論文，尤其《紅樓夢考證》、《井田辨》那一類的文章，深知胡先生是個懂得運用西洋的科學方法來治國學的學者。
他得到這種暗示後，便加倍用功。
他花了兩年工夫去研究《詩經》。
因為用懷疑的眼光看古書，所以各種問題層出不窮。
簡單說一句，受過科學方法洗禮後的顧先生，幾乎覺得沒有一本古書沒有問題，沒有一本古書不是研究的對象，更沒有一本古書不是可以取材的資料。
當五四運動的時代，北大的師生真是天之驕子，稍微寫過三五篇文章的人，都榮膺學者專家的尊号。
那時顧先生雖然也給《新潮》寫過文章，但他的興趣别有所在，所以他僅用顧誠吾的筆名來發表作品。
大學畢業後，他曾在國學研究所做助理員，同時，也發表與古史有關的作品。
他的眼光的深刻，假設的大膽，引證的詳博，一下子引起學術界的重視。
這部書就是1926年出版的劃時代的《古史辨》。
從此以後，中國的學者專家對于古史的态度，才從“信古”變成“疑古”。
這在學術思想上，不能不說是個大轉變。
離開北大後，《古史辨》還沒有編訂成書前，顧先生曾任商務印書館的編輯。
公餘之暇，他仍努力寫作。
他編成一部《中國史》，校訂過胡适先生編的《詞選》以及其他著作。
到了1926年，他和魯迅先生被廈門大學聘為教授，第二年又應廣州中山大學之聘，擔任講席。
在這期間，他和魯迅先生鬧過意見，打過筆墨官司，後來兩人都離開廣州；魯迅先生到上海，顧先生徑往燕京大學，擔任研究教授。
像上海是中國文藝的大本營一樣，北京是中國學術的搖籃。
顧先生到了燕京大學，人地相宜，如魚得水。
在短短的一年内，他寫了不少東西。
不料用功過猛，得了失眠的毛病。
蒙燕大當局的允許，組織一個旅行團，到河北、河南、陝西、山東四省去旅行。
那次旅行的目标，一方面為燕大圖書館及小型的博物館搜購文物，一方面因為連年天災人禍，曆史文化的遺存必受摧殘，所以趁這個機會去調查實際狀況。
他們于1931年春假中出發，曆時兩個月才回校，跋涉既甚，宿疾不用服藥而痊愈。
那時，各方慕名求見先生的客人日多，他在成府蔣家胡同三号的大廈隻用來藏書，自己一個人卻跑到海澱侯芸圻先生處去寫作，晨出午歸，費了二十多天，寫成一部洋洋七萬言的《辛未訪古日記》，這是他第一次考古旅行的大收獲。
那年秋天，九一八事變發生。
先生為愛國熱誠所激勵，跟燕大的同事及同學們組織“愛國十人團”，旋又覺得國家的衰弱，主要的是由于民衆教育不普及，于是組織三戶書店，編輯各種通俗讀物，借以喚醒民衆的愛國的情緒，灌輸現代科學的知識。
所謂“三戶”，是根據“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這個典故。
後來因華北的局勢越來越壞，傀儡政權正在醞釀中，于是把三戶書店改為通俗讀物編刊社，編印鼓兒詞及各種故事，流行于華北各地，影響極大。
1935年春，先生發起禹貢學會，刊行《禹貢》半月刊，起初隻印16開版，後來社務逐漸發達，會員越來越多，如遇專門問題的專号，篇幅總是超過100頁以上。
這些有價值的專門論文，都是許多家道清寒的學者窮年累月研究所得的成績。
他們把心血的結晶，找個發表的機會，借以引起學術界的注意，便心滿意足。
至于稿費呢，不瞞諸位說，連一個銅闆也沒有，從此可見北京的學術空氣的濃厚，真正研究學問的人，多是“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但是個人的利害可置之度外，國家的前途卻不能不加倍關心。
1935年間，先生就開始組織大衆知識社，發行刊物，由先生任總編輯，由吳世昌兄、楊剛女士、先室鄭侃嬨女士及我分任各部門的編輯。
不料這個以民衆為對象的刊物，因為鋒芒太露，遭南京政府的幹涉，很艱苦地辦了六期，便告一結束。
這時，先生心灰意懶，知道幹實際的社會運動，阻力實在太大，于是又傾全力去發掘故紙堆。
燕大另一個名教授，名叫洪煨蓮。
洪先生是福州人，留美出身，他研究的雖然是國際問題，但他對于西洋人的治學方法很有心得。
他認為西洋的科學的進步，主要的是得力于工具書。
中國人因為工具書缺乏，什麼東西都要靠博聞強識，結果，不但記憶不清楚，而且浪費許多寶貴的時間。
從前中國的讀書人所研究的範圍很窄狹，所以幾部基本的書籍，他們可以讀得爛熟，現在我們需要博引繁征，而博引繁征絕對不能單靠記憶。
他發明
顧先生是江蘇蘇州人，家學淵源，自小就打好很切實的國學基礎。
在中學時代，他和葉聖陶先生（紹鈞）是同學，兩個人都以優異的成績冠于侪輩。
中學畢業後，他就跑到北京大學，進的是哲學系，并非史學系。
他曾上胡适先生的中國哲學史的功課。
起初他以為胡先生像普通有名無實的留學生一樣，很瞧不起他。
後來他拜讀胡先生的幾篇論文，尤其《紅樓夢考證》、《井田辨》那一類的文章，深知胡先生是個懂得運用西洋的科學方法來治國學的學者。
他得到這種暗示後，便加倍用功。
他花了兩年工夫去研究《詩經》。
因為用懷疑的眼光看古書，所以各種問題層出不窮。
簡單說一句，受過科學方法洗禮後的顧先生，幾乎覺得沒有一本古書沒有問題，沒有一本古書不是研究的對象，更沒有一本古書不是可以取材的資料。
當五四運動的時代，北大的師生真是天之驕子，稍微寫過三五篇文章的人，都榮膺學者專家的尊号。
那時顧先生雖然也給《新潮》寫過文章，但他的興趣别有所在，所以他僅用顧誠吾的筆名來發表作品。
大學畢業後，他曾在國學研究所做助理員，同時，也發表與古史有關的作品。
他的眼光的深刻，假設的大膽，引證的詳博，一下子引起學術界的重視。
這部書就是1926年出版的劃時代的《古史辨》。
從此以後，中國的學者專家對于古史的态度，才從“信古”變成“疑古”。
這在學術思想上，不能不說是個大轉變。
離開北大後，《古史辨》還沒有編訂成書前，顧先生曾任商務印書館的編輯。
公餘之暇，他仍努力寫作。
他編成一部《中國史》，校訂過胡适先生編的《詞選》以及其他著作。
到了1926年，他和魯迅先生被廈門大學聘為教授，第二年又應廣州中山大學之聘，擔任講席。
在這期間，他和魯迅先生鬧過意見，打過筆墨官司，後來兩人都離開廣州；魯迅先生到上海，顧先生徑往燕京大學，擔任研究教授。
像上海是中國文藝的大本營一樣，北京是中國學術的搖籃。
顧先生到了燕京大學，人地相宜，如魚得水。
在短短的一年内，他寫了不少東西。
不料用功過猛，得了失眠的毛病。
蒙燕大當局的允許，組織一個旅行團，到河北、河南、陝西、山東四省去旅行。
那次旅行的目标，一方面為燕大圖書館及小型的博物館搜購文物，一方面因為連年天災人禍，曆史文化的遺存必受摧殘，所以趁這個機會去調查實際狀況。
他們于1931年春假中出發，曆時兩個月才回校，跋涉既甚，宿疾不用服藥而痊愈。
那時，各方慕名求見先生的客人日多，他在成府蔣家胡同三号的大廈隻用來藏書，自己一個人卻跑到海澱侯芸圻先生處去寫作，晨出午歸，費了二十多天，寫成一部洋洋七萬言的《辛未訪古日記》，這是他第一次考古旅行的大收獲。
那年秋天，九一八事變發生。
先生為愛國熱誠所激勵，跟燕大的同事及同學們組織“愛國十人團”，旋又覺得國家的衰弱，主要的是由于民衆教育不普及，于是組織三戶書店，編輯各種通俗讀物，借以喚醒民衆的愛國的情緒，灌輸現代科學的知識。
所謂“三戶”，是根據“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這個典故。
後來因華北的局勢越來越壞，傀儡政權正在醞釀中，于是把三戶書店改為通俗讀物編刊社，編印鼓兒詞及各種故事，流行于華北各地，影響極大。
1935年春，先生發起禹貢學會，刊行《禹貢》半月刊，起初隻印16開版，後來社務逐漸發達，會員越來越多，如遇專門問題的專号，篇幅總是超過100頁以上。
這些有價值的專門論文，都是許多家道清寒的學者窮年累月研究所得的成績。
他們把心血的結晶，找個發表的機會，借以引起學術界的注意，便心滿意足。
至于稿費呢，不瞞諸位說，連一個銅闆也沒有，從此可見北京的學術空氣的濃厚，真正研究學問的人，多是“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但是個人的利害可置之度外，國家的前途卻不能不加倍關心。
1935年間，先生就開始組織大衆知識社，發行刊物，由先生任總編輯，由吳世昌兄、楊剛女士、先室鄭侃嬨女士及我分任各部門的編輯。
不料這個以民衆為對象的刊物，因為鋒芒太露，遭南京政府的幹涉，很艱苦地辦了六期，便告一結束。
這時，先生心灰意懶，知道幹實際的社會運動，阻力實在太大，于是又傾全力去發掘故紙堆。
燕大另一個名教授，名叫洪煨蓮。
洪先生是福州人，留美出身，他研究的雖然是國際問題，但他對于西洋人的治學方法很有心得。
他認為西洋的科學的進步，主要的是得力于工具書。
中國人因為工具書缺乏，什麼東西都要靠博聞強識，結果，不但記憶不清楚，而且浪費許多寶貴的時間。
從前中國的讀書人所研究的範圍很窄狹，所以幾部基本的書籍，他們可以讀得爛熟，現在我們需要博引繁征，而博引繁征絕對不能單靠記憶。
他發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