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友人談沈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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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和《月下小景》。
《月下小景》摹仿《十日談》，這是無可諱言的。
“金狼旅店”在中國找不到，這很像是從塞萬提斯的傳奇裡借用來的。
《神巫之愛》裡許多抒情歌也顯然帶着濃厚的異國情調。
這些寫得很美的詩讓人想起薩孚的情歌、《聖經》裡的《雅歌》。
《月下小景》故事取于《法苑珠林》等書。
在語言上仿照佛經的偈語，多四字為句；在叙事方法上也竭力鋪排，重複華麗，如六朝譯經體格。
我們不妨說，這是沈先生對不同文體所作的嘗試。
我個人認為，這不是沈先生的重要作品，隻是備一招而已。
就是這樣的試驗文體的作品，也不是完全不傾注作者的思想。
沈先生曾說：“這世界上或有熱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樓傑閣的人，那可不是我。
”他對稱他為“空虛”的，“沒有思想”的評論家提出了無可奈何的抗議。
他說他想建造神廟，這神廟裡供奉的是“人性”。
——什麼是他所說的“人性”？ 他的“人性”不是抽象的。
不是歐洲中世紀的啟蒙主義者反對基督的那種“人性”。
簡單地說，就是沒有遭到的外來的資本主義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侵略，沒有被洋油、洋布所破壞前中國土著的抒情詩一樣的品德。
我們可以魯莽一點，說沈從文是一個民族主義者。
沈先生對他的世界觀其實是說得很清楚的，并且一再說到。
沈先生在《長河》題記中說：“……用辰河流域一個小小的水碼頭作背景，就我所熟習的人事作題材，來寫寫這個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與‘變’，以及在兩相乘除中所有的哀樂。
”他所說的“常”與“變”是什麼？“常”就是“前一代固有的優點，尤其是長輩婦女，祖母或老姑母行勤儉治生忠厚待人處，以及在素樸自然景物下襯托簡單信仰蘊藉了多少抒情詩氣分”。
所謂“變”就是這些品德“被外來洋布煤油逐漸破壞，年青人幾乎全不認識，也毫無希望從學習中去認識”。
“常”就是“農村社會所保有那點正直素樸人情美”；“變”就是“近二十年實際社會培養成功的一種唯實唯利庸俗人生觀”。
“常”與“變”，也就是沈先生在《邊城》題記提出的“過去”與“當前”。
抒情詩消失，人的生活越來越散文化，人應當怎樣活下去，這是資本主義席卷世界之後，許多現代的作家探索和苦惱的問題。
這是現代文學的壓倒的主題。
這也是沈先生全部小說的一個貫串性的主題。
多數現代作家對這個問題是絕望的。
他們的調子是低沉的，哀悼的，尖刻的，憤世疾俗的，冷嘲的。
沈從文不是這樣的人。
他不是一個悲觀主義者。
一九四五年，在他離開昆明之際，他還鄭重地跟我說：“千萬不要冷嘲。
”這是對我的作人和作文的一個非常有分量的警告。
最近我提及某些作品的玩世不恭的傾向，他又說：“這不好。
對現實可以不滿，但一定要有感情。
就是開玩笑，也要有感情。
”《長河》的題記裡說：“橫在我們面前許多事都使人痛苦，可是卻不用悲觀。
驟然而來的風雨，說不定會把許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掃摧殘，弄得無蹤無迹。
然而一個人對于人類前途的熱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是應當永遠存在，且必然能給後來者以極大鼓勵的！”沈從文的小說的調子自然不是昂揚的，但是是明朗的，引人向上的。
他歎息民族品德的消失，思索着品德的重造，并考慮從什麼地方下手。
他把希望寄托于“自然景物的明朗，和生長在這個環境中幾個小兒女的性情上的天真純粹”。
沈先生有時在他的作品中發議論。
《長河》是個有意用“夾叙夾議”的方法來寫的作品。
其他小說中也常常從正反兩個方面闡述他的“民族品德重造論”。
但是更多的時候他把他的思想包藏在形象中。
《從文自傳》中說： “我記得疊更司的《冰雪因緣》、《滑稽外史》、《賊史》這三部書，反複約占去了我兩個月的時間。
我歡喜這種書，因為他告給我的正是我所要明白的。
他不如别的言說道理，他隻記下一些現象。
即使他說的還是一種很陳腐的道理，但他卻有本領把道理包含在現象中。
” 沈先生那時大概沒有讀過恩格斯的書，然而他的認識和恩格斯的傾向性不要特别地說出，是很相近的。
沈先生自己也正是這樣做的。
他把他的思想深深地隐藏在人物和故事的後面。
以至當時就有很多人不知道他要說什麼。
他們不知道沈從文說的是什麼，他們就以為他沒有說什麼。
沈先生有些不平了。
他在《從文小說習作選》的題記裡說：“你們都欣賞我的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後蘊藏的熱情卻忽略了，你們能欣賞我文字的樸實，照例那作品背後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他說他的作品在市場上流行，實際上近于“買椟還珠”。
這原是難怪的，因為這種熱情和悲痛不在表面上。
其實這也
《月下小景》摹仿《十日談》，這是無可諱言的。
“金狼旅店”在中國找不到，這很像是從塞萬提斯的傳奇裡借用來的。
《神巫之愛》裡許多抒情歌也顯然帶着濃厚的異國情調。
這些寫得很美的詩讓人想起薩孚的情歌、《聖經》裡的《雅歌》。
《月下小景》故事取于《法苑珠林》等書。
在語言上仿照佛經的偈語，多四字為句；在叙事方法上也竭力鋪排，重複華麗，如六朝譯經體格。
我們不妨說，這是沈先生對不同文體所作的嘗試。
我個人認為，這不是沈先生的重要作品，隻是備一招而已。
就是這樣的試驗文體的作品，也不是完全不傾注作者的思想。
沈先生曾說：“這世界上或有熱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樓傑閣的人，那可不是我。
”他對稱他為“空虛”的，“沒有思想”的評論家提出了無可奈何的抗議。
他說他想建造神廟，這神廟裡供奉的是“人性”。
——什麼是他所說的“人性”？ 他的“人性”不是抽象的。
不是歐洲中世紀的啟蒙主義者反對基督的那種“人性”。
簡單地說，就是沒有遭到的外來的資本主義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侵略，沒有被洋油、洋布所破壞前中國土著的抒情詩一樣的品德。
我們可以魯莽一點，說沈從文是一個民族主義者。
沈先生對他的世界觀其實是說得很清楚的，并且一再說到。
沈先生在《長河》題記中說：“……用辰河流域一個小小的水碼頭作背景，就我所熟習的人事作題材，來寫寫這個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與‘變’，以及在兩相乘除中所有的哀樂。
”他所說的“常”與“變”是什麼？“常”就是“前一代固有的優點，尤其是長輩婦女，祖母或老姑母行勤儉治生忠厚待人處，以及在素樸自然景物下襯托簡單信仰蘊藉了多少抒情詩氣分”。
所謂“變”就是這些品德“被外來洋布煤油逐漸破壞，年青人幾乎全不認識，也毫無希望從學習中去認識”。
“常”就是“農村社會所保有那點正直素樸人情美”；“變”就是“近二十年實際社會培養成功的一種唯實唯利庸俗人生觀”。
“常”與“變”，也就是沈先生在《邊城》題記提出的“過去”與“當前”。
抒情詩消失，人的生活越來越散文化，人應當怎樣活下去，這是資本主義席卷世界之後，許多現代的作家探索和苦惱的問題。
這是現代文學的壓倒的主題。
這也是沈先生全部小說的一個貫串性的主題。
多數現代作家對這個問題是絕望的。
他們的調子是低沉的，哀悼的，尖刻的，憤世疾俗的，冷嘲的。
沈從文不是這樣的人。
他不是一個悲觀主義者。
一九四五年，在他離開昆明之際，他還鄭重地跟我說：“千萬不要冷嘲。
”這是對我的作人和作文的一個非常有分量的警告。
最近我提及某些作品的玩世不恭的傾向，他又說：“這不好。
對現實可以不滿，但一定要有感情。
就是開玩笑，也要有感情。
”《長河》的題記裡說：“橫在我們面前許多事都使人痛苦，可是卻不用悲觀。
驟然而來的風雨，說不定會把許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掃摧殘，弄得無蹤無迹。
然而一個人對于人類前途的熱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是應當永遠存在，且必然能給後來者以極大鼓勵的！”沈從文的小說的調子自然不是昂揚的，但是是明朗的，引人向上的。
他歎息民族品德的消失，思索着品德的重造，并考慮從什麼地方下手。
他把希望寄托于“自然景物的明朗，和生長在這個環境中幾個小兒女的性情上的天真純粹”。
沈先生有時在他的作品中發議論。
《長河》是個有意用“夾叙夾議”的方法來寫的作品。
其他小說中也常常從正反兩個方面闡述他的“民族品德重造論”。
但是更多的時候他把他的思想包藏在形象中。
《從文自傳》中說： “我記得疊更司的《冰雪因緣》、《滑稽外史》、《賊史》這三部書，反複約占去了我兩個月的時間。
我歡喜這種書，因為他告給我的正是我所要明白的。
他不如别的言說道理，他隻記下一些現象。
即使他說的還是一種很陳腐的道理，但他卻有本領把道理包含在現象中。
” 沈先生那時大概沒有讀過恩格斯的書，然而他的認識和恩格斯的傾向性不要特别地說出，是很相近的。
沈先生自己也正是這樣做的。
他把他的思想深深地隐藏在人物和故事的後面。
以至當時就有很多人不知道他要說什麼。
他們不知道沈從文說的是什麼，他們就以為他沒有說什麼。
沈先生有些不平了。
他在《從文小說習作選》的題記裡說：“你們都欣賞我的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後蘊藏的熱情卻忽略了，你們能欣賞我文字的樸實，照例那作品背後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他說他的作品在市場上流行，實際上近于“買椟還珠”。
這原是難怪的，因為這種熱情和悲痛不在表面上。
其實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