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馬克思主義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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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利潤自然低落，錢利也跟着自然低落的時候，他還繼續存在，但他始終沒有一點效果。
他雖然形式上在些時候維持他的存在，實際上久已無用，久已成為廢物。
他的存在全是法律上的惰性，隻足以證明法律現象遠追不上他所欲限制的經濟現象，卻隻在他的腳後一步一步的走，結局惟有服從而已。
潛深的社會變動，惟依他自身可以産生，法律是無從與知的。
當羅馬帝國衰頹時代，一方面呈出奴隸缺乏，奴價騰貴的現象；一方面那一大部分很多而且必要的寄生階級造成一個自由民，與新自由民的無産階級。
他們的貧困日益加甚，自然漸由農業上的奴仆勞動、工業上的傭工勞動，生出來奴隸制度的代替，因為這兩種勞動全于經濟上有很多的便利。
若是把廢奴的事業全委之于當時的基督教、人類同胞主義的理想，那是絕無效果的。
十八世紀間英人曾标榜過一種高尚的人道主義的宗教。
到了資本家經濟上需要奴隸的時候，他們卻把奴制輸入到美洲殖民地，并且設法維持他。
這類的事例不勝枚舉，要皆足以證明法律現象隻能随着經濟現象走，不能越過他，不能加他以限制，不能與他以影響。
而欲以法律現象獎勵或禁遏一種經濟現象的，都沒有一點效果。
那社會的表面構造中最重要的法律，尚且如此，其他如綜合的理想等等，更不能與經濟現象抗衡。
（五） 迄茲所陳是曆史的唯物論者共同一緻的論旨。
今當更進而述馬氏獨特的唯物史觀。
馬氏的經濟論，因有他的名著“資本論”詳為闡發，所以人都知道他的社會主義系根據于一定的經濟論的。
至于他的唯物史觀，因為沒有專書論這個問題，所以人都不甚注意。
他的“資本論”，雖然徹頭徹尾以他那特有的曆史觀作基礎，而卻不見有理論的揭出他的曆史觀的地方。
他那曆史觀的綱要，稍見于一八四七年公刊的“哲學的貧困”，及一八四八年公布的“共産者宣言”。
而以一定的公式表出他的曆史觀，還在那一八五九年他作的那“經濟學批評”的序文中。
現在把這幾樣著作裡包含他那曆史觀的主要部分，節譯于下，以供研究的資料。
（一）見于“哲學的貧困”中的： “經濟學者蒲魯東氏，把人類在一定的生産關系之下制造羅紗、麻布、絹布的事情，理解的極其明了。
可是這一定的社會關系，也和羅紗、麻布等一樣，是人類的生産物，他還沒有理解。
社會關系與生産力有密切的連絡。
人類随着獲得新生産力，變化其生産方法；又随着變化生産方法，——随着變化他們得生活資料的方法——他們全變化他們的社會關系。
手臼造出有封建諸侯的社會。
蒸汽制粉機造出有産業的資本家的社會。
而這樣順應他們的物質的生産方法，以建設其社會關系的人類，同時又順應他們的社會關系，以作出其主義、思想、範疇。
” （二）見于“共産者宣言”中的： “凡以前存在的社會的曆史都是階級競争的曆史。
希臘的自由民與奴隸，羅馬的貴族與平民，中世的領主與農奴，同業組合的主人與職工，簡單的說，就是壓制者與被壓制者，自古以來，常相反目，而續行或隐然，或公然，不斷的争鬥總是以全社會革命的變革，或以相争兩階級的共倒結局的一切争鬥。
試翻昔時的曆史，社會全被區别為種種身分者，社會的地位有多樣的等差，這類現象我們殆到處可以發見。
在古代羅馬則有貴族、騎士、平民、奴隸；在中世則有封建諸侯、家臣、同業組合的主人、職工、農奴，且于此等階級内更各分很多的等級。
由封建的社會的崩壞，産出來的近世的社會，仍沒把階級的對立廢止。
他不過帶來了新階級、新壓制手段、新争鬥的形式，以代舊的罷了。
“可是到了我們的時代，就是有産者本位的時代，卻把階級的對立簡單了。
全社會越來越分裂為互相敵視的二大陣營，為相逼對峙的二大階級：就是有産者與無産者。
“……依以上所述考之，資本家階級所拿他作基礎以至勃興的生産手段及交通手段，是已經在封建社會作出來的。
此等生産手段及交通手段的發展達于一定階段的時候，封建的社會所依以營生産及交換的關系，就是關于農業及工業封建的組織，簡單一句話就是封建的所有關系，對于已經發展的生産力，久已不能适應了。
此等關系，現在不但不能獎勵生産，卻妨阻生産，變成了許多的障礙物。
所以此等關系不能不被破壞，果然又被破壞了。
“那自由競争就随着于他适合的社會的及政治的制度，随着有産者階級的經濟的及政治的支配，代之而起了。
“有産者階級，于其不滿百年的階級支配之下，就造出比合起所有過去時代曾造的還厚且巨的生産力。
自然力的征服，機械、工業及農業上的化學應用，輪船、火車、電報，全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開通，如同用魔法喚起的這些人類——在前世紀誰能想到有這樣的生産力能包容在社會的勞動裡呢？ “把這樣偉大的生産手段及交通手段，象用魔法一般喚起來的資本家的生産關系及交通關系，——資本家的所有關系——現代的資本家的社會，如今恰與那魔術師自念咒語喚起諸下界的力量，而自己卻無制禦他們的力量了的情事相等。
數十年的工商史，隻是現代的生産力，對于現代的生産關系，對于那不外有産者的生活條件及其支配力的所有關系，試行謀叛的曆史。
我們但舉那商業上的恐慌——因隔一定期間便反複來襲，常常脅迫有産社會的全存在的商業恐慌——即足以作個證明。
……有産者階級颠複封建制度的武器，今乃轉而向有産者階級自身。
“有産者階級不但鍛煉緻自己于死的武器，并且産出去揮使那些武器的人——現代的勞動階級、無産者就是。
“人人的觀念、意見及概念，簡單一句話，就是凡是屬于人間意識的東西，都随着人人的生活關系，随着其社會的關系，随着其社會的存在，一齊變化。
這是不用深究就可以知道的。
那思想的曆史所證明的，非精神上的生産随着物質上的生産一齊變化而何？” （三）見于“經濟學批評”序文中的： “人類必須加入那于他們生活上必要的社會的生産，一定的、必然的、離于他們的意志而獨立的關系，就是那适應他們物質的生産力一定的發展階段的生産關系。
此等生産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的構造——法制上及政治上所依以成立的、一定的社會的意識形态所适應的真實基礎——物質的生活的生産方法，一般給社會的、政治的及精神的生活過程，加上條件。
不是人類的意識決定其存在，他們的社會的存在反是決定其意識的東西。
“社會的物質的生産力，于其發展的一定階段，與他從來所在那裡面活動當時的生産關系，與那不過是法制上的表現的所有關系沖突。
這個關系，這樣由生産力的發展形式變而為束縛。
于是乎社會革命的時代來。
巨大的表面構造的全部，随着經濟基礎的變動，或徐，或激，都變革了。
“當那樣變革的觀察，吾人非常把那在得以自然科學的論證的經濟的生産條件之上所起的物質的變革，與那人類意識此沖突且至決戰的，法制上、政治上、宗教上、藝術上、哲學上的形态，簡單說就是觀念上的形态，區别不可。
想把那樣變革時代，由其時代的意識判斷，恰如照着一個人怎樣想他自己的事，以判斷其人一樣，不但沒有所得，意識這個東西甯是由物質生活的矛盾，就是存在于社會生産力與生産關系間的沖突，才能說明的。
“一社會組織，非到他的全生産力，在其組織内發展的一點餘地也沒有了以後，決不能颠覆去了。
這新的，比從前還高的生産關系，在這個東西的物質的生存條件于舊社會的母胎内孵化完了以前，決不能産生出來。
人類是常隻以自能解決的問題為問題的。
因為拿極正确的眼光去看，凡為問題的，惟于其解決所必要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至少也在成立過程中的時會，才能發生。
“綜其大體而論，吾人得以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及現代資本家的生産方法，為社會經濟的組織進步的階段。
而在此中，資本家的生産關系，是社會的生産方法之采敵對形态的最後。
——此處所謂敵對，非個人的敵對之意，是由各個人生活的社會的條件而生的敵對之意，——可是在資本家社會的母胎内發展的生産力，同時作成于此敵對的解決必要的物質條件。
人類曆史的前史，就以此社會組織終。
” （以上的譯語，從河上肇博士。
） 據以上所引，我們可以略窺馬克思唯物史觀的要領了。
現在更把這個要領簡單寫出，以期易于了解。
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有二要點：其一是關于人類文化的經驗的說明；其二即社會組織進化論。
其一是說人類社會生産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經濟的構造。
這是社會的基礎構造。
一切社會上政治的、法制的、倫理的、哲學的，簡單說，凡是精神上的構造，都是随着經濟的構造變化而變化。
我們可以稱這些精神的構造為表面構造。
表面構造常視基礎構造為轉移，而基礎構造的變動，乃以其内部促他自己進化的最高動因，就是生産力，為主動，屬于人類意識的東西，絲毫不能加他以影響，他卻可以決定人類的精神、意識、主義、思想，使他們必須适應他的行程。
其二是說生産力與社會組織有密切的關系。
生産力一有變動，社會組織必須随着他變動。
社會組織即社會關系，也是與布帛菽粟一樣，是人類依生産力産出的産物。
手臼産出封建諸侯的社會，蒸汽制粉機産出産業的資本家的社會。
生産力在那裡發展的社會組織，當初雖然助長生産力的發展，後來發展的力量到那社會組織不能适應的程度，那社會組織不但不能助他，反倒束縛他妨礙他了。
而這生産力雖在那束縛他、妨礙他的社會組織中，仍是向前發展不已。
發展的力量愈大，與那不能适應他的社會組織間的沖突愈迫，結局這舊社會組織非至崩壞不可。
這就是社會革命。
新的繼起，将來到了不能與生産力相應的時候，他的崩壞亦複如是。
可是這個生産力，非到在他所活動的社會組織裡發展到無可再容的程度，那社會組織是萬萬不能打破。
而這在舊社會組織内，長成他那生存條件的新社會組織，非到自然脫離母胎，有了獨立生存的運命，也是萬萬不能發生。
恰如孵卵的情形一樣，人為的助長，打破卵殼的行動，是萬萬無效的，是萬萬不可能的。
以上是馬克思獨特的唯物史觀。
（六） 與他的唯物史觀很有密切關系的，還有那階級競争說。
曆史的唯物論者，既把種種社會現象不同的原因總約為經濟的原因，更依社會學上競争的法則，認許多組成曆史明顯的社會事實，隻是那直接，間接，或多，或少，各殊異階級間團體競争所表現的結果。
他們所以牽入這競争中的緣故，全由于他們自己特殊經濟上的動機。
由曆史的唯物論者的眼光去看，十字軍之役也含着經濟的意味。
當時繁盛的義大利共和國中，特如Ve-nice的統治階級，實欲自保其東方的繁富市場。
宗教革新的運動，雖然戴着路德的名義，其時的民衆中，也似乎有一大部分是意在免去羅馬用種種方法征課的重稅（那最後有道理的贖罪符也包在内）。
基督教的傳布，也是應無産階級的要求作一種實際的運動。
把首都由羅馬遷至Byzantium（就是現在的康士坦丁堡），與那定基督教為官教，也是經濟的關系。
這兩件事都是為取羅馬帝國從來的重心而代之。
因為當時的中産階級，實為東方富有财勢的商賈階級，勢力很厚。
他們和那基督教的無産階級相合，以與羅馬寄生的貴族政治分持平衡的勢力，而破壞之。
法國大革命也全是因為資本家的中級勢力，漸漸可以壓迫擁有土地的貴族，其間的平衡久已不固，偶然破裂，遂有這個結果。
就是法國曆史上疊起層興的政治危機，單由觀念學去研究終于神秘難解。
象那拿破侖派咧，布爾康家正統派咧，歐爾林家派咧，共和黨咧，平民直接執政黨咧，他們背後都藏着很複雜的經濟意味。
不過打着這些旗幟互相争戰，以圖壓服他的反對階級，而保自己階級經濟上的利益就是了。
這類的政治變動，由馬克思解釋，其根本原因都在殊異經濟階級間的競争。
我們看那馬克思與昂格思的“共産者宣言”中“從來的曆史都是階級競争的曆史”的話，馬克思在他的“經濟學批評”序文中，也說“從來的曆史盡是在階級對立——固然在種種時代呈種種形式——中進行的”，就可以證明他的階級競争說，與他的唯物史觀有密切關系了。
就這階級競争的現象，我們可以曉得，這經濟上有共同利害自覺的社會團體，都有毀損别的社會團體以增加自己團體利益的傾向。
這個傾向，斯賓塞謂是本于個人的利己心。
他在“社會學研究”中說：“個人的利己心引出由他們作成的階級的利己心，于分别的努力以外，還要發生一種協同的努力，去從那社會
他雖然形式上在些時候維持他的存在，實際上久已無用，久已成為廢物。
他的存在全是法律上的惰性，隻足以證明法律現象遠追不上他所欲限制的經濟現象，卻隻在他的腳後一步一步的走，結局惟有服從而已。
潛深的社會變動，惟依他自身可以産生，法律是無從與知的。
當羅馬帝國衰頹時代，一方面呈出奴隸缺乏，奴價騰貴的現象；一方面那一大部分很多而且必要的寄生階級造成一個自由民，與新自由民的無産階級。
他們的貧困日益加甚，自然漸由農業上的奴仆勞動、工業上的傭工勞動，生出來奴隸制度的代替，因為這兩種勞動全于經濟上有很多的便利。
若是把廢奴的事業全委之于當時的基督教、人類同胞主義的理想，那是絕無效果的。
十八世紀間英人曾标榜過一種高尚的人道主義的宗教。
到了資本家經濟上需要奴隸的時候，他們卻把奴制輸入到美洲殖民地，并且設法維持他。
這類的事例不勝枚舉，要皆足以證明法律現象隻能随着經濟現象走，不能越過他，不能加他以限制，不能與他以影響。
而欲以法律現象獎勵或禁遏一種經濟現象的，都沒有一點效果。
那社會的表面構造中最重要的法律，尚且如此，其他如綜合的理想等等，更不能與經濟現象抗衡。
（五） 迄茲所陳是曆史的唯物論者共同一緻的論旨。
今當更進而述馬氏獨特的唯物史觀。
馬氏的經濟論，因有他的名著“資本論”詳為闡發，所以人都知道他的社會主義系根據于一定的經濟論的。
至于他的唯物史觀，因為沒有專書論這個問題，所以人都不甚注意。
他的“資本論”，雖然徹頭徹尾以他那特有的曆史觀作基礎，而卻不見有理論的揭出他的曆史觀的地方。
他那曆史觀的綱要，稍見于一八四七年公刊的“哲學的貧困”，及一八四八年公布的“共産者宣言”。
而以一定的公式表出他的曆史觀，還在那一八五九年他作的那“經濟學批評”的序文中。
現在把這幾樣著作裡包含他那曆史觀的主要部分，節譯于下，以供研究的資料。
（一）見于“哲學的貧困”中的： “經濟學者蒲魯東氏，把人類在一定的生産關系之下制造羅紗、麻布、絹布的事情，理解的極其明了。
可是這一定的社會關系，也和羅紗、麻布等一樣，是人類的生産物，他還沒有理解。
社會關系與生産力有密切的連絡。
人類随着獲得新生産力，變化其生産方法；又随着變化生産方法，——随着變化他們得生活資料的方法——他們全變化他們的社會關系。
手臼造出有封建諸侯的社會。
蒸汽制粉機造出有産業的資本家的社會。
而這樣順應他們的物質的生産方法，以建設其社會關系的人類，同時又順應他們的社會關系，以作出其主義、思想、範疇。
” （二）見于“共産者宣言”中的： “凡以前存在的社會的曆史都是階級競争的曆史。
希臘的自由民與奴隸，羅馬的貴族與平民，中世的領主與農奴，同業組合的主人與職工，簡單的說，就是壓制者與被壓制者，自古以來，常相反目，而續行或隐然，或公然，不斷的争鬥總是以全社會革命的變革，或以相争兩階級的共倒結局的一切争鬥。
試翻昔時的曆史，社會全被區别為種種身分者，社會的地位有多樣的等差，這類現象我們殆到處可以發見。
在古代羅馬則有貴族、騎士、平民、奴隸；在中世則有封建諸侯、家臣、同業組合的主人、職工、農奴，且于此等階級内更各分很多的等級。
由封建的社會的崩壞，産出來的近世的社會，仍沒把階級的對立廢止。
他不過帶來了新階級、新壓制手段、新争鬥的形式，以代舊的罷了。
“可是到了我們的時代，就是有産者本位的時代，卻把階級的對立簡單了。
全社會越來越分裂為互相敵視的二大陣營，為相逼對峙的二大階級：就是有産者與無産者。
“……依以上所述考之，資本家階級所拿他作基礎以至勃興的生産手段及交通手段，是已經在封建社會作出來的。
此等生産手段及交通手段的發展達于一定階段的時候，封建的社會所依以營生産及交換的關系，就是關于農業及工業封建的組織，簡單一句話就是封建的所有關系，對于已經發展的生産力，久已不能适應了。
此等關系，現在不但不能獎勵生産，卻妨阻生産，變成了許多的障礙物。
所以此等關系不能不被破壞，果然又被破壞了。
“那自由競争就随着于他适合的社會的及政治的制度，随着有産者階級的經濟的及政治的支配，代之而起了。
“有産者階級，于其不滿百年的階級支配之下，就造出比合起所有過去時代曾造的還厚且巨的生産力。
自然力的征服，機械、工業及農業上的化學應用，輪船、火車、電報，全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開通，如同用魔法喚起的這些人類——在前世紀誰能想到有這樣的生産力能包容在社會的勞動裡呢？ “把這樣偉大的生産手段及交通手段，象用魔法一般喚起來的資本家的生産關系及交通關系，——資本家的所有關系——現代的資本家的社會，如今恰與那魔術師自念咒語喚起諸下界的力量，而自己卻無制禦他們的力量了的情事相等。
數十年的工商史，隻是現代的生産力，對于現代的生産關系，對于那不外有産者的生活條件及其支配力的所有關系，試行謀叛的曆史。
我們但舉那商業上的恐慌——因隔一定期間便反複來襲，常常脅迫有産社會的全存在的商業恐慌——即足以作個證明。
……有産者階級颠複封建制度的武器，今乃轉而向有産者階級自身。
“有産者階級不但鍛煉緻自己于死的武器，并且産出去揮使那些武器的人——現代的勞動階級、無産者就是。
“人人的觀念、意見及概念，簡單一句話，就是凡是屬于人間意識的東西，都随着人人的生活關系，随着其社會的關系，随着其社會的存在，一齊變化。
這是不用深究就可以知道的。
那思想的曆史所證明的，非精神上的生産随着物質上的生産一齊變化而何？” （三）見于“經濟學批評”序文中的： “人類必須加入那于他們生活上必要的社會的生産，一定的、必然的、離于他們的意志而獨立的關系，就是那适應他們物質的生産力一定的發展階段的生産關系。
此等生産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的構造——法制上及政治上所依以成立的、一定的社會的意識形态所适應的真實基礎——物質的生活的生産方法，一般給社會的、政治的及精神的生活過程，加上條件。
不是人類的意識決定其存在，他們的社會的存在反是決定其意識的東西。
“社會的物質的生産力，于其發展的一定階段，與他從來所在那裡面活動當時的生産關系，與那不過是法制上的表現的所有關系沖突。
這個關系，這樣由生産力的發展形式變而為束縛。
于是乎社會革命的時代來。
巨大的表面構造的全部，随着經濟基礎的變動，或徐，或激，都變革了。
“當那樣變革的觀察，吾人非常把那在得以自然科學的論證的經濟的生産條件之上所起的物質的變革，與那人類意識此沖突且至決戰的，法制上、政治上、宗教上、藝術上、哲學上的形态，簡單說就是觀念上的形态，區别不可。
想把那樣變革時代，由其時代的意識判斷，恰如照着一個人怎樣想他自己的事，以判斷其人一樣，不但沒有所得，意識這個東西甯是由物質生活的矛盾，就是存在于社會生産力與生産關系間的沖突，才能說明的。
“一社會組織，非到他的全生産力，在其組織内發展的一點餘地也沒有了以後，決不能颠覆去了。
這新的，比從前還高的生産關系，在這個東西的物質的生存條件于舊社會的母胎内孵化完了以前，決不能産生出來。
人類是常隻以自能解決的問題為問題的。
因為拿極正确的眼光去看，凡為問題的，惟于其解決所必要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至少也在成立過程中的時會，才能發生。
“綜其大體而論，吾人得以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及現代資本家的生産方法，為社會經濟的組織進步的階段。
而在此中，資本家的生産關系，是社會的生産方法之采敵對形态的最後。
——此處所謂敵對，非個人的敵對之意，是由各個人生活的社會的條件而生的敵對之意，——可是在資本家社會的母胎内發展的生産力，同時作成于此敵對的解決必要的物質條件。
人類曆史的前史，就以此社會組織終。
” （以上的譯語，從河上肇博士。
） 據以上所引，我們可以略窺馬克思唯物史觀的要領了。
現在更把這個要領簡單寫出，以期易于了解。
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有二要點：其一是關于人類文化的經驗的說明；其二即社會組織進化論。
其一是說人類社會生産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經濟的構造。
這是社會的基礎構造。
一切社會上政治的、法制的、倫理的、哲學的，簡單說，凡是精神上的構造，都是随着經濟的構造變化而變化。
我們可以稱這些精神的構造為表面構造。
表面構造常視基礎構造為轉移，而基礎構造的變動，乃以其内部促他自己進化的最高動因，就是生産力，為主動，屬于人類意識的東西，絲毫不能加他以影響，他卻可以決定人類的精神、意識、主義、思想，使他們必須适應他的行程。
其二是說生産力與社會組織有密切的關系。
生産力一有變動，社會組織必須随着他變動。
社會組織即社會關系，也是與布帛菽粟一樣，是人類依生産力産出的産物。
手臼産出封建諸侯的社會，蒸汽制粉機産出産業的資本家的社會。
生産力在那裡發展的社會組織，當初雖然助長生産力的發展，後來發展的力量到那社會組織不能适應的程度，那社會組織不但不能助他，反倒束縛他妨礙他了。
而這生産力雖在那束縛他、妨礙他的社會組織中，仍是向前發展不已。
發展的力量愈大，與那不能适應他的社會組織間的沖突愈迫，結局這舊社會組織非至崩壞不可。
這就是社會革命。
新的繼起，将來到了不能與生産力相應的時候，他的崩壞亦複如是。
可是這個生産力，非到在他所活動的社會組織裡發展到無可再容的程度，那社會組織是萬萬不能打破。
而這在舊社會組織内，長成他那生存條件的新社會組織，非到自然脫離母胎，有了獨立生存的運命，也是萬萬不能發生。
恰如孵卵的情形一樣，人為的助長，打破卵殼的行動，是萬萬無效的，是萬萬不可能的。
以上是馬克思獨特的唯物史觀。
（六） 與他的唯物史觀很有密切關系的，還有那階級競争說。
曆史的唯物論者，既把種種社會現象不同的原因總約為經濟的原因，更依社會學上競争的法則，認許多組成曆史明顯的社會事實，隻是那直接，間接，或多，或少，各殊異階級間團體競争所表現的結果。
他們所以牽入這競争中的緣故，全由于他們自己特殊經濟上的動機。
由曆史的唯物論者的眼光去看，十字軍之役也含着經濟的意味。
當時繁盛的義大利共和國中，特如Ve-nice的統治階級，實欲自保其東方的繁富市場。
宗教革新的運動，雖然戴着路德的名義，其時的民衆中，也似乎有一大部分是意在免去羅馬用種種方法征課的重稅（那最後有道理的贖罪符也包在内）。
基督教的傳布，也是應無産階級的要求作一種實際的運動。
把首都由羅馬遷至Byzantium（就是現在的康士坦丁堡），與那定基督教為官教，也是經濟的關系。
這兩件事都是為取羅馬帝國從來的重心而代之。
因為當時的中産階級，實為東方富有财勢的商賈階級，勢力很厚。
他們和那基督教的無産階級相合，以與羅馬寄生的貴族政治分持平衡的勢力，而破壞之。
法國大革命也全是因為資本家的中級勢力，漸漸可以壓迫擁有土地的貴族，其間的平衡久已不固，偶然破裂，遂有這個結果。
就是法國曆史上疊起層興的政治危機，單由觀念學去研究終于神秘難解。
象那拿破侖派咧，布爾康家正統派咧，歐爾林家派咧，共和黨咧，平民直接執政黨咧，他們背後都藏着很複雜的經濟意味。
不過打着這些旗幟互相争戰，以圖壓服他的反對階級，而保自己階級經濟上的利益就是了。
這類的政治變動，由馬克思解釋，其根本原因都在殊異經濟階級間的競争。
我們看那馬克思與昂格思的“共産者宣言”中“從來的曆史都是階級競争的曆史”的話，馬克思在他的“經濟學批評”序文中，也說“從來的曆史盡是在階級對立——固然在種種時代呈種種形式——中進行的”，就可以證明他的階級競争說，與他的唯物史觀有密切關系了。
就這階級競争的現象，我們可以曉得，這經濟上有共同利害自覺的社會團體，都有毀損别的社會團體以增加自己團體利益的傾向。
這個傾向，斯賓塞謂是本于個人的利己心。
他在“社會學研究”中說：“個人的利己心引出由他們作成的階級的利己心，于分别的努力以外，還要發生一種協同的努力，去從那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