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新詩應該是自由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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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往的詩文學，無論舊詩也好，詞也好，乃是散文的内容，而其所用的文字是詩的文字。
我們隻要有了這個詩的内容，我們就可以大膽的寫我們的新詩，不受一切的束縛，“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長短；有什麼題目，做什麼詩；詩該怎樣做，就怎樣做。
”我們寫的是詩，我們用的文字是散文的文字。
就是所謂自由詩。
這與西洋的“散文詩”不可相提并論。
中國的新詩，即是說用散文的文字寫詩，乃是從中國已往的詩文學觀察出來的。
胡适之先生所謂“第四次的詩體大解放”，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長短，有什麼題目做什麼詩，詩該怎樣做就怎樣做，——這個論斷應該是很對了，然而他的前提夾雜不清，他對于已往的詩文學認識得不夠。
他仿佛“白話詩”是天生成這麼個東西的，已往的詩文學就有許多白話詩，不過随時有反動派在那裡做障礙，到得現在我們才自覺了，才有意的來這麼一個白話詩的大運動。
援引已往的詩文學裡的“白話詩”做我們的新詩前例，便是對于已往的文學認識不夠，我們的新詩運動直可謂之無意識的運動。
舊詩詞裡的“白話詩”，不過指其詩或詞裡有白話句子而已，實在這些詩詞裡的白話句子還是“詩的文字”。
換句話說，舊詩詞裡的白話詩與非白話詩，不但填的是同一譜子，而且用的是同一文法。
“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細雨夢回雞塞遠”，“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平岡細草鳴黃犢，斜日寒林點暮鴉”，都是詩詞裡特别見長的，這些句子裡頭都沒有典故，沒有僻字，沒有代字，我們怎麼能說牠不是白話，隻是牠的文法同散文不一樣而已。
我們要描寫半夜裡鐘聲之下客船到岸這一件事情，用散文寫另是一樣寫法，若寫着“夜半鐘聲到客船”，便是詩了，我們一念起來就覺得這件事情同我們隔得很遠，把我們帶到舊詩境界去了。
中國詩裡簡直不用主詞，然而我們讀起來并不礙事，在西洋詩裡便沒有這種情形，西洋詩裡的文字同散文裡的文字是一個文法。
故我說中國舊詩裡的文字是詩的文字。
（還有一個情形可以令我們注意，三百篇同我們現在的歌謠都是散文的文法。
）舊詩向來有兩個趨勢，就是“元白”易懂的一派同“溫李”難懂的一派，然而無論那一派，都是在詩的文字之下變戲法。
他們的不同大約是他（們）的辭彙，總決不是他們的文法。
而他們的文法又決不是我們白話文學的文法。
至于他們兩派的詩都是同一的音樂，更是不待說的了。
胡适之先生沒有看清楚這根本的一點，隻是從兩派之中取了自己所接近的一派，而說這一派是詩的正路，從古以來就做了我們今日白話新詩的同志，其結果我們今日的白話新詩反而無立足點，元白一派的舊詩也失其存在的意義了。
我前說，舊詩的内容是散文的，而其文字則是詩的文字，舊詩之詩的價值便在這兩層關系。
由詞而變到曲，這個關系顯明的替我們分解出來了，元曲的内容豈不是叙事描寫（散文的）而其文章是韻文（詩的）嗎？于是舊詩露出了馬腳，索性走到散文路上去好了。
其實這個線索在胡适之先生所推崇的白話詩家蘇辛的諸人手下已經可以看得出來，如蘇轼的《哨》引用陶淵明文章裡的句子填詞，辛棄疾的詞亂用古書成語地方更多，劉克莊詞“使李将軍遇高皇帝萬戶侯何足道哉”的句子，都是痛快的寫起散文來。
這裡确是很有趣，胡适之先生所推崇的白話詩，倒或者與我們今日新散文的一派有一點兒關系。
反之，胡适之先生所認為反動派“溫李”的詩，倒似乎有我們今日新詩趨勢。
李商隐的詩應是“曲子縛不住者”，因為他真有詩的内容。
溫庭筠的詞簡直走到自由路上去了，在那些詞裡表現的東西，确乎是以前的詩所裝不下的，這些事情仔細研究起來都很有意義，今天我隻是随興說到了罷了，而且說得多麼粗糙。
我的本意，是想告訴大家，我們的新詩應該是自由詩，隻要有詩的内容然後詩該怎樣做就怎樣做，不怕旁人說我們不是詩了。
我們隻要有了這個詩的内容，我們就可以大膽的寫我們的新詩，不受一切的束縛，“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長短；有什麼題目，做什麼詩；詩該怎樣做，就怎樣做。
”我們寫的是詩，我們用的文字是散文的文字。
就是所謂自由詩。
這與西洋的“散文詩”不可相提并論。
中國的新詩，即是說用散文的文字寫詩，乃是從中國已往的詩文學觀察出來的。
胡适之先生所謂“第四次的詩體大解放”，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長短，有什麼題目做什麼詩，詩該怎樣做就怎樣做，——這個論斷應該是很對了，然而他的前提夾雜不清，他對于已往的詩文學認識得不夠。
他仿佛“白話詩”是天生成這麼個東西的，已往的詩文學就有許多白話詩，不過随時有反動派在那裡做障礙，到得現在我們才自覺了，才有意的來這麼一個白話詩的大運動。
援引已往的詩文學裡的“白話詩”做我們的新詩前例，便是對于已往的文學認識不夠，我們的新詩運動直可謂之無意識的運動。
舊詩詞裡的“白話詩”，不過指其詩或詞裡有白話句子而已，實在這些詩詞裡的白話句子還是“詩的文字”。
換句話說，舊詩詞裡的白話詩與非白話詩，不但填的是同一譜子，而且用的是同一文法。
“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細雨夢回雞塞遠”，“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平岡細草鳴黃犢，斜日寒林點暮鴉”，都是詩詞裡特别見長的，這些句子裡頭都沒有典故，沒有僻字，沒有代字，我們怎麼能說牠不是白話，隻是牠的文法同散文不一樣而已。
我們要描寫半夜裡鐘聲之下客船到岸這一件事情，用散文寫另是一樣寫法，若寫着“夜半鐘聲到客船”，便是詩了，我們一念起來就覺得這件事情同我們隔得很遠，把我們帶到舊詩境界去了。
中國詩裡簡直不用主詞，然而我們讀起來并不礙事，在西洋詩裡便沒有這種情形，西洋詩裡的文字同散文裡的文字是一個文法。
故我說中國舊詩裡的文字是詩的文字。
（還有一個情形可以令我們注意，三百篇同我們現在的歌謠都是散文的文法。
）舊詩向來有兩個趨勢，就是“元白”易懂的一派同“溫李”難懂的一派，然而無論那一派，都是在詩的文字之下變戲法。
他們的不同大約是他（們）的辭彙，總決不是他們的文法。
而他們的文法又決不是我們白話文學的文法。
至于他們兩派的詩都是同一的音樂，更是不待說的了。
胡适之先生沒有看清楚這根本的一點，隻是從兩派之中取了自己所接近的一派，而說這一派是詩的正路，從古以來就做了我們今日白話新詩的同志，其結果我們今日的白話新詩反而無立足點，元白一派的舊詩也失其存在的意義了。
我前說，舊詩的内容是散文的，而其文字則是詩的文字，舊詩之詩的價值便在這兩層關系。
由詞而變到曲，這個關系顯明的替我們分解出來了，元曲的内容豈不是叙事描寫（散文的）而其文章是韻文（詩的）嗎？于是舊詩露出了馬腳，索性走到散文路上去好了。
其實這個線索在胡适之先生所推崇的白話詩家蘇辛的諸人手下已經可以看得出來，如蘇轼的《哨》引用陶淵明文章裡的句子填詞，辛棄疾的詞亂用古書成語地方更多，劉克莊詞“使李将軍遇高皇帝萬戶侯何足道哉”的句子，都是痛快的寫起散文來。
這裡确是很有趣，胡适之先生所推崇的白話詩，倒或者與我們今日新散文的一派有一點兒關系。
反之，胡适之先生所認為反動派“溫李”的詩，倒似乎有我們今日新詩趨勢。
李商隐的詩應是“曲子縛不住者”，因為他真有詩的内容。
溫庭筠的詞簡直走到自由路上去了，在那些詞裡表現的東西，确乎是以前的詩所裝不下的，這些事情仔細研究起來都很有意義，今天我隻是随興說到了罷了，而且說得多麼粗糙。
我的本意，是想告訴大家，我們的新詩應該是自由詩，隻要有詩的内容然後詩該怎樣做就怎樣做，不怕旁人說我們不是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