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録二 孟浩然生平及其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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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長安時他有《初出關旅夜坐懷王大校書》詩，從内容看時正荷枯時節，其中雲：“永懷芸閣友，寂寞滯揚雲。
”又有《九日懷襄陽》詩，雲：“去國似如昨，倐然經杪秋。
峴山不可見，風景使人愁。
”直到冬天纔成行，有《歲暮歸南山》詩。
途中遇大雪，有《南歸阻雪》詩，雲：“十上恥還家，徘徊守歸路。
”有《和張二自穰縣還途中遇雪》詩，又有快到襄陽時的《夕次蔡陽館》詩，明確地説“明朝拜嘉慶，須著老萊衣”，對又回到老母身邊感到由衷的高興。
開元二十二年，李白在安陵，曾到過襄陽，有《上韓荊州書》、《贈孟浩然》詩。
又有《送孟浩然之廣陵》，詩雲：“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
”這是孟浩然第二次東遊。
時荊州長史仍爲韓朝宗，孟浩然似奉有使命去潯陽，並南下二次遊吳越。
先有《彭蠡湖中望廬山》雲：“我來限于役，未暇息微躬。
”又有《九日龍沙作寄劉大眘虛》雲：“龍沙豫章北，九日掛帆過。
”到江西寫了著名的《下灨石》詩，有“瞑帆何處宿，遙指落星灣”句。
又其《夜泊宣城界》雲：“石逢羅刹礙，山泊敬亭幽。
火識梅根冶，煙迷楊葉洲。
” 詩人這次在越州停留較久，有《久滯越中貽謝南池、會稽賀少府（即賀朝）》雲：“未能忘魏闕，空此滯秦稽。
兩見夏雲起，再聞春鳥啼。
”似已是開元二十四年夏。
又有《題雲門山寄越府包戶曹徐起居舍人》，雲門山在越州。
包戶曹是懷州司戶參軍包融，徐舍人當是徐安貞。
崔國輔開元十四年進士，一直官山陰尉。
二十三年入京中特科，授許昌令。
孟浩然有《宿永嘉江寄山陰崔少府國輔》雲：“我行窮水國，君使入京華。
相去日千裡，孤帆天一涯。
……”似未與崔相見。
又《江上寄山陰崔少府國輔》也説：“春堤楊柳發，憶與故人期……不及蘭亭會，空吟祓禊詩”，當都作於二十三年。
此後詩人由越州訪問天台。
《將適天台留别臨安李主簿》詩雲：“定山既早發，漁浦亦宵濟。
”因而又有《早發漁浦潭》、《經七裡瀨》弔嚴陵和《尋天台山》、《宿天台桐柏觀》等詩。
二十四年歸後，韓朝宗貶洪州都督。
有《送韓使君除洪州都曹》詩。
宋鼎任荊州長史，有《和宋大使北樓新亭作》。
王昌齡貶嶺南或在此時，詩人大約此後也曾有洞庭之遊。
開元二十五年（七三七）夏五月，張九齡貶荊州長史，他于是就遄返了。
開元二十六年（七三八），他至武昌入張九齡幕，年已五十。
在《荊門上張丞相》詩中，他講遄返的原因説：“共理分荊國，召賢愧不材。
”同時紀述趕路還鄉的情景説：“始慰蟬鳴柳，俄看雪間梅。
四時年籥盡，千裡客程催。
”可見他並不想長期隱居下去，不過是待時而動，這次他正是抱着問世之情回來的。
如在《望洞庭湖贈張丞相》詩雲：“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
出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
”待舟楫、待綸具之心表現得十分迫切。
《齒坐呈山南諸隱》詩也寫到“從來抱微尚，況復感良規。
于此無奇策，蒼生奚以爲！”但他隻能寄希望于張九齡，所以《陪張丞相祠紫蓋山》詩還有“謝公還欲卧，誰與濟蒼生”之句，以此來慰勉張九齡。
不過此時李林甫已經獨擅朝政，别人雖想薦舉孟浩然，他也自然不會再入朝的。
韓朝宗在詩人死後曾入朝官京兆尹，但最終還是被李林甫所逐。
所以《與黃侍禦泛舟》詩有“聞君薦草澤，從此泛滄洲”之語以示拒絶出仕。
因此，一方面他隻好公餘遊遊鹿門、峴山，追想龐德公，習鑿齒，寫些隱逸詩篇，如《秋登蘭（萬）山寄張五》“北山白雲裏，隱者自怡悅。
……何當載酒來，共醉重陽節”，《裴司士見訪》“廚人俱鷄黍，稚子摘楊梅。
誰道山公醉，猶能騎馬回”，《夜歸鹿門山歌》“人隨沙路向江村，餘亦乘舟歸鹿門”，都可令人想見其不屈節取富貴的清高風度，但可惜隻局限於個人的出處進退，而未能以蒼生爲懷，也未能對當時政治有所批判。
開元二十八年（七四〇）他五十二歲。
王昌齡遷任江寧尉，王士源謂孟浩然死于此年。
《唐才子傳》和《孟浩然集序》都記他爲送王昌齡，食鮮疾動而終。
這年夏天張九齡先死去，這給詩人的打擊自然很大。
王昌齡則於是年秋天去江寧，路過襄陽，詩人因有《送王大校書》詩雲：“維桑君有意，解纜我開筵。
”維桑即桑梓，指王昌齡回歸故鄉。
詩人可能卒於這年冬月，《與諸子登峴山》大概是他最後的作品了。
“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
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平時他愛以羊公比張九齡，這首詩也分明是借弔羊公而哀九齡的，因而感慨非常深沈，詩人一生的濟世之志自然也就隨之湮沒了。
從生平經歷和思想品格來看，孟浩然的一生還是光明磊落的。
他自始至終抱着濟時用世的思想，愈到老年欲濟蒼生的念頭就愈明顯。
在政治上，他也始終站在張九齡一邊，嚮往政治清平，反對權貴專權。
遭到打擊便翻然引退，遨遊江海山林，以示不屈。
他在生活中則以自然爲宗，通脫放曠，自有清高孤潔的情操。
但最可貴的還是不論在什麽情況下，他都沒有放棄施展政治抱負的願望。
不過我們也應該看到他政治理想表現得不夠明確，有時或自許過高，有時或過於珍惜個人的才華。
他在詩中所表現的理想，也不過是“政成人自理”（《陪張丞相自松洋江東泊諸公》）、“上德如流水，安仁道若山。
……去詐人無諂，除邪吏去奸”（《贈蕭少府》）這樣一套安民生、清吏治的空泛願望。
而人生的目的，也隻是“忠以事明主，孝思事老親”以及達則兼濟，窮則獨善。
詩人對當時已暴露的現實黑暗和人民疾苦也沒有足夠的認識，對玄宗荒淫、苛薄之政，以及權貴當朝等揭露不夠。
同時詩人的個人生活也比較安定自在，因此即使在他失意後徘徊山水之際，也未能唱出時代的強音，退還竟至于講空幻虛無或徵歌選妓，這確是詩人生活和思想的巨大局限。
以上隻是簡述詩人的生平思想和一些詩作的寫作年代及背景，這些將有助于對他創作概況的了解。
但其中有些詩的寫作時間較難確定，這裏提出來，僅供大家參考而已。
三、創作概況 孟浩然詩歌創作的題材自然以山水詩居多，同時也有一部分田園作品，形式以五律和五言排律最多。
這和王維詩在題材形式、藝術境界方面，都有一些相同之處，所以後人往往以王、孟並稱。
但就其生平和創作的聯繫及作品的具體思想内容夾看，二人還是有區别的。
能代表孟浩然生平思想的主要作品，始終存在着一種未忘卻的積極的問世傾向。
詩人的走向山水田野，是出於政治上的不得已，很大程度上可看出是受了張衡歸田、梁鴻遁跡江湖的影響，並爲儒家不得志則乘桴浮于海的思想所支配。
王維則像沈約歌唱自己東田，同時受禪宗影響極深，表現出一種純粹超然忘言的傾向。
因此王維的“無可無不可”與孟浩然的“狷潔”，在思想上是不同的。
就性格而論，孟浩然不隨時，而王維可以立于汚朝；張九齡能夠薦舉王維，卻無法薦舉孟浩然。
王維在詩歌（《和僕射晉公扈從溫湯》）中可以奉承一下李林甫，孟浩然則寧願不仕，也不肯折腰，僅此一點就很不相同。
但王維從本質上説又不與這些人同流合汚，和孟浩然又有一些相同的地方。
在藝術造詣上，王維詩詩中有畫，描繪大自然靜穆境界，確是大家高手；孟浩然詩在藝術上比較工整，也自然清俊，特具風骨，對唐人如李白，有較大的影響。
由此看來，唐人尊孟是不無理由的，這也表明論者本身的傾向。
但是後來論者由于世距愈遠和傾向不同，就往往不推尋他們的心迹和詩作在思想内容上的區别，以及藝術風格的不同，而隻專就藝術境界的融煉與否立論，從而推崇王維，認
出長安時他有《初出關旅夜坐懷王大校書》詩，從内容看時正荷枯時節，其中雲：“永懷芸閣友，寂寞滯揚雲。
”又有《九日懷襄陽》詩，雲：“去國似如昨，倐然經杪秋。
峴山不可見，風景使人愁。
”直到冬天纔成行，有《歲暮歸南山》詩。
途中遇大雪，有《南歸阻雪》詩，雲：“十上恥還家，徘徊守歸路。
”有《和張二自穰縣還途中遇雪》詩，又有快到襄陽時的《夕次蔡陽館》詩，明確地説“明朝拜嘉慶，須著老萊衣”，對又回到老母身邊感到由衷的高興。
開元二十二年，李白在安陵，曾到過襄陽，有《上韓荊州書》、《贈孟浩然》詩。
又有《送孟浩然之廣陵》，詩雲：“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
”這是孟浩然第二次東遊。
時荊州長史仍爲韓朝宗，孟浩然似奉有使命去潯陽，並南下二次遊吳越。
先有《彭蠡湖中望廬山》雲：“我來限于役，未暇息微躬。
”又有《九日龍沙作寄劉大眘虛》雲：“龍沙豫章北，九日掛帆過。
”到江西寫了著名的《下灨石》詩，有“瞑帆何處宿，遙指落星灣”句。
又其《夜泊宣城界》雲：“石逢羅刹礙，山泊敬亭幽。
火識梅根冶，煙迷楊葉洲。
” 詩人這次在越州停留較久，有《久滯越中貽謝南池、會稽賀少府（即賀朝）》雲：“未能忘魏闕，空此滯秦稽。
兩見夏雲起，再聞春鳥啼。
”似已是開元二十四年夏。
又有《題雲門山寄越府包戶曹徐起居舍人》，雲門山在越州。
包戶曹是懷州司戶參軍包融，徐舍人當是徐安貞。
崔國輔開元十四年進士，一直官山陰尉。
二十三年入京中特科，授許昌令。
孟浩然有《宿永嘉江寄山陰崔少府國輔》雲：“我行窮水國，君使入京華。
相去日千裡，孤帆天一涯。
……”似未與崔相見。
又《江上寄山陰崔少府國輔》也説：“春堤楊柳發，憶與故人期……不及蘭亭會，空吟祓禊詩”，當都作於二十三年。
此後詩人由越州訪問天台。
《將適天台留别臨安李主簿》詩雲：“定山既早發，漁浦亦宵濟。
”因而又有《早發漁浦潭》、《經七裡瀨》弔嚴陵和《尋天台山》、《宿天台桐柏觀》等詩。
二十四年歸後，韓朝宗貶洪州都督。
有《送韓使君除洪州都曹》詩。
宋鼎任荊州長史，有《和宋大使北樓新亭作》。
王昌齡貶嶺南或在此時，詩人大約此後也曾有洞庭之遊。
開元二十五年（七三七）夏五月，張九齡貶荊州長史，他于是就遄返了。
開元二十六年（七三八），他至武昌入張九齡幕，年已五十。
在《荊門上張丞相》詩中，他講遄返的原因説：“共理分荊國，召賢愧不材。
”同時紀述趕路還鄉的情景説：“始慰蟬鳴柳，俄看雪間梅。
四時年籥盡，千裡客程催。
”可見他並不想長期隱居下去，不過是待時而動，這次他正是抱着問世之情回來的。
如在《望洞庭湖贈張丞相》詩雲：“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
出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
”待舟楫、待綸具之心表現得十分迫切。
《齒坐呈山南諸隱》詩也寫到“從來抱微尚，況復感良規。
于此無奇策，蒼生奚以爲！”但他隻能寄希望于張九齡，所以《陪張丞相祠紫蓋山》詩還有“謝公還欲卧，誰與濟蒼生”之句，以此來慰勉張九齡。
不過此時李林甫已經獨擅朝政，别人雖想薦舉孟浩然，他也自然不會再入朝的。
韓朝宗在詩人死後曾入朝官京兆尹，但最終還是被李林甫所逐。
所以《與黃侍禦泛舟》詩有“聞君薦草澤，從此泛滄洲”之語以示拒絶出仕。
因此，一方面他隻好公餘遊遊鹿門、峴山，追想龐德公，習鑿齒，寫些隱逸詩篇，如《秋登蘭（萬）山寄張五》“北山白雲裏，隱者自怡悅。
……何當載酒來，共醉重陽節”，《裴司士見訪》“廚人俱鷄黍，稚子摘楊梅。
誰道山公醉，猶能騎馬回”，《夜歸鹿門山歌》“人隨沙路向江村，餘亦乘舟歸鹿門”，都可令人想見其不屈節取富貴的清高風度，但可惜隻局限於個人的出處進退，而未能以蒼生爲懷，也未能對當時政治有所批判。
開元二十八年（七四〇）他五十二歲。
王昌齡遷任江寧尉，王士源謂孟浩然死于此年。
《唐才子傳》和《孟浩然集序》都記他爲送王昌齡，食鮮疾動而終。
這年夏天張九齡先死去，這給詩人的打擊自然很大。
王昌齡則於是年秋天去江寧，路過襄陽，詩人因有《送王大校書》詩雲：“維桑君有意，解纜我開筵。
”維桑即桑梓，指王昌齡回歸故鄉。
詩人可能卒於這年冬月，《與諸子登峴山》大概是他最後的作品了。
“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
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平時他愛以羊公比張九齡，這首詩也分明是借弔羊公而哀九齡的，因而感慨非常深沈，詩人一生的濟世之志自然也就隨之湮沒了。
從生平經歷和思想品格來看，孟浩然的一生還是光明磊落的。
他自始至終抱着濟時用世的思想，愈到老年欲濟蒼生的念頭就愈明顯。
在政治上，他也始終站在張九齡一邊，嚮往政治清平，反對權貴專權。
遭到打擊便翻然引退，遨遊江海山林，以示不屈。
他在生活中則以自然爲宗，通脫放曠，自有清高孤潔的情操。
但最可貴的還是不論在什麽情況下，他都沒有放棄施展政治抱負的願望。
不過我們也應該看到他政治理想表現得不夠明確，有時或自許過高，有時或過於珍惜個人的才華。
他在詩中所表現的理想，也不過是“政成人自理”（《陪張丞相自松洋江東泊諸公》）、“上德如流水，安仁道若山。
……去詐人無諂，除邪吏去奸”（《贈蕭少府》）這樣一套安民生、清吏治的空泛願望。
而人生的目的，也隻是“忠以事明主，孝思事老親”以及達則兼濟，窮則獨善。
詩人對當時已暴露的現實黑暗和人民疾苦也沒有足夠的認識，對玄宗荒淫、苛薄之政，以及權貴當朝等揭露不夠。
同時詩人的個人生活也比較安定自在，因此即使在他失意後徘徊山水之際，也未能唱出時代的強音，退還竟至于講空幻虛無或徵歌選妓，這確是詩人生活和思想的巨大局限。
以上隻是簡述詩人的生平思想和一些詩作的寫作年代及背景，這些將有助于對他創作概況的了解。
但其中有些詩的寫作時間較難確定，這裏提出來，僅供大家參考而已。
三、創作概況 孟浩然詩歌創作的題材自然以山水詩居多，同時也有一部分田園作品，形式以五律和五言排律最多。
這和王維詩在題材形式、藝術境界方面，都有一些相同之處，所以後人往往以王、孟並稱。
但就其生平和創作的聯繫及作品的具體思想内容夾看，二人還是有區别的。
能代表孟浩然生平思想的主要作品，始終存在着一種未忘卻的積極的問世傾向。
詩人的走向山水田野，是出於政治上的不得已，很大程度上可看出是受了張衡歸田、梁鴻遁跡江湖的影響，並爲儒家不得志則乘桴浮于海的思想所支配。
王維則像沈約歌唱自己東田，同時受禪宗影響極深，表現出一種純粹超然忘言的傾向。
因此王維的“無可無不可”與孟浩然的“狷潔”，在思想上是不同的。
就性格而論，孟浩然不隨時，而王維可以立于汚朝；張九齡能夠薦舉王維，卻無法薦舉孟浩然。
王維在詩歌（《和僕射晉公扈從溫湯》）中可以奉承一下李林甫，孟浩然則寧願不仕，也不肯折腰，僅此一點就很不相同。
但王維從本質上説又不與這些人同流合汚，和孟浩然又有一些相同的地方。
在藝術造詣上，王維詩詩中有畫，描繪大自然靜穆境界，確是大家高手；孟浩然詩在藝術上比較工整，也自然清俊，特具風骨，對唐人如李白，有較大的影響。
由此看來，唐人尊孟是不無理由的，這也表明論者本身的傾向。
但是後來論者由于世距愈遠和傾向不同，就往往不推尋他們的心迹和詩作在思想内容上的區别，以及藝術風格的不同，而隻專就藝術境界的融煉與否立論，從而推崇王維，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