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録二 孟浩然生平及其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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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他是山水田園詩的代表,同時貶低了孟浩然的成就,把他看成山水詩的附庸。
這種看法顯然是不正確的。
它不僅忽略了二位詩人在詩歌發展史上的不同影響,而且也忽略了對他們作出評價時所應持的思想標準。
即以藝術標準而論,也還存在偏好的問題。
我們已經了解了詩人的生平和思想,而他的詩歌正是他生平思想的曲折反映,其中的積極因素可以説在某些方面繼承和發展了左思、陶潛和陳子昂的優良傳統。
首先,詩人雖在長安爲權奸所排斥,便毅然和黑暗政治決絶,浮泛江湖,拂衣歸隱,但是他的可貴之處在于始終不忘政治,沒有放棄用世、濟蒼生的願望,由此構成了他山水詩劍作的主要傾向。
在未到長安之前,他自然常常嘆惜“誰識躬耕者,年年《梁甫吟》”(《與白明府遊江》),“常恐填溝壑,無由振羽儀”(《晚春卧病寄張八》)。
既離長安之後,他對世事也不像自己曾表示的那樣決絶,而是不斷地唱着“魏闕心恒在,金門詔不忘”(《自潯陽泛舟往明海》),“回瞻魏闕路,空復子牟心”(《初下浙江口號》)。
這説明他身在江湖,而心在朝廷。
像“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望洞庭湖贈張丞相》)、“于此無奇策,蒼生奚以爲”(《呈山南諸隱》)這些詩句,都表明他有出濟蒼生的願望;“謝公還欲卧,誰與濟蒼生”(《陪張丞相祠紫蓋山》)這樣的呼號,更可見其關懷世事、不忘政治的鮮明傾向。
在《送席大》一詩中詩人道出了希望用世濟民而不能的苦衷:“惜爾懷其寶,迷邦倦客遊。
江山歷全楚,河洛越成周。
道路疲千裡,鄉園老一丘。
知君命不偶,同病亦同憂。
”這種呼聲和胸懷雖然不夠響亮和深刻,但卻是漢魏六朝詩壇少見的聲音,是左思、陶潛、陳子昂之後罕有的風力,是李杜崛起之前盛唐詩壇的清新氣息。
它突破了一味趨向消極的六朝山水詩的範圍,給唐詩的發展增添了一種新的、帶有傾向性意義的重要東西。
如果看不到這一點,而簡單地把他作爲王維的陪襯,那顯然是不妥當的。
其次,孟浩然的寄情山水,還不僅僅是爲了追求閑適,避開現實,而主要是表示和黑暗的政治決不妥協,表示對貴族權奸的唾棄。
他不肯匍匐于李林甫門下,不肯摧眉折腰事權貴,這種反抗精神幾乎到處可見。
如“沖天羨鴻鵠,争食羞鷄鶩”(《田園作》),早年爲濟世而輕富貴的思想已有體現。
離開長安時,他高唱“寄言當路者,去矣北山岑”(《秦中苦雨思歸》),“欲徇五鬥祿,其如七不堪”(《京還寄王維》),“扁舟泛湖海,長揖謝公卿”(《自洛之越》),“拂衣從此去,高步躡華嵩”(《東京留别諸公》)。
這些詩是對權貴的抗議,也是對權貴和附炎趨勢者的蔑視。
這種精神是明顯地繼承了嵇康、左思、鮑照和陳子昂等人反對權貴的傳統的。
“餘從伯鸞邁”(《適越留别譙縣張主簿》),雖然詩人選擇的方式是像梁鴻那樣遁跡江海,但其不肯屈膝妥協的思想本質在古代士大夫中還是難能可貴的。
後來李白“不肯摧眉折腰事權貴”的傲骨高風,即與其一脈相通。
再次,他憎惡權貴,唾棄趨炎附勢之徒,但對有才志而遭壓抑的士人,則愛惜、同情,並寄予厚望。
如《送席大》:“未逢調鼎用,徒有濟川心。
”《送陳七赴西軍》:“吾觀非常者,碌碌在目前。
君負鴻鵠志,蹉跎書劍年。
”《送告八從軍》:“男兒一片氣,何必五車書。
”《送張祥之房陵》:“山河據形勝,天地生豪酋。
”對被貶謫的文人閻防、王昌齡等,他更是同情備至。
其《送王昌齡之嶺南》“意氣今何在,相思望鬥牛”,《洞庭湖寄閻九》“遲爾爲舟楫,相將濟巨川”,都在詩中對他們表示了殷切的希望。
又如《送朱大入秦》雲:“遊人武陵去,寶劍值千金。
分手脫相贈,平生一片心。
”《送吳宣從事》雲:“平生一匕首,感激送夫君。
”《贈馬四》雲:“四海重然諾,吾嘗間白眉。
秦城遊俠客,相得半酣時。
”這種贊美武俠劍氣、突破儒家規範的豪爽之情,頗似陶潛的少年,也和李白有相通之處。
無怪李白在荊門一見孟浩然,便贈詩表示敬慕。
王詩偏于“放曠”,孟詩卻富“豪情”,這是顯而易見的。
第四,詩人寫襄陽和吳越等地的山水和旅途風光,主要是想借山水的清美和宏闊來抒洩自己的懷抱,表現自己的意志和情操。
像《望洞庭湖贈張丞相》“氣蒸雲夢澤,波撼嶽陽城”,接着就傾吐出“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這樣的感想。
《洞庭湖寄閻九》也由“渺茫江樹沒,合沓海湖連”寫到“遲爾爲舟楫,相將濟巨川”。
《自潯陽泛舟經明海》則從“大江分九派”,寫到“觀濤壯枚發,弔屈痛沈湘。
魏闕心恒在,金門詔不忘”。
他又常在詩中寄託那無路問世的迷惘,如《久滯越中貽謝南池會稽賀少府》雲:“陳平無産業,尼父倦東西。
負郭昔雲翳,問津今亦迷。
”《早寒江上有懷》雲:“迷津欲有問,平海夕漫漫。
”《留别富陽裴劉二少府》:“誰憐問津者,歲晏此中迷。
”另一方面,有些詩也反映出詩人守志甚高,不以富貴利達爲意。
其《九日龍沙作》:“龍沙豫章北,九日挂帆過。
風俗因時見,湖山發興多。
客中誰送酒,櫂裏自成歌。
歌竟乘流去,滔滔任夕波。
”像這樣的山水詩,還不是以出世的心懷融入大自然的靜謐中,而是欣賞那引起胸中共鳴的祖國山川氣象的宏闊、高遠與清美,並用以映襯自己的落落情懷。
最後,詩人寫於早年的一些反映自己參加勞動的詩篇,也很可貴。
如《田家元日》寫自己和田家一起勞動,共説年景,這也自然會增加作者對勞動人民的同情。
但他畢竟是小莊園主,是隱居求仕者,心情並不深戀勞動,更不曾寫出農民的苦痛,局限是很明顯的。
由於他並不像陶淵明那樣對田園勞動傾注着自己的熱情,所以他的田園詩數量不多。
總之,孟浩然之放棄仕宦走向山水,詩歌也多趨山水一路,固然是對世事的一種消極表示,但他還並未忘記政治,想濟時問世之情亦隨時流露,同時豪情俠氣常洋溢詩中,其積極因素十分鮮明。
這就與王維的山水詩不同,有着值得唐人尊仰、給唐人以不小影響的東西,對盛唐詩風的創立起着一定的促進作用。
至于藝術造詣,孟浩然同樣有他不可磨滅之處。
第一,詩人的詩,具有一種由用世的執着和不屈于權貴的豪邁而形成的風骨。
如“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歲暮歸南山》),“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望洞庭湖贈張丞相》),“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與諸子登峴山》),以及《洞庭湖寄閻防》、《送席大》、《醉後贈馬四》等,都寫得慷慨悲涼,坎坷不平,有一種積極向上的精神風貌。
這些詩以自己特有的風骨,在初盛唐的詩壇上起着承前啓後的作用。
第二,詩人描寫山水景物,興象宏闊、高遠、清新、豪逸,風格一如其人。
比如“氣蒸雲夢澤,波撼嶽陽城”(《望洞庭湖贈張丞相》),“日出氣象分,始見江湖闊”(《早發漁文潭》),“中流見匡阜,勢壓九江雄”(《望廬山》),“郡邑經樊鄧,山河入嵩汝”(《送辛大之鄂渚不及》),“渺漫江樹沒,合沓海湖連”(《洞庭湖寄閻防》),“照日秋雲迥,浮天渤澥寬”(《望潮作》),這些詩的興象都相當宏闊,充分反映出詩人的胸懷壯闊,意氣沉雄。
又如《和宋大使北樓新亭》:“遠水自嶓冢,長雲呑具區。
願隨江燕賀,羞逐府僚趨。
”風格雄豪,意境開闊。
詩人筆下的山水,有時高遠,如“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峯”(《望廬山》),“暝帆何處宿,遙指落星灣”(《下贛石》);有時則極清新,如“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聯句》),“緑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過故人莊》);有時藴含着失意
這種看法顯然是不正確的。
它不僅忽略了二位詩人在詩歌發展史上的不同影響,而且也忽略了對他們作出評價時所應持的思想標準。
即以藝術標準而論,也還存在偏好的問題。
我們已經了解了詩人的生平和思想,而他的詩歌正是他生平思想的曲折反映,其中的積極因素可以説在某些方面繼承和發展了左思、陶潛和陳子昂的優良傳統。
首先,詩人雖在長安爲權奸所排斥,便毅然和黑暗政治決絶,浮泛江湖,拂衣歸隱,但是他的可貴之處在于始終不忘政治,沒有放棄用世、濟蒼生的願望,由此構成了他山水詩劍作的主要傾向。
在未到長安之前,他自然常常嘆惜“誰識躬耕者,年年《梁甫吟》”(《與白明府遊江》),“常恐填溝壑,無由振羽儀”(《晚春卧病寄張八》)。
既離長安之後,他對世事也不像自己曾表示的那樣決絶,而是不斷地唱着“魏闕心恒在,金門詔不忘”(《自潯陽泛舟往明海》),“回瞻魏闕路,空復子牟心”(《初下浙江口號》)。
這説明他身在江湖,而心在朝廷。
像“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望洞庭湖贈張丞相》)、“于此無奇策,蒼生奚以爲”(《呈山南諸隱》)這些詩句,都表明他有出濟蒼生的願望;“謝公還欲卧,誰與濟蒼生”(《陪張丞相祠紫蓋山》)這樣的呼號,更可見其關懷世事、不忘政治的鮮明傾向。
在《送席大》一詩中詩人道出了希望用世濟民而不能的苦衷:“惜爾懷其寶,迷邦倦客遊。
江山歷全楚,河洛越成周。
道路疲千裡,鄉園老一丘。
知君命不偶,同病亦同憂。
”這種呼聲和胸懷雖然不夠響亮和深刻,但卻是漢魏六朝詩壇少見的聲音,是左思、陶潛、陳子昂之後罕有的風力,是李杜崛起之前盛唐詩壇的清新氣息。
它突破了一味趨向消極的六朝山水詩的範圍,給唐詩的發展增添了一種新的、帶有傾向性意義的重要東西。
如果看不到這一點,而簡單地把他作爲王維的陪襯,那顯然是不妥當的。
其次,孟浩然的寄情山水,還不僅僅是爲了追求閑適,避開現實,而主要是表示和黑暗的政治決不妥協,表示對貴族權奸的唾棄。
他不肯匍匐于李林甫門下,不肯摧眉折腰事權貴,這種反抗精神幾乎到處可見。
如“沖天羨鴻鵠,争食羞鷄鶩”(《田園作》),早年爲濟世而輕富貴的思想已有體現。
離開長安時,他高唱“寄言當路者,去矣北山岑”(《秦中苦雨思歸》),“欲徇五鬥祿,其如七不堪”(《京還寄王維》),“扁舟泛湖海,長揖謝公卿”(《自洛之越》),“拂衣從此去,高步躡華嵩”(《東京留别諸公》)。
這些詩是對權貴的抗議,也是對權貴和附炎趨勢者的蔑視。
這種精神是明顯地繼承了嵇康、左思、鮑照和陳子昂等人反對權貴的傳統的。
“餘從伯鸞邁”(《適越留别譙縣張主簿》),雖然詩人選擇的方式是像梁鴻那樣遁跡江海,但其不肯屈膝妥協的思想本質在古代士大夫中還是難能可貴的。
後來李白“不肯摧眉折腰事權貴”的傲骨高風,即與其一脈相通。
再次,他憎惡權貴,唾棄趨炎附勢之徒,但對有才志而遭壓抑的士人,則愛惜、同情,並寄予厚望。
如《送席大》:“未逢調鼎用,徒有濟川心。
”《送陳七赴西軍》:“吾觀非常者,碌碌在目前。
君負鴻鵠志,蹉跎書劍年。
”《送告八從軍》:“男兒一片氣,何必五車書。
”《送張祥之房陵》:“山河據形勝,天地生豪酋。
”對被貶謫的文人閻防、王昌齡等,他更是同情備至。
其《送王昌齡之嶺南》“意氣今何在,相思望鬥牛”,《洞庭湖寄閻九》“遲爾爲舟楫,相將濟巨川”,都在詩中對他們表示了殷切的希望。
又如《送朱大入秦》雲:“遊人武陵去,寶劍值千金。
分手脫相贈,平生一片心。
”《送吳宣從事》雲:“平生一匕首,感激送夫君。
”《贈馬四》雲:“四海重然諾,吾嘗間白眉。
秦城遊俠客,相得半酣時。
”這種贊美武俠劍氣、突破儒家規範的豪爽之情,頗似陶潛的少年,也和李白有相通之處。
無怪李白在荊門一見孟浩然,便贈詩表示敬慕。
王詩偏于“放曠”,孟詩卻富“豪情”,這是顯而易見的。
第四,詩人寫襄陽和吳越等地的山水和旅途風光,主要是想借山水的清美和宏闊來抒洩自己的懷抱,表現自己的意志和情操。
像《望洞庭湖贈張丞相》“氣蒸雲夢澤,波撼嶽陽城”,接着就傾吐出“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這樣的感想。
《洞庭湖寄閻九》也由“渺茫江樹沒,合沓海湖連”寫到“遲爾爲舟楫,相將濟巨川”。
《自潯陽泛舟經明海》則從“大江分九派”,寫到“觀濤壯枚發,弔屈痛沈湘。
魏闕心恒在,金門詔不忘”。
他又常在詩中寄託那無路問世的迷惘,如《久滯越中貽謝南池會稽賀少府》雲:“陳平無産業,尼父倦東西。
負郭昔雲翳,問津今亦迷。
”《早寒江上有懷》雲:“迷津欲有問,平海夕漫漫。
”《留别富陽裴劉二少府》:“誰憐問津者,歲晏此中迷。
”另一方面,有些詩也反映出詩人守志甚高,不以富貴利達爲意。
其《九日龍沙作》:“龍沙豫章北,九日挂帆過。
風俗因時見,湖山發興多。
客中誰送酒,櫂裏自成歌。
歌竟乘流去,滔滔任夕波。
”像這樣的山水詩,還不是以出世的心懷融入大自然的靜謐中,而是欣賞那引起胸中共鳴的祖國山川氣象的宏闊、高遠與清美,並用以映襯自己的落落情懷。
最後,詩人寫於早年的一些反映自己參加勞動的詩篇,也很可貴。
如《田家元日》寫自己和田家一起勞動,共説年景,這也自然會增加作者對勞動人民的同情。
但他畢竟是小莊園主,是隱居求仕者,心情並不深戀勞動,更不曾寫出農民的苦痛,局限是很明顯的。
由於他並不像陶淵明那樣對田園勞動傾注着自己的熱情,所以他的田園詩數量不多。
總之,孟浩然之放棄仕宦走向山水,詩歌也多趨山水一路,固然是對世事的一種消極表示,但他還並未忘記政治,想濟時問世之情亦隨時流露,同時豪情俠氣常洋溢詩中,其積極因素十分鮮明。
這就與王維的山水詩不同,有着值得唐人尊仰、給唐人以不小影響的東西,對盛唐詩風的創立起着一定的促進作用。
至于藝術造詣,孟浩然同樣有他不可磨滅之處。
第一,詩人的詩,具有一種由用世的執着和不屈于權貴的豪邁而形成的風骨。
如“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歲暮歸南山》),“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望洞庭湖贈張丞相》),“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與諸子登峴山》),以及《洞庭湖寄閻防》、《送席大》、《醉後贈馬四》等,都寫得慷慨悲涼,坎坷不平,有一種積極向上的精神風貌。
這些詩以自己特有的風骨,在初盛唐的詩壇上起着承前啓後的作用。
第二,詩人描寫山水景物,興象宏闊、高遠、清新、豪逸,風格一如其人。
比如“氣蒸雲夢澤,波撼嶽陽城”(《望洞庭湖贈張丞相》),“日出氣象分,始見江湖闊”(《早發漁文潭》),“中流見匡阜,勢壓九江雄”(《望廬山》),“郡邑經樊鄧,山河入嵩汝”(《送辛大之鄂渚不及》),“渺漫江樹沒,合沓海湖連”(《洞庭湖寄閻防》),“照日秋雲迥,浮天渤澥寬”(《望潮作》),這些詩的興象都相當宏闊,充分反映出詩人的胸懷壯闊,意氣沉雄。
又如《和宋大使北樓新亭》:“遠水自嶓冢,長雲呑具區。
願隨江燕賀,羞逐府僚趨。
”風格雄豪,意境開闊。
詩人筆下的山水,有時高遠,如“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峯”(《望廬山》),“暝帆何處宿,遙指落星灣”(《下贛石》);有時則極清新,如“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聯句》),“緑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過故人莊》);有時藴含着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