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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綿密者,欲出晏叔原、賀方回之上,而歌之者絶少。

    ”他又説:“放翁、稼軒,一掃纖豔,不事斧鑿,但時時掉書袋,要是一癖。

    ”劉克莊是南宋後期的一位有名的詞人,他的評論,值得我們重視;掉書袋之癖,在辛棄疾作品裏,是比較顯著的,在陸遊作品裏,情形並不如此。

    清代馮煦説:“劍南屏除纖豔,獨往獨來,其逋峭沉鬱之概,求之有宋諸家,無可方比。

    《提要》以爲‘詩人之言,終爲近雅,與詞人之冶蕩有殊’,是也。

    至謂‘遊欲驛騎東坡、淮海之間,故奄有其勝,而皆不能造其極’,則或非放翁之本意歟?”馮煦強調陸遊的特點,而否認他徘徊蘇軾、秦觀兩家之間的本意。

    對於陸遊詞作出正確的估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小李白”之稱,在當時既有公論;“詩家三昧”之探索,陸遊亦自言獨得其秘。

    作爲詩人,陸遊的地位是不可動搖的。

    作爲詞人,是不是也一樣呢?“歌之者絶少”,説明一般人對於他的估價;而以陸詩九千二百餘首和陸詞一百三十首相比,也證實陸遊自己對於詞的重視不夠。

    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貶低陸遊詞的價值。

    南宋前期的詞人,辛、陸並稱,由來已久,他們各有某些局限,無可諱言,但是他們的成爲大家,也是無可否認的。

    首先他們都把詞的地位提高了,詞不僅是專談風月的文學樣式,而是同樣地可以叙述國家的興廢,個人的感慨,沉鬱頓挫的詞句,保證了大家的地位。

    可是在他們手裏,詞還是詞,並不是一味粗豪,因此“詞中别調”的評語,對於他們,實際都安不上。

    在這方面,辛棄疾和陸遊是一緻的。

    但是他們卻有所不同。

    在蘇軾大踏步開創新路的時候,秦觀還徘徊在南唐、北宋這一條路上,辛、陸之間的距離也是如此。

    這樣説不是指出他們是在亦步亦趨地學習蘇、秦;在南宋前期,民族矛盾和政治鬬争都是非常尖鋭,時代的號角響遍文學藝術的各個角落,詞當然不是例外,辛棄疾必然大大不同於蘇軾,陸遊也必然大大不同於秦觀,但是辛、陸之間的距離,是和蘇、秦之間的距離比較類似的。

    倘使更具體些,還可以指出辛棄疾的沉鬱,有時更發展而成爲怨憤。

    《摸魚兒》的“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固然祇點出遭遇的不幸,可是“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更把個人的不遇,提高到時代的悲哀。

    陸遊卻不同了。

    他從南鄭調往成都的當中,眼見到宣撫司收復長安的策劃都成泡影的時候,在《清商怨》裏,止説“鴛機新寄斷錦,嘆往事不堪重省,夢破南樓,緑雲堆一枕”。

    他不可能沒有怨憤,但是卻寫得非常纏綿。

    這是陸遊和辛棄疾不同之處。

    在開創道路的方面,他和辛棄疾是有距離的,但是一邊反映時代的要求,一邊還維護着婉約的特點,陸遊確有一定的貢獻。

     陸遊不僅是詩人、詞人,同時也是一位有名的文人。

    明代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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