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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使一脈北傳，開金代詞運。
中葉以後，世宗、章宗朝，與南宋議和，戰端暫息，四十年沒有大戰。
社會比較安定，文化事業相應有了較大發展。
大定、明昌之世，經濟和文化比較繁榮，史稱“幾埒于中原盛日”。
這時主持文柄的是黨懷英和趙秉文。
他們都出生于金代。
黨懷英與辛棄疾同師劉瞻、蔡伯堅，仕金，官至翰林學士承旨。
趙秉文為大定間進士，曆仕五朝，著述頗富。
詞學東坡，格調清壯，含婀娜于剛健，頗具境界。
趙秉文與黨懷英、完顔為詞友，而元好問、段克己兄弟俱出其門。
對于識拔人材、造成風氣起了重要作用，時人比之歐陽修。
其它如鄧千江、折元禮等并以大潑墨筆法寫邊塞題材，悲壯蒼涼，有濃厚的時代色彩。
高憲為詞，能得蘇之清放，嘗雲：“使世有東坡，雖相去萬裡，亦當往拜。
”可見傾倒了。
代表金詞成就的是傑出的現實主義作家元好問。
元生于末世，飽經離亂，對人民的苦難生活，有着切身的體會。
反映到詞裡，就有一種慷慨低回、真切而沉郁的境界。
他的詞和他的詩一樣，可稱時代的悲歌和實錄。
況周頤說：“其賦《隆德故宮》及《宮體》八首，《薄命妾》辭諸作，蕃豔其外，醇至其内，極往複低回、掩抑零亂之緻。
”又說：“遺山之詞，亦渾雅，亦博大。
有骨幹，有氣象。
以比坡公，得其厚矣。
”（《蕙風詞話》卷三）這樣的作品，即使求諸兩宋名家也不多見，稱得上是金詞的上驷了。
二 宋金之後的元朝，是我國曆史上的一個特殊發展階段。
從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統一蒙古諸部，到其孫忽必烈于公元1279年攻滅南宋建立全國統一的政權，經過了七十三年之久。
此後曆傳十一帝，于公元1368年為明所滅。
這是一個充滿赫赫武功、社會動蕩和嚴酷的民族壓迫的時代。
在蒙古武力的統治下，生産，特别是北方的農業生産，遭到了嚴重的破壞。
然而城市經濟卻随着海、陸交通等等的發達而有了很大的發展。
科舉制度長期廢止，文人地位大為貶低。
這些複雜的社會狀況，反映到文學上，就造成了傳統文藝形式的衰落，而市民文藝卻迅速高漲起來。
代表市民文藝的元曲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展成為一代之勝的。
詞在元代文學中屬于從屬地位，因襲多而創造少，其成就自然不及元曲。
但是，它去宋未遠，流風尚存，而且詞曲為姊妹藝術，相近之處很多。
故元代詞作，尚有可觀的建樹。
早期詞家，多為宋、金之遺：如耶律楚材、楊果、李治等出自金國；仇遠、趙孟、詹正等出自南宋。
他們的詞作自然帶有前代的馀風。
然而，作為一種反映生活的藝術，也不能不受到紛變萬端的時代風雲的影響。
所以，反映在元詞裡的風格，比金詞要多樣化一些。
在前期的佐命元戎中，張弘範的《淮陽樂府》令詞清俊，有小晏風調。
而出身僧家的劉秉忠，其《藏春詞》卻充滿了英雄氣概。
他的《木蘭花慢·混一後作》，真有經綸天地、股肱八方的氣勢，是頗能表現大一統的開國氣象的。
王闿運評為：“雄廓而不失之伧楚，醞藉而不流于側媚。
”（跋《藏春樂府》）是頗為扼要的。
元中葉諸詞家中，劉因、許有壬、張翥的影響較大。
劉因的《樵庵詞》筆力雄渾，逼近東坡。
許有壬的《圭塘樂府》境界高邁，有“長槍大戟”意度。
然而多用直筆，蘊藉或有不足，風格與劉過為近。
張翥是仇遠的弟子。
他的詞守律嚴，措意深，與宋末格律派諸子是一脈相承的。
過去極受推重，有“飛鴻戲海，舞鶴遊天”之譽。
然而内容狹窄，情緒比較低沉，又多詠物之作，對于這些局限也是必須看到的。
元詞在反映生活方面，湧現了一批現實主義的佳作。
如像王恽的《鹧鸪天》，描寫說書女藝人，聲口姿态，栩栩如生，有着濃厚的生活氣息。
劉壎的《菩薩蠻·和詹天遊》，揭露了“狐兔穴岩城”
中葉以後，世宗、章宗朝，與南宋議和，戰端暫息，四十年沒有大戰。
社會比較安定，文化事業相應有了較大發展。
大定、明昌之世，經濟和文化比較繁榮，史稱“幾埒于中原盛日”。
這時主持文柄的是黨懷英和趙秉文。
他們都出生于金代。
黨懷英與辛棄疾同師劉瞻、蔡伯堅，仕金，官至翰林學士承旨。
趙秉文為大定間進士，曆仕五朝，著述頗富。
詞學東坡，格調清壯，含婀娜于剛健，頗具境界。
趙秉文與黨懷英、完顔為詞友，而元好問、段克己兄弟俱出其門。
對于識拔人材、造成風氣起了重要作用，時人比之歐陽修。
其它如鄧千江、折元禮等并以大潑墨筆法寫邊塞題材，悲壯蒼涼，有濃厚的時代色彩。
高憲為詞，能得蘇之清放，嘗雲：“使世有東坡，雖相去萬裡，亦當往拜。
”可見傾倒了。
代表金詞成就的是傑出的現實主義作家元好問。
元生于末世，飽經離亂，對人民的苦難生活，有着切身的體會。
反映到詞裡，就有一種慷慨低回、真切而沉郁的境界。
他的詞和他的詩一樣，可稱時代的悲歌和實錄。
況周頤說：“其賦《隆德故宮》及《宮體》八首，《薄命妾》辭諸作，蕃豔其外，醇至其内，極往複低回、掩抑零亂之緻。
”又說：“遺山之詞，亦渾雅，亦博大。
有骨幹，有氣象。
以比坡公，得其厚矣。
”（《蕙風詞話》卷三）這樣的作品，即使求諸兩宋名家也不多見，稱得上是金詞的上驷了。
二 宋金之後的元朝，是我國曆史上的一個特殊發展階段。
從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統一蒙古諸部，到其孫忽必烈于公元1279年攻滅南宋建立全國統一的政權，經過了七十三年之久。
此後曆傳十一帝，于公元1368年為明所滅。
這是一個充滿赫赫武功、社會動蕩和嚴酷的民族壓迫的時代。
在蒙古武力的統治下，生産，特别是北方的農業生産，遭到了嚴重的破壞。
然而城市經濟卻随着海、陸交通等等的發達而有了很大的發展。
科舉制度長期廢止，文人地位大為貶低。
這些複雜的社會狀況，反映到文學上，就造成了傳統文藝形式的衰落，而市民文藝卻迅速高漲起來。
代表市民文藝的元曲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展成為一代之勝的。
詞在元代文學中屬于從屬地位，因襲多而創造少，其成就自然不及元曲。
但是，它去宋未遠，流風尚存，而且詞曲為姊妹藝術，相近之處很多。
故元代詞作，尚有可觀的建樹。
早期詞家，多為宋、金之遺：如耶律楚材、楊果、李治等出自金國；仇遠、趙孟、詹正等出自南宋。
他們的詞作自然帶有前代的馀風。
然而，作為一種反映生活的藝術，也不能不受到紛變萬端的時代風雲的影響。
所以，反映在元詞裡的風格，比金詞要多樣化一些。
在前期的佐命元戎中，張弘範的《淮陽樂府》令詞清俊，有小晏風調。
而出身僧家的劉秉忠，其《藏春詞》卻充滿了英雄氣概。
他的《木蘭花慢·混一後作》，真有經綸天地、股肱八方的氣勢，是頗能表現大一統的開國氣象的。
王闿運評為：“雄廓而不失之伧楚，醞藉而不流于側媚。
”（跋《藏春樂府》）是頗為扼要的。
元中葉諸詞家中，劉因、許有壬、張翥的影響較大。
劉因的《樵庵詞》筆力雄渾，逼近東坡。
許有壬的《圭塘樂府》境界高邁，有“長槍大戟”意度。
然而多用直筆，蘊藉或有不足，風格與劉過為近。
張翥是仇遠的弟子。
他的詞守律嚴，措意深，與宋末格律派諸子是一脈相承的。
過去極受推重，有“飛鴻戲海，舞鶴遊天”之譽。
然而内容狹窄，情緒比較低沉，又多詠物之作，對于這些局限也是必須看到的。
元詞在反映生活方面，湧現了一批現實主義的佳作。
如像王恽的《鹧鸪天》，描寫說書女藝人，聲口姿态，栩栩如生，有着濃厚的生活氣息。
劉壎的《菩薩蠻·和詹天遊》，揭露了“狐兔穴岩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