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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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二年,是詩人杜甫誕生的一千二百五十周年,同時也是杜甫作為世界文化名人之一來紀念的一年。

    那時我正在北京,參加《中國文學史》教科書的編寫工作,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同志為了配合紀念活動,特來相商,拟将拙作《杜甫研究》中的作品注釋部分改編為《杜甫詩選注》。

    也知我一時勢難兼顧,建議我隻作些小的修訂,并即以給《詩刊》寫的那篇題為《人民詩人杜甫》的紀念文字用代“前言”。

    我有些為難,但還是接受了。

    經與編輯同志磋商,将原選二百六十六首删去了八首,增選了二十七首,共得二百八十五首。

    大約是一九六五年,我曾看過這個修訂本的清樣,于今已是十多年,我早把它忘卻了。

     最近,出版社仍拟将該修訂本付印,要我再次作些修改。

    在粉碎“四人幫”的大好形勢的鼓舞下,雖自覺年力就衰,但還是樂于承命。

    這次沒有新增篇目,隻删去了四首,所以這個選本實際上是二百八十一首。

    對于注釋,則作了比較全面、細緻的修訂,有的甚至不惜推翻自己原來的說法,如關于《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的“群童”。

     “但是詩人多薄命,就中淪落不過君。

    ”這是白居易《李白墓》一詩的最後兩句,對杜甫也是完全适用的。

    李白死時,還有他的從叔當時著名的篆書家當塗縣令李陽冰為他料理後事,給他報喪,還為他的文集作序,死于何年何月何地,都有明文記錄。

    至于杜甫,那就凄涼得多。

    “死去憑誰報?”沒有任何人啊,隻有詩人曾經歌頌過的那“乾坤日夜浮”的洞庭湖水!僅僅憑了詩人自己寫的幸而流傳下來的那篇追酬高适的詩,我們得知他是死在大曆五年,從而糾正了所謂正史的《舊唐書》的錯誤。

    但是,究竟死在這一年的哪一個月,死在什麼地方,怎樣死的,卻缺乏明文。

    這樣也就形成了一樁關于杜甫之死的争論不休的老公案。

    在這個問題上,我覺得有一點需要說明:我不認為凡是主張病死一說的便是為了要美化杜甫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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