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杜甫 ——代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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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局限，使杜甫隻能把希望寄托在統治者身上：“誰能叩君門，下令減征賦。
”并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内忠告他的朋友們要做清官：“衆僚宜潔白，萬役但平均。
”真是“告誡友朋，若訓子弟”（《杜詩胥鈔》）。
除上述三方面這些和當時政治、社會直接有關的作品外，在一些詠物寫景的詩中，也都滲透着人民的思想感情。
比如說，同是一個雨，杜甫有時則表示喜悅，如《春夜喜雨》：“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
随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即使是大雨，哪怕茅屋漏了，隻要對人民有利，他照樣是喜悅：“敢辭茅葦漏，已喜禾黍高。
”（《大雨》）但當久雨成災時，他卻遏不住他的惱怒：“籲嗟乎蒼生，稼穑不可救。
安得誅雲師，疇能補天漏。
”（《九日寄岑參》）可見他的喜怒是從人民的利益出發，以人民的利益為轉移的。
詠物詩中，如《螢火》、《麂》等，也都可以看作政治諷刺詩。
吳喬說“詩出于人，有子美之人，而後有子美之詩”，并指出杜甫的為人，是“于黎民，無刻不關其念”（《圍爐詩話》卷四），這話很有見地，也是确實的。
杜甫熱愛生活，熱愛祖國的河山，他那些抒情詩和描寫山川風物的紀行詩，也同樣可以看到他同情人民的思想感情。
“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吾友于”，祖國的江山竟成了詩人的肺腑。
三 “天意君須會：人間要好詩！”白居易說得對，人民的确是要好詩的，杜甫也确實沒有辜負人民的期望，留下了許多好詩。
他的詩，是我國最可寶貴的文化遺産的一部分。
杜甫異常重視詩的藝術功夫，除《戲為六絕句》外，和李白、高适、岑參、孟雲卿等也常常提到“論文”的事。
他對于一篇詩的要求非常嚴格，即所謂“毫發無遺憾”。
為了達到這種完美無缺的藝術境界，他的創作态度也是非常嚴肅認真的。
他不隻是“頗學陰何苦用心”、“新詩改罷自長吟”，而是“語不驚人死不休！”因此，杜甫的詩不僅具有高度的思想性，而且具有高度的藝術性，内容和形式是統一的。
我們可以先談談他的叙事詩。
這類詩特别值得我們珍視。
杜甫以前，文人寫的叙事詩是很少的，叙人民之事的就更少。
杜甫的叙事詩，不僅數量多，而且質量高，表現他的現實主義特色最為突出，最為充分。
我覺得，杜甫的叙事詩中，有許多藝術特色值得我們重視。
例如，詩人善于選擇并概括具有典型意義的社會現象，他的名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便是通過典型化而收到震撼人心的藝術效果的。
杜甫還善于選擇和塑造具有典型意義的人物，往往從同一類型的許多人物中隻着重描寫一個，通過個别，反映一般。
例如《兵車行》，隻寫他和那行人的談話，但千萬行人的悲慘命運也就顯示無馀。
《前出塞》、《後出塞》等，同樣可以作為例證。
寓主觀于客觀，也就是将自己的主觀意識、思想感情融化在客觀的具體描寫中，而不明白說出。
這是杜甫叙事詩最大的特點，也是杜甫最大的本領。
比如白居易也是現實主義的大詩人，他的《新豐折臂翁》同樣是反對窮兵黩武的名篇，但作者是站出來發言的，我們隻要拿來和《兵車行》一對照，馬上就可以發現它們之間的差異。
孰優孰劣，還可研究，但這差異卻是明顯的。
杜詩中很注意對話的運用和人物語言的個性化。
為了把人物寫得生動，杜甫吸收了漢樂府的創作經驗，常常運用對話或人物獨白，并做到了人物語言的個性化。
這種例子很多，《新婚别》寫那位新娘子的語言尤為成功。
本來是柔腸寸斷，痛不欲生，但又不能不顧慮到自己還是個剛過門的新娘子的身份，所以語帶羞澀，備極吞吐。
由于語言傳神，所以我們讀杜甫這類詩，總有一種如見其人、如聞其聲的感覺。
采用俗語，是杜詩語言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國詩歌語言發展上的一大革新。
自一般士大夫文人觀之，這種俗語是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
但杜甫在抒情詩中用俗語很多，在叙事詩中則更豐富。
因為這些叙事詩許多都是寫的人民生活，采用一些俗語，自能增加詩的真實性和親切感，并有助于人物語言的個性化。
如《兵車行》的“爺娘妻子走相送”、“牽衣頓足攔道哭”，《新婚别》的“生女有所歸，雞狗亦得将”。
至如《前出塞》的“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
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更是有同謠諺。
他提高
”并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内忠告他的朋友們要做清官：“衆僚宜潔白，萬役但平均。
”真是“告誡友朋，若訓子弟”（《杜詩胥鈔》）。
除上述三方面這些和當時政治、社會直接有關的作品外，在一些詠物寫景的詩中，也都滲透着人民的思想感情。
比如說，同是一個雨，杜甫有時則表示喜悅，如《春夜喜雨》：“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
随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即使是大雨，哪怕茅屋漏了，隻要對人民有利，他照樣是喜悅：“敢辭茅葦漏，已喜禾黍高。
”（《大雨》）但當久雨成災時，他卻遏不住他的惱怒：“籲嗟乎蒼生，稼穑不可救。
安得誅雲師，疇能補天漏。
”（《九日寄岑參》）可見他的喜怒是從人民的利益出發，以人民的利益為轉移的。
詠物詩中，如《螢火》、《麂》等，也都可以看作政治諷刺詩。
吳喬說“詩出于人，有子美之人，而後有子美之詩”，并指出杜甫的為人，是“于黎民，無刻不關其念”（《圍爐詩話》卷四），這話很有見地，也是确實的。
杜甫熱愛生活，熱愛祖國的河山，他那些抒情詩和描寫山川風物的紀行詩，也同樣可以看到他同情人民的思想感情。
“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吾友于”，祖國的江山竟成了詩人的肺腑。
三 “天意君須會：人間要好詩！”白居易說得對，人民的确是要好詩的，杜甫也确實沒有辜負人民的期望，留下了許多好詩。
他的詩，是我國最可寶貴的文化遺産的一部分。
杜甫異常重視詩的藝術功夫，除《戲為六絕句》外，和李白、高适、岑參、孟雲卿等也常常提到“論文”的事。
他對于一篇詩的要求非常嚴格，即所謂“毫發無遺憾”。
為了達到這種完美無缺的藝術境界，他的創作态度也是非常嚴肅認真的。
他不隻是“頗學陰何苦用心”、“新詩改罷自長吟”，而是“語不驚人死不休！”因此，杜甫的詩不僅具有高度的思想性，而且具有高度的藝術性，内容和形式是統一的。
我們可以先談談他的叙事詩。
這類詩特别值得我們珍視。
杜甫以前，文人寫的叙事詩是很少的，叙人民之事的就更少。
杜甫的叙事詩，不僅數量多，而且質量高，表現他的現實主義特色最為突出，最為充分。
我覺得，杜甫的叙事詩中，有許多藝術特色值得我們重視。
例如，詩人善于選擇并概括具有典型意義的社會現象，他的名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便是通過典型化而收到震撼人心的藝術效果的。
杜甫還善于選擇和塑造具有典型意義的人物，往往從同一類型的許多人物中隻着重描寫一個，通過個别，反映一般。
例如《兵車行》，隻寫他和那行人的談話，但千萬行人的悲慘命運也就顯示無馀。
《前出塞》、《後出塞》等，同樣可以作為例證。
寓主觀于客觀，也就是将自己的主觀意識、思想感情融化在客觀的具體描寫中，而不明白說出。
這是杜甫叙事詩最大的特點，也是杜甫最大的本領。
比如白居易也是現實主義的大詩人，他的《新豐折臂翁》同樣是反對窮兵黩武的名篇，但作者是站出來發言的，我們隻要拿來和《兵車行》一對照，馬上就可以發現它們之間的差異。
孰優孰劣，還可研究，但這差異卻是明顯的。
杜詩中很注意對話的運用和人物語言的個性化。
為了把人物寫得生動，杜甫吸收了漢樂府的創作經驗，常常運用對話或人物獨白，并做到了人物語言的個性化。
這種例子很多，《新婚别》寫那位新娘子的語言尤為成功。
本來是柔腸寸斷，痛不欲生，但又不能不顧慮到自己還是個剛過門的新娘子的身份，所以語帶羞澀，備極吞吐。
由于語言傳神，所以我們讀杜甫這類詩，總有一種如見其人、如聞其聲的感覺。
采用俗語，是杜詩語言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國詩歌語言發展上的一大革新。
自一般士大夫文人觀之，這種俗語是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
但杜甫在抒情詩中用俗語很多，在叙事詩中則更豐富。
因為這些叙事詩許多都是寫的人民生活，采用一些俗語，自能增加詩的真實性和親切感，并有助于人物語言的個性化。
如《兵車行》的“爺娘妻子走相送”、“牽衣頓足攔道哭”，《新婚别》的“生女有所歸，雞狗亦得将”。
至如《前出塞》的“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
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更是有同謠諺。
他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