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杜甫 ——代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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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的兵役下所遭受的痛楚；在《赴奉先詠懷》中，他正确地指出了勞動人民創造物質财富養活了剝削階級：“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
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阙。
”并一針見血地揭穿了封建社會中的黑暗：“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在《又呈吳郎》中，他通過寡婦撲棗的描寫，說出了窮人心坎裡的話：“不為困窮甯有此？”并進一步把“盜賊”的根源，歸咎于封建統治者本身的驕奢荒淫：“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有感》）在《遭田父泥飲》中，他還熱情地歌頌了勞動人民那種天真淳樸的優良品質。
“指揮過無禮，未覺村野醜”，在一千二百多年前，作為一個曾經侍候過皇帝的人，對待勞動人民竟能持此種态度，是極為可貴，富有進步意義的。
也正因為詩人是這樣一副熱心腸，在杜甫筆下，我們才能看到如此衆多的人民形象。
他對人民的同情竟達到如此高度：隻要一想到人民的痛苦，他便忘懷了自身的痛苦，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
在“幼子餓已卒”的情況下，他還是“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
當茅屋為秋風所破時，他卻發出了“安得廣廈千萬間”的宏願，并甯願以“凍死”來換取廣大饑寒無告者的溫暖。
“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對祖國的無比熱愛，是杜甫詩歌深刻的思想性的第二個特征。
正如上引詩句所表明的那樣，杜甫是一個不惜自我犧牲的愛國主義者。
同時他也要求他的朋友們能夠“濟時肯殺身”、“臨危莫愛身”。
因此他的詩歌滲透着愛國的熱忱。
可以這樣說，他的喜怒哀樂是和祖國命運的盛衰起伏相呼應的。
當國家危難的時候，他對着三春的花鳥會心痛得流淚，如《春望》：“感時花濺淚，恨别鳥驚心。
”一旦大亂初定，他又興奮得流淚，如《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
”也可以這樣說，凡是有關國家命運的政治、軍事各方面的重大事件，我們幾乎都可以在杜甫的詩中找到反映。
杜甫從切身體會中感到，要抵抗敵人，就必須拿起武器，進行戰鬥。
因此，他大聲疾呼：“猛将宜嘗膽，龍泉必在腰！”（《寄董卿嘉榮》）而“哀鳴思戰鬥，迥立向蒼蒼”（《秦州雜詩》），也決不隻是寫的一匹“老骕骦”，而是蘊含着一種急欲殺敵緻果的報國心情在内的詩人自己的形象。
因此，“三吏”、“三别”，從最深刻的意義上來說，并非隻是揭露兵役黑暗、同情人民痛苦的詩，同時也是愛國詩篇。
因為在這些詩中也反映出并歌頌了廣大人民忍受一切痛苦的高度的愛國精神。
“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這是人民的呼聲、時代的呼聲，也是詩人通過新娘子的口發出的愛國号召。
黃家舒說：“均一兵車行役之淚，而太平黩武，則志在安邊；神京陸沉，則義嚴讨賊。
”（《杜詩注解》序）是頗得要領的。
“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蝥賊！”——一個愛國愛民的詩人，對統治階級的各種禍國殃民的罪行必然會懷着強烈的憎恨，而這也就是杜詩深刻的思想性的第三個特征。
他的諷刺面非常廣，也不論對象是誰。
在《兵車行》中，他諷刺的矛頭直指封建最高統治者唐玄宗，揭露他的窮兵黩武給國家和人民造成的嚴重災難：“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
”宰相楊國忠兄妹，當時炙手可熱，勢傾天下，但杜甫在《麗人行》中卻譏諷他們的奢侈荒淫，在《赴奉先詠懷》中并把他們這種生活和人民的苦難聯系起來，和國家命運聯系起來。
他一方面唱出“朝野歡娛後，乾坤震蕩中”；另一面他又一再警告統治者要節儉，認為：“君臣節儉足，朝野歡呼同。
”唐肅宗、代宗父子信用魚朝恩、李輔國和程元振一班宦官，使掌兵權，杜甫卻大罵“關中小兒壞紀綱”，認為隻有把他們殺掉，國家才會有轉機：“不成誅執法，焉得變危機？”在《冬狩行》中，他諷刺地方軍閥隻知打獵取樂：“草中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鹹陽宮！”伴随着叛亂而來的，是官軍的屠殺奸淫，《三絕句》之一作了如下的暴露：“殿前兵馬雖骁雄，縱暴略與羌渾同。
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當官吏的貪污剝削有加無已，《歲晏行》就揭露：“況聞處處鬻男女，割慈忍愛還租庸。
”針對這些現象，作為一個同情人民疾苦的詩人，就難怪杜甫有時竟是破口大罵，把他們比作虎狼和兇手：“群盜相随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
”“萬姓瘡痍合，群兇嗜欲肥。
”但階級
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阙。
”并一針見血地揭穿了封建社會中的黑暗：“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在《又呈吳郎》中，他通過寡婦撲棗的描寫，說出了窮人心坎裡的話：“不為困窮甯有此？”并進一步把“盜賊”的根源，歸咎于封建統治者本身的驕奢荒淫：“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有感》）在《遭田父泥飲》中，他還熱情地歌頌了勞動人民那種天真淳樸的優良品質。
“指揮過無禮，未覺村野醜”，在一千二百多年前，作為一個曾經侍候過皇帝的人，對待勞動人民竟能持此種态度，是極為可貴，富有進步意義的。
也正因為詩人是這樣一副熱心腸，在杜甫筆下，我們才能看到如此衆多的人民形象。
他對人民的同情竟達到如此高度：隻要一想到人民的痛苦，他便忘懷了自身的痛苦，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
在“幼子餓已卒”的情況下，他還是“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
當茅屋為秋風所破時，他卻發出了“安得廣廈千萬間”的宏願，并甯願以“凍死”來換取廣大饑寒無告者的溫暖。
“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對祖國的無比熱愛，是杜甫詩歌深刻的思想性的第二個特征。
正如上引詩句所表明的那樣，杜甫是一個不惜自我犧牲的愛國主義者。
同時他也要求他的朋友們能夠“濟時肯殺身”、“臨危莫愛身”。
因此他的詩歌滲透着愛國的熱忱。
可以這樣說，他的喜怒哀樂是和祖國命運的盛衰起伏相呼應的。
當國家危難的時候，他對着三春的花鳥會心痛得流淚，如《春望》：“感時花濺淚，恨别鳥驚心。
”一旦大亂初定，他又興奮得流淚，如《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
”也可以這樣說，凡是有關國家命運的政治、軍事各方面的重大事件，我們幾乎都可以在杜甫的詩中找到反映。
杜甫從切身體會中感到，要抵抗敵人，就必須拿起武器，進行戰鬥。
因此，他大聲疾呼：“猛将宜嘗膽，龍泉必在腰！”（《寄董卿嘉榮》）而“哀鳴思戰鬥，迥立向蒼蒼”（《秦州雜詩》），也決不隻是寫的一匹“老骕骦”，而是蘊含着一種急欲殺敵緻果的報國心情在内的詩人自己的形象。
因此，“三吏”、“三别”，從最深刻的意義上來說，并非隻是揭露兵役黑暗、同情人民痛苦的詩，同時也是愛國詩篇。
因為在這些詩中也反映出并歌頌了廣大人民忍受一切痛苦的高度的愛國精神。
“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這是人民的呼聲、時代的呼聲，也是詩人通過新娘子的口發出的愛國号召。
黃家舒說：“均一兵車行役之淚，而太平黩武，則志在安邊；神京陸沉，則義嚴讨賊。
”（《杜詩注解》序）是頗得要領的。
“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蝥賊！”——一個愛國愛民的詩人，對統治階級的各種禍國殃民的罪行必然會懷着強烈的憎恨，而這也就是杜詩深刻的思想性的第三個特征。
他的諷刺面非常廣，也不論對象是誰。
在《兵車行》中，他諷刺的矛頭直指封建最高統治者唐玄宗，揭露他的窮兵黩武給國家和人民造成的嚴重災難：“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
”宰相楊國忠兄妹，當時炙手可熱，勢傾天下，但杜甫在《麗人行》中卻譏諷他們的奢侈荒淫，在《赴奉先詠懷》中并把他們這種生活和人民的苦難聯系起來，和國家命運聯系起來。
他一方面唱出“朝野歡娛後，乾坤震蕩中”；另一面他又一再警告統治者要節儉，認為：“君臣節儉足，朝野歡呼同。
”唐肅宗、代宗父子信用魚朝恩、李輔國和程元振一班宦官，使掌兵權，杜甫卻大罵“關中小兒壞紀綱”，認為隻有把他們殺掉，國家才會有轉機：“不成誅執法，焉得變危機？”在《冬狩行》中，他諷刺地方軍閥隻知打獵取樂：“草中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鹹陽宮！”伴随着叛亂而來的，是官軍的屠殺奸淫，《三絕句》之一作了如下的暴露：“殿前兵馬雖骁雄，縱暴略與羌渾同。
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當官吏的貪污剝削有加無已，《歲晏行》就揭露：“況聞處處鬻男女，割慈忍愛還租庸。
”針對這些現象，作為一個同情人民疾苦的詩人，就難怪杜甫有時竟是破口大罵，把他們比作虎狼和兇手：“群盜相随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
”“萬姓瘡痍合，群兇嗜欲肥。
”但階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