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杜甫 ——代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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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一方面還是勉勵人民參戰。
由于深入人民生活，并投入實際鬥争，這就使他寫出了《悲陳陶》、《哀江頭》、《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馬》和“三吏”、“三别”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愛國精神的詩篇，并達到了現實主義的高峰。
公元七五九年七月，杜甫棄官由華州經秦州、同谷，吃盡千辛萬苦，于這年年底到達成都，開始他最後一期“漂泊西南”的生活。
杜甫的棄官，并不是立意要走向人民，但實際上他從此卻真是走向人民了。
在漂泊的十一年中，除了幾個月的幕府生活外，他基本上是生活在人民中間的，所以說“晚憩必村墟”、“田父實為鄰”。
他愛和勞動人民往來，并有着深厚的友誼，這從“野老來看客，河魚不取錢”、“棗熟從人打”、“藥許鄰人”一類詩句也就可以看出。
愈愛人民也就愈憎厭官僚，所以他曾公開的說：“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
及乎歸茅宇，鄰舍未曾嗔。
”在這漂泊的十一年中，杜甫生活仍然很苦，常常不免要逃難和挨餓受凍。
前人說杜甫是個“菜肚老人”（宋劉克莊《後村詩話新集》），實際上他往往是連菜也沒得吃，而且也并不始于老年。
在他逝世不久以前，還因為逃難而挨了五天餓。
可貴的是他在生活上總是向人民看齊，覺得自己比人民還是好得多。
但是，不論怎樣苦，也不論漂泊到什麼地方，杜甫都是一刻也不曾忘記國家、人民和政治的。
比如漂泊夔州時，關于朝廷的消息，他就是問之于地方官的，所謂“朝廷問府主”；有時也問之于過往的使者，所謂“相看多使者，一一問函關”。
同時，也從不曾忘記或放松他的創作，在漂泊的十一年間，他寫了一千多首詩。
他說：“他鄉閱遲暮，不敢廢詩篇！”又說：“留滞才難盡，艱危氣益增！”正是詩人忠實的自白。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又呈吳郎》、《遭田父泥飲》、《諸将》、《秋興》、《歲晏行》等都是這期最優秀的作品。
和前期不同的，是帶有更多的抒情性質，形式也更多樣化。
杜甫在四川漂泊了八九年，在湖北、湖南漂泊了兩三年，七七○年冬，死在由長沙到嶽陽途中的一條破船上。
“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
”這是他對祖國和人民最後的哀念。
在人民被奴役的時代，卻要作人民的代言人，詩人的身後蕭條，自不在話下。
八一三年，僅由他的孫子杜嗣業“收拾乞丐”，才把停在嶽陽的靈柩歸葬偃師。
詩人的遺體還漂泊了四十三年。
從以上簡單的叙述，我們已可看出杜甫和人民的關系和他如何接近人民的過程。
前人說：學杜詩“須是範希文（範仲淹）專志于詩，又是一生困窮乃得”（清吳喬《圍爐詩話》卷四）。
不是沒有道理的。
杜甫的思想，淵源于儒家，但由于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實踐，對儒家學說也有所突破。
比如，儒家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杜甫卻是不管窮達，都要兼善天下；儒家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杜甫卻是不管在位不在位，都要謀其政。
前人說杜甫的許多五言律詩都可作“奏疏”看，其實何止五律？儒家也談“節用愛民”，“民為貴”，但一面又輕視勞動、輕視勞動人民，杜甫與之相反，他熱愛勞動人民，也歡喜勞動，并甘心為廣大人民的幸福犧牲自己。
儒家嚴“華夷之辨”，杜甫卻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這種狹隘思想，他是反對和親的，但并非無條件的反對。
他說：“似聞贊普更求親，舅甥和好應難棄。
”并責備唐王朝：“朝廷忽用哥舒将，殺伐虛悲公主親。
”由于時代、階級的限制，他接受了儒家的忠君思想。
但是杜甫的忠君是和愛國愛民密切結合的，所以蘇轼可以說杜甫“一飯未嘗忘君”，而周紫芝也可以說“少陵有句皆憂國”。
對此，我們必須作具體分析，把精華與糟粕區别開來。
二 毛主席說：“無産階級對于過去時代的文學藝術作品，也必須首先檢查它們對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曆史上有無進步意義，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杜甫的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性，這從以下幾方面都可看出來。
“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内熱。
”——對人民的無限同情，是杜甫詩歌深刻的思想性的第一個特征。
他不僅廣泛地反映了人民的痛苦生活，而且大膽地深刻地表達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要求。
在“三吏”、“三别”中，反映出各種類型的人民在殘
由于深入人民生活，并投入實際鬥争，這就使他寫出了《悲陳陶》、《哀江頭》、《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馬》和“三吏”、“三别”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愛國精神的詩篇，并達到了現實主義的高峰。
公元七五九年七月，杜甫棄官由華州經秦州、同谷，吃盡千辛萬苦，于這年年底到達成都，開始他最後一期“漂泊西南”的生活。
杜甫的棄官，并不是立意要走向人民，但實際上他從此卻真是走向人民了。
在漂泊的十一年中，除了幾個月的幕府生活外，他基本上是生活在人民中間的，所以說“晚憩必村墟”、“田父實為鄰”。
他愛和勞動人民往來，并有着深厚的友誼，這從“野老來看客，河魚不取錢”、“棗熟從人打”、“藥許鄰人”一類詩句也就可以看出。
愈愛人民也就愈憎厭官僚，所以他曾公開的說：“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
及乎歸茅宇，鄰舍未曾嗔。
”在這漂泊的十一年中，杜甫生活仍然很苦，常常不免要逃難和挨餓受凍。
前人說杜甫是個“菜肚老人”（宋劉克莊《後村詩話新集》），實際上他往往是連菜也沒得吃，而且也并不始于老年。
在他逝世不久以前，還因為逃難而挨了五天餓。
可貴的是他在生活上總是向人民看齊，覺得自己比人民還是好得多。
但是，不論怎樣苦，也不論漂泊到什麼地方，杜甫都是一刻也不曾忘記國家、人民和政治的。
比如漂泊夔州時，關于朝廷的消息，他就是問之于地方官的，所謂“朝廷問府主”；有時也問之于過往的使者，所謂“相看多使者，一一問函關”。
同時，也從不曾忘記或放松他的創作，在漂泊的十一年間，他寫了一千多首詩。
他說：“他鄉閱遲暮，不敢廢詩篇！”又說：“留滞才難盡，艱危氣益增！”正是詩人忠實的自白。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又呈吳郎》、《遭田父泥飲》、《諸将》、《秋興》、《歲晏行》等都是這期最優秀的作品。
和前期不同的，是帶有更多的抒情性質，形式也更多樣化。
杜甫在四川漂泊了八九年，在湖北、湖南漂泊了兩三年，七七○年冬，死在由長沙到嶽陽途中的一條破船上。
“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
”這是他對祖國和人民最後的哀念。
在人民被奴役的時代，卻要作人民的代言人，詩人的身後蕭條，自不在話下。
八一三年，僅由他的孫子杜嗣業“收拾乞丐”，才把停在嶽陽的靈柩歸葬偃師。
詩人的遺體還漂泊了四十三年。
從以上簡單的叙述，我們已可看出杜甫和人民的關系和他如何接近人民的過程。
前人說：學杜詩“須是範希文（範仲淹）專志于詩，又是一生困窮乃得”（清吳喬《圍爐詩話》卷四）。
不是沒有道理的。
杜甫的思想，淵源于儒家，但由于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實踐，對儒家學說也有所突破。
比如，儒家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杜甫卻是不管窮達，都要兼善天下；儒家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杜甫卻是不管在位不在位，都要謀其政。
前人說杜甫的許多五言律詩都可作“奏疏”看，其實何止五律？儒家也談“節用愛民”，“民為貴”，但一面又輕視勞動、輕視勞動人民，杜甫與之相反，他熱愛勞動人民，也歡喜勞動，并甘心為廣大人民的幸福犧牲自己。
儒家嚴“華夷之辨”，杜甫卻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這種狹隘思想，他是反對和親的，但并非無條件的反對。
他說：“似聞贊普更求親，舅甥和好應難棄。
”并責備唐王朝：“朝廷忽用哥舒将，殺伐虛悲公主親。
”由于時代、階級的限制，他接受了儒家的忠君思想。
但是杜甫的忠君是和愛國愛民密切結合的，所以蘇轼可以說杜甫“一飯未嘗忘君”，而周紫芝也可以說“少陵有句皆憂國”。
對此，我們必須作具體分析，把精華與糟粕區别開來。
二 毛主席說：“無産階級對于過去時代的文學藝術作品，也必須首先檢查它們對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曆史上有無進步意義，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杜甫的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性，這從以下幾方面都可看出來。
“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内熱。
”——對人民的無限同情，是杜甫詩歌深刻的思想性的第一個特征。
他不僅廣泛地反映了人民的痛苦生活，而且大膽地深刻地表達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要求。
在“三吏”、“三别”中，反映出各種類型的人民在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