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杜甫 ——代前言
關燈
小
中
大
一
杜甫是我國曆史上最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同時也是我國曆史上最同情人民的詩人之一。
他的詩，不僅具有極為豐富的社會内容、鮮明的時代色彩和強烈的政治傾向，而且充溢着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崇高精神。
自唐以來，他的詩即被公認為“詩史”。
杜甫生于公元七一二年，死于公元七七○年，他所處的時代，是唐帝國由盛而衰的一個急劇轉變的時代。
七五五年的安史之亂是這一轉變的關鍵。
杜甫經曆了安史亂前的所謂開元盛世，也經曆了安史之亂的全部過程。
杜甫的一生是和他的時代、特别是安史之亂前後二十年間那“萬方多難”的時代息息相關的。
他和人民共度亂離的生活，這就使他有可能深刻地描繪出那個苦難時代的生活圖畫。
而詩，便是他有力的武器。
杜甫不是貴族，但也并非勞動人民出身。
他出生于一個“奉儒守官”的家庭，享有不納租稅、不服兵役等特權。
這一曆史條件，也就規定了杜甫要成為一個同情人民的詩人，不可能不是一個艱苦的過程。
杜甫的生活道路和創作道路正是這樣表明着的。
杜甫的一生，約可分為四期。
三十五歲以前，是他的讀書和遊曆時期。
這時正當開元盛世，他的經濟狀況也較好。
詩人從小就“好學”，七歲時已開始吟詩：“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
”由于刻苦學習，使他能夠從“讀書破萬卷”以至“群書萬卷常暗誦”，為他的創作打下了雄厚的知識基礎。
從二十歲起，他開始了為時十年以上的漫遊。
先南遊吳、越，後北遊齊、趙。
在遊齊、趙期間，他結交了李白和高适，除打獵取樂外，他們也經常賦詩或論文。
對這段遊曆，詩人晚年還很向往：“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
快意八九年，西歸到鹹陽。
”但由于這種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近人民，深入現實，因此快意誠然是快意，卻沒有給他的創作帶來光彩。
在現存不到三十首的詩中，還沒有代表性的佳作。
這隻是他的創作的準備時期。
杜甫走向人民，是從第二期（三十五到四十四歲）十載長安的困守開始的。
這是安史大亂的醞釀時期，當權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楊國忠。
杜甫不僅不能實現他的“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抱負，而且開始過着“朝扣富兒門，暮随肥馬塵”的屈辱生活，以至經常挨餓受凍，“饑卧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聯百結”。
詩人已喪失了他的“裘馬”了。
在饑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想到退隐，作一個“潇灑送日月”的巢父、許由，但他畢竟還是選擇了另一條艱苦的道路。
這是一個重要的契機。
生活折磨了杜甫，也玉成了杜甫，使他逐漸走向人民，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統治階級的罪惡，從而寫出了《兵車行》、《麗人行》、《赴奉先詠懷》等現實主義傑作。
十年困守的結果，使杜甫變成了一個憂國憂民的詩人。
這才确定了杜甫此後的生活道路和創作道路。
從四十五歲到四十八歲，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陷安史叛軍中與為官時期。
這是安史大亂最劇烈的時期，國家岌岌可危，人民災難慘重，詩人也曆盡艱險。
在陝北，他曾經和人民一起逃難；在淪陷了的長安，他曾經親眼看到安史叛軍的屠殺焚掠，和人民一同感受國亡家破的痛苦。
詩人沒有喪失氣節，消極地等待長安的恢複，而是采取了積極的行動：隻身逃出長安。
在為官期間，由于和肅宗政見不合，他仍多次獲得深入人民生活的機會。
在回鄜州的途中，在羌村，在新安道上，他看到了各種慘象，他和父老們、和送行的母親們，哭在一起。
安史之亂，原是由統治階級内部爆發的一次帶有民族矛盾性質的叛亂。
由于大野心家安祿山實行民族歧視，到處燒殺淫掠，這就使得唐王朝進行的平亂戰争具有維護統一、制止分裂的正義性，得到廣大人民的支持。
曆史表明：當時不僅大河南北的人民紛起抗擊，白面書生也拿起了武器：“赴敵甘負戈，論兵勇投筆。
”（劉長卿《吳中聞潼關失守》）詩人暢當便是其中之一。
甚至婦女也自動參軍，《舊唐書·肅宗紀》：“衛州婦人侯四娘、滑州婦人唐四娘、某州婦人王二娘，相與歃血，請赴行營讨賊，皆補果毅。
”回纥等少數民族也出兵“助順”。
這說明平定安史叛亂是符合人民願望的。
杜甫對待這次戰争的态度也是積極的。
他哀悼那為國犧牲的“四萬義軍”，他告誡文武官吏要“戮力掃槍”，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
他的詩，不僅具有極為豐富的社會内容、鮮明的時代色彩和強烈的政治傾向，而且充溢着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崇高精神。
自唐以來，他的詩即被公認為“詩史”。
杜甫生于公元七一二年，死于公元七七○年，他所處的時代，是唐帝國由盛而衰的一個急劇轉變的時代。
七五五年的安史之亂是這一轉變的關鍵。
杜甫經曆了安史亂前的所謂開元盛世，也經曆了安史之亂的全部過程。
杜甫的一生是和他的時代、特别是安史之亂前後二十年間那“萬方多難”的時代息息相關的。
他和人民共度亂離的生活，這就使他有可能深刻地描繪出那個苦難時代的生活圖畫。
而詩，便是他有力的武器。
杜甫不是貴族，但也并非勞動人民出身。
他出生于一個“奉儒守官”的家庭，享有不納租稅、不服兵役等特權。
這一曆史條件，也就規定了杜甫要成為一個同情人民的詩人，不可能不是一個艱苦的過程。
杜甫的生活道路和創作道路正是這樣表明着的。
杜甫的一生，約可分為四期。
三十五歲以前，是他的讀書和遊曆時期。
這時正當開元盛世，他的經濟狀況也較好。
詩人從小就“好學”，七歲時已開始吟詩：“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
”由于刻苦學習，使他能夠從“讀書破萬卷”以至“群書萬卷常暗誦”，為他的創作打下了雄厚的知識基礎。
從二十歲起，他開始了為時十年以上的漫遊。
先南遊吳、越，後北遊齊、趙。
在遊齊、趙期間，他結交了李白和高适，除打獵取樂外，他們也經常賦詩或論文。
對這段遊曆，詩人晚年還很向往：“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
快意八九年，西歸到鹹陽。
”但由于這種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近人民，深入現實，因此快意誠然是快意，卻沒有給他的創作帶來光彩。
在現存不到三十首的詩中，還沒有代表性的佳作。
這隻是他的創作的準備時期。
杜甫走向人民，是從第二期（三十五到四十四歲）十載長安的困守開始的。
這是安史大亂的醞釀時期，當權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楊國忠。
杜甫不僅不能實現他的“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抱負，而且開始過着“朝扣富兒門，暮随肥馬塵”的屈辱生活，以至經常挨餓受凍，“饑卧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聯百結”。
詩人已喪失了他的“裘馬”了。
在饑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想到退隐，作一個“潇灑送日月”的巢父、許由，但他畢竟還是選擇了另一條艱苦的道路。
這是一個重要的契機。
生活折磨了杜甫，也玉成了杜甫，使他逐漸走向人民，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統治階級的罪惡，從而寫出了《兵車行》、《麗人行》、《赴奉先詠懷》等現實主義傑作。
十年困守的結果，使杜甫變成了一個憂國憂民的詩人。
這才确定了杜甫此後的生活道路和創作道路。
從四十五歲到四十八歲，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陷安史叛軍中與為官時期。
這是安史大亂最劇烈的時期，國家岌岌可危，人民災難慘重，詩人也曆盡艱險。
在陝北，他曾經和人民一起逃難；在淪陷了的長安，他曾經親眼看到安史叛軍的屠殺焚掠，和人民一同感受國亡家破的痛苦。
詩人沒有喪失氣節，消極地等待長安的恢複，而是采取了積極的行動：隻身逃出長安。
在為官期間，由于和肅宗政見不合，他仍多次獲得深入人民生活的機會。
在回鄜州的途中，在羌村，在新安道上，他看到了各種慘象，他和父老們、和送行的母親們，哭在一起。
安史之亂，原是由統治階級内部爆發的一次帶有民族矛盾性質的叛亂。
由于大野心家安祿山實行民族歧視，到處燒殺淫掠，這就使得唐王朝進行的平亂戰争具有維護統一、制止分裂的正義性，得到廣大人民的支持。
曆史表明：當時不僅大河南北的人民紛起抗擊，白面書生也拿起了武器：“赴敵甘負戈，論兵勇投筆。
”（劉長卿《吳中聞潼關失守》）詩人暢當便是其中之一。
甚至婦女也自動參軍，《舊唐書·肅宗紀》：“衛州婦人侯四娘、滑州婦人唐四娘、某州婦人王二娘，相與歃血，請赴行營讨賊，皆補果毅。
”回纥等少數民族也出兵“助順”。
這說明平定安史叛亂是符合人民願望的。
杜甫對待這次戰争的态度也是積極的。
他哀悼那為國犧牲的“四萬義軍”，他告誡文武官吏要“戮力掃槍”，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