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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紀昀卻是這樣的估低：
詞自晚唐、五代以來，以清切婉麗為宗。
至柳永而一變，如詩家之有白居易。
至蘇轼而又一變，如詩家之有韓愈，遂開南宋辛棄疾等一派。
尋源溯流，不能不謂之别格；然謂之不工則不可。
故至今日，尚與“花間”一派并行，而不能偏廢。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這話我不知道是出自《四庫全書》總纂官紀昀還是出于他的助手之筆，總之是經過這位負一時盛名而又總纂《四庫全書》的大批評家最後寫定的，但實在未為知言。
而且這種從形式出發、裝公平模樣、以調和了事的話，二百年來，不知贻誤了多少讀者、論客、選家和文學史家！我以為這話的誤處，一誤于論詞“以清切婉麗為宗”——首先肯定了“花間”一派，而以蘇辛一派為“别格”，雖說“不能偏廢”，實則有所偏存！原來他們“尋源溯流”，卻沒有找到真源；隻見“并行”，更分不清文學發展中的主潮與逆流了。
這是一大誤！次誤于說柳永到蘇轼，那樣“一變”“又一變”，前者“如詩家之有白居易”，後者“如詩家之有韓愈”，籠統地觀變，不恰當地比人；沒有區别這兩變的變法不同。
柳永的變，是從唐、五代以來的“小令”發展為“慢詞”，其内容卻仍是“花間”的繼續，無非是“淺斟低唱”的剪紅刻翠，或以“曉風殘月”寫羁旅行役。
到了蘇轼一變，才使詞得到解放，“挾海上風濤之氣”（黃庭堅語）而來，“于是‘花間’為皂隸，而耆卿（柳永）為輿台矣！”（胡寅《酒邊詞序》）柳永的詞，有幾句道及國計民生？實不能與白居易的詩相比。
而蘇轼在詞的貢獻上卻遠超過韓愈在詩方面的成就。
讀者對于紀昀的話，倒不妨“尋源溯流”，去找找它的娘家。
原來在蘇轼當時，就有這樣的評論了，“蘇門六君子”之一的陳師道說過：“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後山詩話》）“蘇門四學士”之一的晁無咎又說：“居士詞，人謂多不諧音律，然橫放傑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
”（見《複齋漫錄》引）這兩家共同看到蘇轼在詞的創作上的一個問題，也共同地認識到這是他作品的一個缺點，但說法卻各有抑揚——陳說：好，但有缺點。
晁說：雖是缺點，但正好。
以後諸家，凡議論蘇詞這一問題、這一“缺點”時，似乎都不出陳、晁兩家窠臼。
類于陳說的，如—— 彭乘《墨客揮犀》：“子瞻之詞雖工，而不入腔，正以不能唱曲耳。
” 李清照論詞：“至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為小歌詞，直如酌蠡水于大海。
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 （見《苕溪漁隐叢話》引） 類于晁說的，如—— 陸遊《渭南文集》：“世言東坡不能歌，故所作樂府辭多不協。
晁以道謂：紹聖初，與東坡别于汴上，東坡酒酣自歌《古陽關》。
則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聲律耳。
試取東坡諸詞歌之，曲終覺天風海雨逼人！” 王灼《碧雞漫志》：“東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
” 這些意見，看來隻是說及蘇詞協不協律、入不入腔的得失處，亦即歌詞合不合歌譜（實際上是新詞合不合舊譜）的問題。
到了紀昀，就用“不能不謂之别格”來抹殺蘇詞的整體以至于整個詞派。
甚矣，一代皇朝官書之不可信也如此！我們對于禦用文人的話，和後來某些資産階級文學史家再拾牙慧的話，必須多具戒心，萬不可跟着他們以偏概全，或以耳代目。
詞以“清切婉麗為宗”，是紀昀輩的階級偏見，是反動統治者最上層自古傳下來的戒條秘訣：詩要“哀而不傷，怨而不亂”，要“溫柔敦厚”，超過這個界限，就是“變風”。
蘇轼以至于辛棄疾的詞，不合于“清切婉麗”，當然算是“别格”。
鼻孔是一樣出氣的，不過舌頭翻着不同的字眼罷了。
所謂“謂之不工則不可”，意含勉強承認。
是把元好問“不得不然之為工”打了個對折。
元好問有一篇《新軒樂府引》，論及蘇詞： 唐歌詞多宮體，又皆極力為之。
自東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萬古凡馬空”氣象！雖時作宮體，亦豈可以宮體概之？人有言樂府本不難作，從東坡放筆後便難作，此殆以工拙論，非知坡者。
所以然者，詩三百所載小夫賤婦幽憂無聊賴之語，特猝為外物感觸，滿心而發、肆口而成者爾，其初果欲被管弦、諧金石、經聖人手以與六經并傳乎？……自今觀之，東坡聖處，非有意于文字之為工，不得不然之為工也。
這位“亡金”遺民比“盛清”詞臣不止高出一籌，卻更道着了一些要害。
至于協律不協律，這是文學與音樂之間的問題。
三十三年前，葉聖陶先生選有《蘇辛詞》，那書的《緒言》中談到這些問題，他說得好： 其實詞就是詩，猶之在先的樂府也就是詩一樣，隻多了一重音樂的關系。
樂府的聲律失傳了，但還有人用樂府體作詩，而一般人也承認。
那末詞為什麼不能脫離音樂的關系，由人用詞體去作詩呢？用詞體作詩，似乎是從自由趨向拘束，其實不然。
詞調各不相同，各調的結構上顯有不同的情味；作者欲有所抒寫，其時他有極端的自由，去選擇一個最适宜安排這些材料的調子。
選的得當，調子與材料融和，會得到平常詩體不能有的結果。
這一點好處，已經抵得過脫離音樂的關系了。
葉先生是反對“别格”之說的，認為那是“拘泥褊狹的評衡家”的作繭自縛。
而這一段話更說得暢透，到今天還是正确的。
四 下面，再從蘇詞内容的好處來看，也“已經抵得過脫離音
至柳永而一變，如詩家之有白居易。
至蘇轼而又一變，如詩家之有韓愈，遂開南宋辛棄疾等一派。
尋源溯流，不能不謂之别格；然謂之不工則不可。
故至今日，尚與“花間”一派并行，而不能偏廢。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這話我不知道是出自《四庫全書》總纂官紀昀還是出于他的助手之筆，總之是經過這位負一時盛名而又總纂《四庫全書》的大批評家最後寫定的，但實在未為知言。
而且這種從形式出發、裝公平模樣、以調和了事的話，二百年來，不知贻誤了多少讀者、論客、選家和文學史家！我以為這話的誤處，一誤于論詞“以清切婉麗為宗”——首先肯定了“花間”一派，而以蘇辛一派為“别格”，雖說“不能偏廢”，實則有所偏存！原來他們“尋源溯流”，卻沒有找到真源；隻見“并行”，更分不清文學發展中的主潮與逆流了。
這是一大誤！次誤于說柳永到蘇轼，那樣“一變”“又一變”，前者“如詩家之有白居易”，後者“如詩家之有韓愈”，籠統地觀變，不恰當地比人；沒有區别這兩變的變法不同。
柳永的變，是從唐、五代以來的“小令”發展為“慢詞”，其内容卻仍是“花間”的繼續，無非是“淺斟低唱”的剪紅刻翠，或以“曉風殘月”寫羁旅行役。
到了蘇轼一變，才使詞得到解放，“挾海上風濤之氣”（黃庭堅語）而來，“于是‘花間’為皂隸，而耆卿（柳永）為輿台矣！”（胡寅《酒邊詞序》）柳永的詞，有幾句道及國計民生？實不能與白居易的詩相比。
而蘇轼在詞的貢獻上卻遠超過韓愈在詩方面的成就。
讀者對于紀昀的話，倒不妨“尋源溯流”，去找找它的娘家。
原來在蘇轼當時，就有這樣的評論了，“蘇門六君子”之一的陳師道說過：“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後山詩話》）“蘇門四學士”之一的晁無咎又說：“居士詞，人謂多不諧音律，然橫放傑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
”（見《複齋漫錄》引）這兩家共同看到蘇轼在詞的創作上的一個問題，也共同地認識到這是他作品的一個缺點，但說法卻各有抑揚——陳說：好，但有缺點。
晁說：雖是缺點，但正好。
以後諸家，凡議論蘇詞這一問題、這一“缺點”時，似乎都不出陳、晁兩家窠臼。
類于陳說的，如—— 彭乘《墨客揮犀》：“子瞻之詞雖工，而不入腔，正以不能唱曲耳。
” 李清照論詞：“至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為小歌詞，直如酌蠡水于大海。
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 （見《苕溪漁隐叢話》引） 類于晁說的，如—— 陸遊《渭南文集》：“世言東坡不能歌，故所作樂府辭多不協。
晁以道謂：紹聖初，與東坡别于汴上，東坡酒酣自歌《古陽關》。
則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聲律耳。
試取東坡諸詞歌之，曲終覺天風海雨逼人！” 王灼《碧雞漫志》：“東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
” 這些意見，看來隻是說及蘇詞協不協律、入不入腔的得失處，亦即歌詞合不合歌譜（實際上是新詞合不合舊譜）的問題。
到了紀昀，就用“不能不謂之别格”來抹殺蘇詞的整體以至于整個詞派。
甚矣，一代皇朝官書之不可信也如此！我們對于禦用文人的話，和後來某些資産階級文學史家再拾牙慧的話，必須多具戒心，萬不可跟着他們以偏概全，或以耳代目。
詞以“清切婉麗為宗”，是紀昀輩的階級偏見，是反動統治者最上層自古傳下來的戒條秘訣：詩要“哀而不傷，怨而不亂”，要“溫柔敦厚”，超過這個界限，就是“變風”。
蘇轼以至于辛棄疾的詞，不合于“清切婉麗”，當然算是“别格”。
鼻孔是一樣出氣的，不過舌頭翻着不同的字眼罷了。
所謂“謂之不工則不可”，意含勉強承認。
是把元好問“不得不然之為工”打了個對折。
元好問有一篇《新軒樂府引》，論及蘇詞： 唐歌詞多宮體，又皆極力為之。
自東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萬古凡馬空”氣象！雖時作宮體，亦豈可以宮體概之？人有言樂府本不難作，從東坡放筆後便難作，此殆以工拙論，非知坡者。
所以然者，詩三百所載小夫賤婦幽憂無聊賴之語，特猝為外物感觸，滿心而發、肆口而成者爾，其初果欲被管弦、諧金石、經聖人手以與六經并傳乎？……自今觀之，東坡聖處，非有意于文字之為工，不得不然之為工也。
這位“亡金”遺民比“盛清”詞臣不止高出一籌，卻更道着了一些要害。
至于協律不協律，這是文學與音樂之間的問題。
三十三年前，葉聖陶先生選有《蘇辛詞》，那書的《緒言》中談到這些問題，他說得好： 其實詞就是詩，猶之在先的樂府也就是詩一樣，隻多了一重音樂的關系。
樂府的聲律失傳了，但還有人用樂府體作詩，而一般人也承認。
那末詞為什麼不能脫離音樂的關系，由人用詞體去作詩呢？用詞體作詩，似乎是從自由趨向拘束，其實不然。
詞調各不相同，各調的結構上顯有不同的情味；作者欲有所抒寫，其時他有極端的自由，去選擇一個最适宜安排這些材料的調子。
選的得當，調子與材料融和，會得到平常詩體不能有的結果。
這一點好處，已經抵得過脫離音樂的關系了。
葉先生是反對“别格”之說的，認為那是“拘泥褊狹的評衡家”的作繭自縛。
而這一段話更說得暢透，到今天還是正确的。
四 下面，再從蘇詞内容的好處來看，也“已經抵得過脫離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