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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蘇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号東坡居士。
宋景祐三年十二月（按公元已是1037年初）生于眉州（今四川眉山），建中靖國元年（1101）七月死于常州（今江蘇省常州市），年六十六。
他生活在宋朝比較“承平”的一段時代裡。
在他生前五十八年，北宋王朝統一了中國，結束了長期的戰争和割據。
在他死後二十六年，汴京被金兵攻破，北宋王朝垮台。
其間真宗朝，有王小波、李順領導的四川農民起義、徽宗朝，有方臘為首的浙江農民起義，宋江為首的山東農民起義；前者距他生前二十五年，後者距他死後二十年，兩頭他都沒有碰上。
北宋時期，昔稱“隆宋”，蓋與“盛唐”相對而言。
實則不“隆”于政治，而是“隆”于文學。
首先讓我們看到的，是“隆”于工業。
讀者們也許到大的或者小的博物館參觀過，曾經目觸到那些館裡陳列的“宋瓷”：豆青色刻着寶相花圖案的汝窯小碟，白地黑花筆勢恢奇的磁州窯大酒壇，像青玉一樣的哥窯花觚，像象牙一樣的建窯酒盅，像牛乳凍成的定窯碗，像一湖澄碧水使你不敢用指頭去攪動的廣窯盤……如今世界上任何一個博物館，倘是沒有中國瓷器——尤其是宋瓷，它将不成其為博物館。
它同“宋版”書一樣受到後人的珍視。
而在當時，卻已對世界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瓷業、印刷業在北宋時代的成就是如此的輝煌！其他如礦冶、絲織、造紙、制船……也都各有其發展。
這是由于農業發展帶動的。
原來在北宋王朝統一了中國，結束了五代割據的同時，也吸收了後周、南唐、吳越等的經驗，鼓勵墾荒，擴大耕地，發明并推廣使用新農具“踏犁”以代替耕牛，改良了茶樹的栽培，不斷地出現新品種……這樣，不僅刺激了工業，也帶來了交通、貿易的繁榮，城市的繁華。
與時代同呼吸的文學，就有了巨大的變化：以歐陽修為中心的文學革新運動，不可能不是應運而生的。
蘇轼，是這一運動中的主要人物。
盡管“承平”，盡管史稱“隆宋”，這一時期的階級矛盾卻是暗暗在滋長着，民族矛盾更是明明的揭開了：遼、西夏都先後“南下而牧馬”，他們侵略的刀尖總是指向汴梁。
真宗（趙恒）景德元年（1004），遼國的鐵蹄一直沖到黃河北岸。
澶州（今河南濮陽）一戰，擋是擋住了，而和議下來，要每年送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給遼。
仁宗（趙祯）慶曆四年（1044）和西夏訂的和約，又是每年送銀七萬二千兩、絹十五萬三千匹、茶葉三萬斤給西夏。
不消說，這些負擔，也是壓在了人民身上。
因而也就加深了階級矛盾。
王安石的變法，其目的無非是緩和當時的階級矛盾，充實國力，對付外患。
然而，統治階級的内部，矛盾也多，不能合作；新法雖然行了将近十年，但沒有新的幹部，更沒有群衆基礎，舊黨的勢力雖一時被抑，畢竟是抑而複起；進步的新法，終于因王安石罷相後而變質，到了神宗（趙顼）一死，哲宗（趙煦）嗣位，就把它随着“大行皇帝”一并埋葬了。
蘇轼，是反對派的追随者。
一場文學革新運動有了很大的成就；一場政治革新運動卻不可挽回地失敗了；北宋曆史留下它一首壯歌和一出悲劇，來說明它的發展不平衡。
再把曆史人物端詳一下，可否這樣地認識：這麼一群人，譬如歐陽修、王安石、蘇轼……他們在文學革新上的要求是一緻的，組成了聯軍，彙成了巨流，取得了勝利；但當他們中間有人——譬如王安石，要一古腦兒把其他的上層建築掀瓦開窗以至于換梁棟時，其他的人就不幹和反對幹了。
再可否這樣地認識：在不幹和反對幹的中間有人——譬如蘇轼，他曾經向新法揮過拳，但卻受到百倍的還擊，那還擊很少來自王安石，而大都是來自假變法以竊取高官厚祿的人們，使他疊遭貶逐，使他長期飄泊，并欲置他于死地，因而倒使他有機會接近了人民，體會了人民生活，也替人民做了一些好事。
當竊取了高官厚祿的人們代替了王安石，他這時對王安石反而覺得“從公已悔十年遲”了。
他雖名列“元祐黨籍”，但也受到舊黨人的抑忌，他在新、舊黨争中原來是“一肚皮不合時宜”的。
這“一肚皮不合時宜”，就反映在他的作品上，就有一部分是人民肚皮裡的話，就有一些人民的感情、人民的語言。
于是，把文學革新隻局限于正統詩文上的帶到當時人民所喜愛的“詞”上來，雖然未必是自覺的，但卻獲得了成就，做出了貢獻。
因此，在文學史上的蘇轼變詞，和在政治史上的王安石變法，各不同地給予當時和後世以巨大的影響。
二 他這些有巨大影響的作品——詞，今存者或名《東坡樂府》，有元延祐刻本、清王鵬運四印齋校刻本、朱孝臧《彊村叢書》校增本；或名《東坡詞》，有明吳讷《四朝名賢詞》（即《唐宋名賢百家詞》）本、毛晉汲古閣《六十名家詞》本…… 盡管蘇轼的集子在北宋末期曾被趙氏王朝禁行過，盡管那些《東坡樂府》、《東坡詞》或孤秘遲出，或印行不多，但人民口耳相傳、筆墨記錄，九百年來，習焉不墜。
就在當時，巡夜的兵士一夜之間傳遍“明月如霜，好風如水，清景無限……”；善歌的說要關西大漢綽鐵闆才配唱“大江東去……”；稍後，偉大的小說《水浒》裡寫複仇的英雄醉中聽到了“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這些随手可拾的例子，約略可以證明：凡好作品，靠人民傳。
而人民所傳者，亦即人民的選本，是曆史的彩筆圈點過了的。
曆史的彩筆，塗抹掉了多少作品啊——包括蘇轼某些作品在内！ 蘇轼在文學史上最大的貢獻，是以各種文學形式作創作實踐來支持和發展十一世紀的北宋文學革新運動。
這個運動以詩的革新開始，
宋景祐三年十二月（按公元已是1037年初）生于眉州（今四川眉山），建中靖國元年（1101）七月死于常州（今江蘇省常州市），年六十六。
他生活在宋朝比較“承平”的一段時代裡。
在他生前五十八年，北宋王朝統一了中國，結束了長期的戰争和割據。
在他死後二十六年，汴京被金兵攻破，北宋王朝垮台。
其間真宗朝，有王小波、李順領導的四川農民起義、徽宗朝，有方臘為首的浙江農民起義，宋江為首的山東農民起義；前者距他生前二十五年，後者距他死後二十年，兩頭他都沒有碰上。
北宋時期，昔稱“隆宋”，蓋與“盛唐”相對而言。
實則不“隆”于政治，而是“隆”于文學。
首先讓我們看到的，是“隆”于工業。
讀者們也許到大的或者小的博物館參觀過，曾經目觸到那些館裡陳列的“宋瓷”：豆青色刻着寶相花圖案的汝窯小碟，白地黑花筆勢恢奇的磁州窯大酒壇，像青玉一樣的哥窯花觚，像象牙一樣的建窯酒盅，像牛乳凍成的定窯碗，像一湖澄碧水使你不敢用指頭去攪動的廣窯盤……如今世界上任何一個博物館，倘是沒有中國瓷器——尤其是宋瓷，它将不成其為博物館。
它同“宋版”書一樣受到後人的珍視。
而在當時，卻已對世界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瓷業、印刷業在北宋時代的成就是如此的輝煌！其他如礦冶、絲織、造紙、制船……也都各有其發展。
這是由于農業發展帶動的。
原來在北宋王朝統一了中國，結束了五代割據的同時，也吸收了後周、南唐、吳越等的經驗，鼓勵墾荒，擴大耕地，發明并推廣使用新農具“踏犁”以代替耕牛，改良了茶樹的栽培，不斷地出現新品種……這樣，不僅刺激了工業，也帶來了交通、貿易的繁榮，城市的繁華。
與時代同呼吸的文學，就有了巨大的變化：以歐陽修為中心的文學革新運動，不可能不是應運而生的。
蘇轼，是這一運動中的主要人物。
盡管“承平”，盡管史稱“隆宋”，這一時期的階級矛盾卻是暗暗在滋長着，民族矛盾更是明明的揭開了：遼、西夏都先後“南下而牧馬”，他們侵略的刀尖總是指向汴梁。
真宗（趙恒）景德元年（1004），遼國的鐵蹄一直沖到黃河北岸。
澶州（今河南濮陽）一戰，擋是擋住了，而和議下來，要每年送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給遼。
仁宗（趙祯）慶曆四年（1044）和西夏訂的和約，又是每年送銀七萬二千兩、絹十五萬三千匹、茶葉三萬斤給西夏。
不消說，這些負擔，也是壓在了人民身上。
因而也就加深了階級矛盾。
王安石的變法，其目的無非是緩和當時的階級矛盾，充實國力，對付外患。
然而，統治階級的内部，矛盾也多，不能合作；新法雖然行了将近十年，但沒有新的幹部，更沒有群衆基礎，舊黨的勢力雖一時被抑，畢竟是抑而複起；進步的新法，終于因王安石罷相後而變質，到了神宗（趙顼）一死，哲宗（趙煦）嗣位，就把它随着“大行皇帝”一并埋葬了。
蘇轼，是反對派的追随者。
一場文學革新運動有了很大的成就；一場政治革新運動卻不可挽回地失敗了；北宋曆史留下它一首壯歌和一出悲劇，來說明它的發展不平衡。
再把曆史人物端詳一下，可否這樣地認識：這麼一群人，譬如歐陽修、王安石、蘇轼……他們在文學革新上的要求是一緻的，組成了聯軍，彙成了巨流，取得了勝利；但當他們中間有人——譬如王安石，要一古腦兒把其他的上層建築掀瓦開窗以至于換梁棟時，其他的人就不幹和反對幹了。
再可否這樣地認識：在不幹和反對幹的中間有人——譬如蘇轼，他曾經向新法揮過拳，但卻受到百倍的還擊，那還擊很少來自王安石，而大都是來自假變法以竊取高官厚祿的人們，使他疊遭貶逐，使他長期飄泊，并欲置他于死地，因而倒使他有機會接近了人民，體會了人民生活，也替人民做了一些好事。
當竊取了高官厚祿的人們代替了王安石，他這時對王安石反而覺得“從公已悔十年遲”了。
他雖名列“元祐黨籍”，但也受到舊黨人的抑忌，他在新、舊黨争中原來是“一肚皮不合時宜”的。
這“一肚皮不合時宜”，就反映在他的作品上，就有一部分是人民肚皮裡的話，就有一些人民的感情、人民的語言。
于是，把文學革新隻局限于正統詩文上的帶到當時人民所喜愛的“詞”上來，雖然未必是自覺的，但卻獲得了成就，做出了貢獻。
因此，在文學史上的蘇轼變詞，和在政治史上的王安石變法，各不同地給予當時和後世以巨大的影響。
二 他這些有巨大影響的作品——詞，今存者或名《東坡樂府》，有元延祐刻本、清王鵬運四印齋校刻本、朱孝臧《彊村叢書》校增本；或名《東坡詞》，有明吳讷《四朝名賢詞》（即《唐宋名賢百家詞》）本、毛晉汲古閣《六十名家詞》本…… 盡管蘇轼的集子在北宋末期曾被趙氏王朝禁行過，盡管那些《東坡樂府》、《東坡詞》或孤秘遲出，或印行不多，但人民口耳相傳、筆墨記錄，九百年來，習焉不墜。
就在當時，巡夜的兵士一夜之間傳遍“明月如霜，好風如水，清景無限……”；善歌的說要關西大漢綽鐵闆才配唱“大江東去……”；稍後，偉大的小說《水浒》裡寫複仇的英雄醉中聽到了“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這些随手可拾的例子，約略可以證明：凡好作品，靠人民傳。
而人民所傳者，亦即人民的選本，是曆史的彩筆圈點過了的。
曆史的彩筆，塗抹掉了多少作品啊——包括蘇轼某些作品在内！ 蘇轼在文學史上最大的貢獻，是以各種文學形式作創作實踐來支持和發展十一世紀的北宋文學革新運動。
這個運動以詩的革新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