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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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郎樵歸相媚妩,不信姬姜有齊魯。

     這首《於潛女》中所描下來的,是多麼康健、多麼美、多麼氣概的農村婦女!這是“何曾背面傷春啼”的正面描摹,為我們留下了人民的花朵的一幅造像。

     賢如韓愈,被谪潮州時,他“常懼染蠻夷,失平生好樂”[16];達如柳宗元,被谪在柳州,他頗不願久在這“異服殊音不可親”的“百粵文身地”[17]。

    韓、柳與當地少數民族的關系,還算好的。

    其他的人,不少是不把中國少數民族看入眼的。

    不但史有明文,還有詩作見證。

    蘇轼一樣地谪嶺南,但态度卻不一樣,他在《食荔支》詩中說: 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

     在《被酒獨行,遍至子雲、威、徽、先覺四黎之舍》中又說: 莫作天涯萬裡意,溪邊自有舞雩風。

     還不止這樣,我們從蘇詩裡看到中國少數民族是以“人”的身份出現的。

    蘇轼和這些人親近,對這些人的生活親近,對這些地方的風習、山水、煙雨和牛糞親近,寫這些人和寫他的眉山父老子弟的心一樣,寫這地方的事物和寫他的故鄉的蠶花花、青衣江上的木船、書齋中仇池石的心一樣。

    這一點,是新東西,是可珍貴的。

    但這可珍貴一點,恰恰為我們的文學史家們所丢掉。

     五 蘇轼不僅是大詩人,同時是人民所熟知的、所樂道的大散文家、大詞家、大書家、畫家,他又知音律,喜聽平話,懂得園林藝術,精于鑒賞吉金樂石,在藝術上可算是“全才”。

    在詩、詞、散文、書法上,他都是“開派”者。

    詩,前面已約略談過。

    詞,到了他手上才把境界廓大起來,鐵闆銅琶,壓倒了五代以來一直到柳永的綿蠻靡麗之音,與後來的辛棄疾被并稱為“蘇辛詞派”,這一詞派影響了詞壇數百年。

    散文,他是人所共知的“唐宋八大家”(韓愈、柳宗元、歐陽修、王安石、曾鞏及他和他的父洵弟轍)之一。

    書法,他是顔真卿之後的大書家,宋代的巨擘,與米芾、黃庭堅、蔡京共稱“四大家”[18]。

     他畢生浸淫在文學藝術生活裡。

     但他一輩子三分之二的歲月是過着官吏生活: 他字子瞻,一字和仲,四十六歲以後自号東坡,當時的人和後世的人往往稱他做“坡公”和“坡仙”,又稱之為“大蘇”——以别于“老蘇”(洵)和“小蘇”(轍),并稱則為“三蘇”。

    過去封建士大夫一般常尊稱其為“蘇文忠公”——“文忠”是他死後七十年,南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才追谥的谥号。

    他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按公元當是1037年初),死于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七月。

    六十六年的生命中做了四十年的官吏:他二十一歲舉進士,從二十六歲授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起,他做過大理寺丞、中丞,攝開封府推官,除杭州通判,繼而出知密州、徐州、湖州,貶黃州團練副使,移汝州團練副使,旋被起用:知登州,召為禮部侍郎、起居舍人,擢翰林學士、知制诰、充侍讀,除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出守杭州,移知揚州,遷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出知定州,貶承議郎、知英州,又貶甯遠軍節度副使、放逐于惠州,再貶瓊州别駕、放逐于昌化,複谪儋州,徙廉州,移永州,臨死前半年才獲赦,複了他朝奉郎、監玉局觀,死前一月才“蒙恩”許他告老。

    但他已在常州死了。

    他曆仕仁宗(趙祯)、英宗(趙曙)、神宗(趙顼)、哲宗(趙煦)四朝。

     他是做官的,但在他的詩篇裡,我們卻看到他許多同情人民的呼聲和對官吏的惡罵。

    如《吳中田婦歎》,寫人民“賣牛納稅拆屋炊”,求生不得,“不如卻作河伯婦”!《雨中遊天竺靈感觀音院》,寫大雨妨礙了農事,“農夫辍耒女廢筐”,而官兒們呢,卻是“白衣仙人在高堂”。

    他哀憐囚徒,《除夜直都廳》題壁詩中竟異想學習前人故事,來一次“縱囚”。

    他嘲笑自己,在《戲子由》詩中自責“生平所慚今不恥,坐對疲氓更鞭箠”!《鴉種麥行》刺官吏隻是例行故事;《異鵲》把酷吏比作可怕的“鬼車”;題《陳季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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