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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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部分卻有大影響于後人:“敷腴”之作,實開南宋陸遊一派;“膚滑”之風,使後來許多庸俗詩人不僅把詩當作“羔雁”,而且在寫作上找到了“法門”。

     在這一點上,蘇轼的創作态度實是沒有偉大的詩人李白、杜甫那樣嚴肅,沒有他的前輩梅堯臣那樣嚴肅。

    我敬愛的讀者:無論你怎樣喜好蘇轼,我們不能為他呵護。

     四 宋詩,對于唐詩來說,它是新詩。

    這新的局面,可以說是由蘇、黃打開的。

     蘇轼有一首《琴詩》: 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于君指上聽? 這首詩不曾受到前人的注意。

    偶爾有人注意了,卻是說它壞,甚至于否定它——不是詩!清代批評家紀昀就是這樣說的:“此随手寫四句,本不是詩,搜輯者強收入集。

    ”他還問:“千古詩集,有此體否?” 這首詩實是好詩,也就是我說的新詩。

    正因為“千古詩集”中無“此體”。

    它把“無理”寫出了哲理,有禅偈的機鋒,似兒歌的天籁,在李、杜詩篇裡是找不到的。

     大家讀蘇轼的《汲江煎茶》又将有另一種新的感覺: 大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夜瓶。

     這時是月夜,天上有月,水裡也映有月,人們舀水,似乎連月亮也舀回去倒進水缸裡。

    水是江水,舀一杓,不就是分得了江的一部分嗎?月小,偏說用“大瓢貯”;江大,偏說用“小杓分”。

    這兩句詩,也許從韓偓“瓶添澗水盛将月”化來,但這種表現手法,怕未必遜于或者還高于前賢! 蘇轼用“喻”是最豐富的、博洽的、精當的,不襲用古人已用過的對事物的比拟,不止用一種形象來比拟一件事物,常是像明珠一樣,不是一顆,而是一串;像射擊一樣,不是一發,而是連發: 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

    斷弦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

     清代的詩選手之一的查慎行,就在這《百步洪》幾句下低首,并且指出這種“聯用比拟,局陣開拓,古未有此法,自先生創之”。

    我以為“創”倒不始于蘇轼,蘇轼隻是化陳凡為新奇罷了。

     在蘇轼的詩篇裡,更大量的是在陳舊平凡的題目下出現新奇的歌。

    一個随手可拾的例子,《續麗人行》就是善伺古人的隙、善翻古人之案的其中一首:這一首是題唐代大畫家周昉所作《背面内人圖》的。

    周昉所繪的内人與李白所描寫的“沉香亭北”的美人無涉,與杜甫《麗人行》中所描寫的“長安水邊”的麗人更無涉,他卻借詞說起,尤其是異想或者說聯想地借題發揮,把周昉的畫中人權當作杜甫在曲江頭的眼中人,不過是沒有瞧到正面,“隔花臨水一時見,隻許腰肢背後看”罷了。

    而結尾卻落到與這些内人、麗人萬無一涉的漢時梁鴻的妻子——那傳為佳話“舉案齊眉”的女人身上去: 君不見孟光舉案與眉齊,何曾背面傷春啼! 如果說《續麗人行》之類是襲用舊題而極力不與古人相犯,那還另有一類故意與古人相犯,如《石鼓歌》便是。

    唐代大詩人韋應物、韓愈都寫過《石鼓歌》,尤其是韓愈那首歌,已成了家弦戶誦的名作。

    蘇轼二十七歲在鳳翔做簽判,有機會看到了這傳世的先民傑作——石鼓,他就在《鳳翔八觀》中寫出了他輝煌的《石鼓歌》,博大、壯闊、典重、精銳,企圖壓倒韓作! 把人人熟悉的事物、人人具有的感覺,寫得異常新鮮,又是蘇詩一個特色。

    你熟悉的,你忽略了;你感覺到,你放過了;但他卻寫出來了。

    如《飲湖上初晴後雨》: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成為了西湖的定評,九個世紀來不可搖動! 又如《題西林壁》: 不識廬山真面目,隻緣身在此山中。

     更是被人們千次萬次引用過的真理式的警句。

     李白詩中的女性是“壓酒勸客嘗”的“吳姬”,杜甫筆下則常是“無食無兒一婦人”,蘇轼卻企圖塑造另一型的婦女: 青裙缟袂於潛女,兩足如霜不穿屦。

    沙鬓發絲穿杼,蓬沓障前走風雨。

    ……苕溪楊柳初飛絮,照溪畫眉渡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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