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一個中國詩人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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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佐良
對于戰時中國詩歌的正确的評價，大概要等中國政治局面更好的一日。
黃河以北一大塊土地尚待發掘。
模糊地聽見的隻有延安方面的一些詩人——在戰前就建立了聲譽的，如艾青和田間，曾試驗過一些新的形式，既非學院氣息，也不花花綠綠。
有人說這些形式大體是民歌的改造，常常還以秧歌作為穿插。
這些當然是錯誤的傳聞。
而傳聞也必須到此為止；我們回到那年青的昆明的一群。
這一群毫不有名。
他們的文章出現在很快就夭折的雜志上，有二三個人出了他們的第一個集子。
但是那些印在薄薄土紙上的小書從來就無法走遠，一直到今天，還是有運輸困難和郵局的限制。
隻有朋友們才承認它們的好處，在朋友們之間，偶然還可以看見一卷文稿在傳閱。
這些詩人們多少與國立西南聯大有關，聯大的屋頂是低的，學者們的外表褴褛，有些人形同流民，然而卻一直有着那點對于心智上事物的興奮。
在戰争的初期，圖書館比後來的更小，然而僅有的幾本書，尤其是從外國剛運來的珍寶似的新書，是用着一種無禮貌的饑餓吞下了的。
這些書現在大概還躺在昆明師範學院的書架上吧：最後，紙邊都卷如狗耳，到處都皺疊了，而且往往失去了封面。
但是這些聯大的年青詩人們并沒有白讀了他們的艾裡奧脫與奧登。
也許西方會出驚地感到它對于文化東方的無知，以及這無知的可恥，當我們告訴它，如何地帶着怎樣的狂熱，以怎樣夢寐的眼睛，有人在遙遠的中國讀着這二個詩人。
在許多下午，飲着普通的中國茶，置身于鄉下來的農民和小商人的嘈雜之中，這些年青作家迫切地熱烈讨論着技術的細節。
高聲的辯論有時伸入深夜；那時候，他們離開小茶館，而圍着校園一圈又一圈地激動地不知休止地走着。
但是對于他們，生活并不容易。
學生時代，他們活在微薄的政府公費上。
畢了業，作為大學和中學的低級教員，銀行小職員，科員，實習記者，或僅僅是一個遊蕩的閑人，他們同物價作着不斷的，灰心的抗争。
他們之中有人結婚，于是從頭就負債度日，他們洗衣，買菜、燒飯，同人還價，吵嘴，在市場上和房東之前受辱。
他們之間并未發展起一個排他的，貴族性的小團體。
他們陷在污泥之中，但是，總有那麼些次，當事情的重壓比較松了一下，當一年又轉到春天了，他們從日常瑣碎的折磨裡偷出時間和心思來——來寫。
戰争，自然不僅是物價。
也不僅是在城市裡躲警報，他們大多要更接近它一點。
二個參加了炮兵。
一個幫美國志願隊作戰，好幾個變成宣傳部的人員。
另外有人在滇緬公路的修築上曬過毒太陽，或将敵人從這路上打退。
但是最痛苦的經驗卻隻屬于一個人，那是一九四二年的緬甸撤退，他從事自殺性的殿後戰。
日本人窮追，他的馬倒了地，傳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給死去戰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趕着，在熱帶的毒雨裡，他的腿腫了。
疲倦得從來沒有想到人能這樣疲倦，放逐在時間——幾乎還在空間——之外，胡康河谷的森林的陰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持了，帶着一種緻命性的痢疾，讓螞蝗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着。
而在這一切之上，是叫人發瘋的饑餓。
他曾經一次斷糧到八日之久。
但是這個二十四歲的年青人，在五個月的失蹤之後，結果是拖了他的身體到達印度。
雖然他從此變了一個人，以後在印度三個月的休養裡又幾乎因饑餓之後的過飽而死去，這個瘦長的，外表脆弱的詩人卻有意想不到的堅韌，他活了下來，來說他的故事。
但是不！他并沒有說。
因為如果我的叙述洩露了一種虛假的英雄主義的壞趣味，他本人對于這一切淡漠而又随便，或者便連這樣也覺得不好意思。
隻有一次，被朋友們逼得沒有辦法了，他才說了一點。
而就是那次，他也隻說到他對于大地的懼怕，原始的雨，森林裡奇異的，看了使人害病的草木怒長，而在繁茂的綠葉之間卻是那些走在他前面的人的腐爛的屍身，也許就是他的朋友們的。
他的名字是穆旦，現在是一個軍隊裡的中校，而且主持着一張常常惹是非的報紙。
他已經有了二個集子，第三個快要出了，但這些日子
黃河以北一大塊土地尚待發掘。
模糊地聽見的隻有延安方面的一些詩人——在戰前就建立了聲譽的，如艾青和田間，曾試驗過一些新的形式，既非學院氣息，也不花花綠綠。
有人說這些形式大體是民歌的改造，常常還以秧歌作為穿插。
這些當然是錯誤的傳聞。
而傳聞也必須到此為止；我們回到那年青的昆明的一群。
這一群毫不有名。
他們的文章出現在很快就夭折的雜志上，有二三個人出了他們的第一個集子。
但是那些印在薄薄土紙上的小書從來就無法走遠，一直到今天，還是有運輸困難和郵局的限制。
隻有朋友們才承認它們的好處，在朋友們之間，偶然還可以看見一卷文稿在傳閱。
這些詩人們多少與國立西南聯大有關，聯大的屋頂是低的，學者們的外表褴褛，有些人形同流民，然而卻一直有着那點對于心智上事物的興奮。
在戰争的初期，圖書館比後來的更小，然而僅有的幾本書，尤其是從外國剛運來的珍寶似的新書，是用着一種無禮貌的饑餓吞下了的。
這些書現在大概還躺在昆明師範學院的書架上吧：最後，紙邊都卷如狗耳，到處都皺疊了，而且往往失去了封面。
但是這些聯大的年青詩人們并沒有白讀了他們的艾裡奧脫與奧登。
也許西方會出驚地感到它對于文化東方的無知，以及這無知的可恥，當我們告訴它，如何地帶着怎樣的狂熱，以怎樣夢寐的眼睛，有人在遙遠的中國讀着這二個詩人。
在許多下午，飲着普通的中國茶，置身于鄉下來的農民和小商人的嘈雜之中，這些年青作家迫切地熱烈讨論着技術的細節。
高聲的辯論有時伸入深夜；那時候，他們離開小茶館，而圍着校園一圈又一圈地激動地不知休止地走着。
但是對于他們，生活并不容易。
學生時代，他們活在微薄的政府公費上。
畢了業，作為大學和中學的低級教員，銀行小職員，科員，實習記者，或僅僅是一個遊蕩的閑人，他們同物價作着不斷的，灰心的抗争。
他們之中有人結婚，于是從頭就負債度日，他們洗衣，買菜、燒飯，同人還價，吵嘴，在市場上和房東之前受辱。
他們之間并未發展起一個排他的，貴族性的小團體。
他們陷在污泥之中，但是，總有那麼些次，當事情的重壓比較松了一下，當一年又轉到春天了，他們從日常瑣碎的折磨裡偷出時間和心思來——來寫。
戰争，自然不僅是物價。
也不僅是在城市裡躲警報，他們大多要更接近它一點。
二個參加了炮兵。
一個幫美國志願隊作戰，好幾個變成宣傳部的人員。
另外有人在滇緬公路的修築上曬過毒太陽，或将敵人從這路上打退。
但是最痛苦的經驗卻隻屬于一個人，那是一九四二年的緬甸撤退，他從事自殺性的殿後戰。
日本人窮追，他的馬倒了地，傳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給死去戰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趕着，在熱帶的毒雨裡，他的腿腫了。
疲倦得從來沒有想到人能這樣疲倦，放逐在時間——幾乎還在空間——之外，胡康河谷的森林的陰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持了，帶着一種緻命性的痢疾，讓螞蝗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着。
而在這一切之上，是叫人發瘋的饑餓。
他曾經一次斷糧到八日之久。
但是這個二十四歲的年青人，在五個月的失蹤之後，結果是拖了他的身體到達印度。
雖然他從此變了一個人，以後在印度三個月的休養裡又幾乎因饑餓之後的過飽而死去，這個瘦長的，外表脆弱的詩人卻有意想不到的堅韌，他活了下來，來說他的故事。
但是不！他并沒有說。
因為如果我的叙述洩露了一種虛假的英雄主義的壞趣味，他本人對于這一切淡漠而又随便，或者便連這樣也覺得不好意思。
隻有一次，被朋友們逼得沒有辦法了，他才說了一點。
而就是那次，他也隻說到他對于大地的懼怕，原始的雨，森林裡奇異的，看了使人害病的草木怒長，而在繁茂的綠葉之間卻是那些走在他前面的人的腐爛的屍身，也許就是他的朋友們的。
他的名字是穆旦，現在是一個軍隊裡的中校，而且主持着一張常常惹是非的報紙。
他已經有了二個集子，第三個快要出了，但這些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