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代詞學研究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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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馀首，唐易靜詞七百馀首，搜羅甚富。
較《全唐詩》後所附之詞及王國維、林大椿所輯，多出一千馀首。
合而觀之，可知唐五代詞之大量存在。
《校輯宋金元人詞》七十三卷，趙萬裡編 此書收詞人七十家，詞作一千五百馀首。
體例精審，搜采繁富，可以補毛晉、王鵬運、江标、朱祖謀、吳昌绶、陶湘諸家彙刻詞集所未及。
《唐宋金元詞鈎沉》，周泳先編 此書體例均遵守趙萬裡之《校輯宋金元人詞》。
作者遍覽杭州文瀾閣所藏《四庫全書》中之宋、元人集部，得詞近二十家，皆為各種彙刻詞及趙萬裡書所未收者。
《全宋詞》，唐圭璋編 此書繼趙、周二家之後，更遍閱丁氏八千卷樓所藏善本、足本詞集，及其他子史雜著，用功凡十年，始寫定初稿，于一九四〇年印行。
其後又由王仲聞重加修訂，補遺、正誤、祛僞，計增入作者二百六十馀人，詞一千四百馀首，于一九六五年由中華書局印行修訂版。
《全金元詞》，唐圭璋編 此書所用詞集底本，以善本、足本為主，尤多用南京圖書館所藏之丁氏八千卷樓善本詞集及北京圖書館所藏善本詞集，也采用《道藏》等書所載之詞。
全書共收金、元二代詞人二百八十家，詞七千二百九十三首。
近孔凡禮據《詩淵》又有補宋金元詞。
《全清詞鈔》，葉恭綽編 此書編輯始于一九二九年，全稿成于一九五二年，一九七五年由香港中華書局印行。
全書四十卷，著錄清代詞人三千一百九十六人，可謂集清詞之大觀。
葉氏編此書，旨在存人，故書名不曰詞選，而稱詞鈔。
每得一家，必鈔其一二詞錄之，不沒其名。
故此書所收詞，大多不得謂之佳作。
此外，趙尊嶽曾輯《彙刻明詞》，收明人詞八十家，镂版已成，未及印刷，而版片散失，不傳于世。
近聞香港饒宗頤正在繼續搜集明詞，已得有八百馀家之多。
他日成書，則自唐五代以來，曆代之詞皆有總集，可見詞學之盛，對詞學研究者亦有方便。
以上諸書都是按時代區分的輯錄工作，另外還有人按地區搜輯。
例如朱祖謀作《湖州詞征》、林葆恒作《閩詞征》、陳去病作《笠澤詞征》等，在這方面也有大量工作可做，其意義則在保存鄉土文獻。
十 詞學評論 前人論詞，大都用詞話形式，其中有記載詞人轶事及研讨詞作兩類。
趙萬裡所輯的北宋人詞話，如楊繪的《本事曲》、楊湜的《古今詞話》及南宋人鲖陽居士的《複雅歌詞》，大率記詞人轶事，對作品的評論較少。
宋人留下了大量的詩話及筆記，其中記錄了許多詞人轶事，也有對詞作的評論。
例如胡仔的《苕溪漁隐叢話》、吳曾的《能改齋漫錄》、魏慶之的《詩人玉屑》及周密的《浩然齋雅談》。
至于王灼的《碧雞漫志》，則有很多考證詞調來源的論述。
論詞的專著，以南宋末張炎的《詞源》為最早出。
書分為二卷，上卷論詞樂，下卷論作法，既具體而又詳細，對詠物、賦情、用事等作詞法，剖析入微，語多精到。
于詞家豪放、婉約兩派以外，又提出“清空”之說，以姜夔為宗。
與張炎同時的沈義父，著有《樂府指迷》，也論到詞的音律、作法各方面，雖隻有二十八則，但意見亦精到，可與張炎《詞源》并駕。
不過沈義父推崇周邦彥、吳文英，張炎則推崇姜夔，他們對詞的評價是不同的。
元代陸輔之作《詞旨》，堅守張炎“清空”之說，舉屬對、警句、詞眼為例，特尊張炎。
吳師道的《吳禮部詩話》内附有詞話，篇幅雖不多，但論及詞韻問題，并有不少辨僞意見。
明代楊慎著有《詞品》，對兩宋、金、元、明人之詞多有摘句和評語，可供參考。
但此書有誤引之處，不可不加辨别。
陳霆有《渚山堂詞話》，記載宋、元、明詞人逸事、佚句，采集廣博，頗多可取。
至于明人所刻各種《草堂詩馀》，例有評語，大多蕪雜膚淺，不足為重。
清王士祯著《花草蒙拾》，賀裳著《皺水軒詞筌》，多舉前人勝語以示其對詞學的體會，對後人也有啟發。
朱彜尊選《詞綜》，一矯明人《草堂詩馀》評語蕪雜之陋，頗多正确的意見。
但他也以姜夔為宗，并提出“詞至南宋而極其工，至宋季而始極其變”，對清詞的發展，開了浙派之先河。
嘉慶間，張惠言作《詞選》，針對浙派專尊南宋詞形式格律的偏向，主張作詞以立意為主，協律為末。
而所謂立意，則以有比興為貴。
這樣就又走向另一極端，甚至過高地擡舉溫庭筠，以為溫詞全有比興、寄托，可以比之于《離騷》。
後來，張惠言的外孫董毅選了一部《續詞選》，為彌補《詞選》的缺點，則加入了柳永與姜夔的詞。
這就表現了與浙派折中的傾向。
周濟選《宋四家詞選》，以王沂孫、吳文英、辛棄疾、周邦彥為學詞之途徑。
但這條途徑過窄，不足以概括兩宋大家。
惟其所著《介存齋論詞雜著》，語多精到，可供我們深入研究。
繼周濟之後，陳廷焯著《白雨齋詞話》，極稱張惠言《詞選》接近《離騷》，超過朱彜尊的《詞綜》十倍，其意在力挽所謂“清空”之流弊。
但他也過于推崇溫飛卿與王沂孫，亦非持平之論。
譚獻繼承常州詞派，推尊周濟過于張惠言，他認為周濟提出的“從有寄托入，從無寄托出”兩語可盡“千古文章之能事”。
因此，他更進一步提出“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讀者之用心何必不然”。
他批評浙派為姜、張所束縛，确是擊中要害；批評常州派專重比興，亦為偏見。
這些論點也較公允。
同治間，劉熙載作《藝概》，也跟了張惠言引《說文》“意内言外”之說論詞，實未觸及詞之實質。
但他論詞之流變及藝術技巧等方面，确有其獨到之處。
宣統間，王國維撰《人間詞話》，提出境界之說，強調景語，頗多卓見。
但論詞偏重唐、五代、北宋，對南宋作家頗多微辭，則亦不免偏差。
如評姜夔詞為“霧裡看花”，以吳文英為“映夢窗，淩亂碧”，以張炎為“玉老田荒”，這些議論都不甚公允。
況周頤的《蕙風詞話》，提出作詞要合“拙、重、大”的标準，舉出曆代詞人的警句及作詞方法，多心得體會之語，對詞學研究者極有啟發。
朱祖謀譽之為“八百年來無此作”，可見其贊許之甚。
以上我們把曆代詞學研究情況作了一個簡要的介紹，供有志探索詞學者參考。
我們認為詞學研究領域急待解決的課題很多，有的前人已做出了成績，有的還有待于來者的開發。
把握時機，加緊努力，我們希望在新的八十年代裡，把詞學研究發揚光大，為祖國的“四化”在古典文學研究方面做出更多更好的貢獻。
（《詞學》1981年第1期，與金啟華合寫）
較《全唐詩》後所附之詞及王國維、林大椿所輯，多出一千馀首。
合而觀之，可知唐五代詞之大量存在。
《校輯宋金元人詞》七十三卷，趙萬裡編 此書收詞人七十家，詞作一千五百馀首。
體例精審，搜采繁富，可以補毛晉、王鵬運、江标、朱祖謀、吳昌绶、陶湘諸家彙刻詞集所未及。
《唐宋金元詞鈎沉》，周泳先編 此書體例均遵守趙萬裡之《校輯宋金元人詞》。
作者遍覽杭州文瀾閣所藏《四庫全書》中之宋、元人集部，得詞近二十家，皆為各種彙刻詞及趙萬裡書所未收者。
《全宋詞》，唐圭璋編 此書繼趙、周二家之後，更遍閱丁氏八千卷樓所藏善本、足本詞集，及其他子史雜著，用功凡十年，始寫定初稿，于一九四〇年印行。
其後又由王仲聞重加修訂，補遺、正誤、祛僞，計增入作者二百六十馀人，詞一千四百馀首，于一九六五年由中華書局印行修訂版。
《全金元詞》，唐圭璋編 此書所用詞集底本，以善本、足本為主，尤多用南京圖書館所藏之丁氏八千卷樓善本詞集及北京圖書館所藏善本詞集，也采用《道藏》等書所載之詞。
全書共收金、元二代詞人二百八十家，詞七千二百九十三首。
近孔凡禮據《詩淵》又有補宋金元詞。
《全清詞鈔》，葉恭綽編 此書編輯始于一九二九年，全稿成于一九五二年，一九七五年由香港中華書局印行。
全書四十卷，著錄清代詞人三千一百九十六人，可謂集清詞之大觀。
葉氏編此書，旨在存人，故書名不曰詞選，而稱詞鈔。
每得一家，必鈔其一二詞錄之，不沒其名。
故此書所收詞，大多不得謂之佳作。
此外，趙尊嶽曾輯《彙刻明詞》，收明人詞八十家，镂版已成，未及印刷，而版片散失，不傳于世。
近聞香港饒宗頤正在繼續搜集明詞，已得有八百馀家之多。
他日成書，則自唐五代以來，曆代之詞皆有總集，可見詞學之盛，對詞學研究者亦有方便。
以上諸書都是按時代區分的輯錄工作，另外還有人按地區搜輯。
例如朱祖謀作《湖州詞征》、林葆恒作《閩詞征》、陳去病作《笠澤詞征》等，在這方面也有大量工作可做，其意義則在保存鄉土文獻。
十 詞學評論 前人論詞，大都用詞話形式，其中有記載詞人轶事及研讨詞作兩類。
趙萬裡所輯的北宋人詞話，如楊繪的《本事曲》、楊湜的《古今詞話》及南宋人鲖陽居士的《複雅歌詞》，大率記詞人轶事，對作品的評論較少。
宋人留下了大量的詩話及筆記，其中記錄了許多詞人轶事，也有對詞作的評論。
例如胡仔的《苕溪漁隐叢話》、吳曾的《能改齋漫錄》、魏慶之的《詩人玉屑》及周密的《浩然齋雅談》。
至于王灼的《碧雞漫志》，則有很多考證詞調來源的論述。
論詞的專著，以南宋末張炎的《詞源》為最早出。
書分為二卷，上卷論詞樂，下卷論作法，既具體而又詳細，對詠物、賦情、用事等作詞法，剖析入微，語多精到。
于詞家豪放、婉約兩派以外，又提出“清空”之說，以姜夔為宗。
與張炎同時的沈義父，著有《樂府指迷》，也論到詞的音律、作法各方面，雖隻有二十八則，但意見亦精到，可與張炎《詞源》并駕。
不過沈義父推崇周邦彥、吳文英，張炎則推崇姜夔，他們對詞的評價是不同的。
元代陸輔之作《詞旨》，堅守張炎“清空”之說，舉屬對、警句、詞眼為例，特尊張炎。
吳師道的《吳禮部詩話》内附有詞話，篇幅雖不多，但論及詞韻問題，并有不少辨僞意見。
明代楊慎著有《詞品》，對兩宋、金、元、明人之詞多有摘句和評語，可供參考。
但此書有誤引之處，不可不加辨别。
陳霆有《渚山堂詞話》，記載宋、元、明詞人逸事、佚句，采集廣博，頗多可取。
至于明人所刻各種《草堂詩馀》，例有評語，大多蕪雜膚淺，不足為重。
清王士祯著《花草蒙拾》，賀裳著《皺水軒詞筌》，多舉前人勝語以示其對詞學的體會，對後人也有啟發。
朱彜尊選《詞綜》，一矯明人《草堂詩馀》評語蕪雜之陋，頗多正确的意見。
但他也以姜夔為宗，并提出“詞至南宋而極其工，至宋季而始極其變”，對清詞的發展，開了浙派之先河。
嘉慶間，張惠言作《詞選》，針對浙派專尊南宋詞形式格律的偏向，主張作詞以立意為主，協律為末。
而所謂立意，則以有比興為貴。
這樣就又走向另一極端，甚至過高地擡舉溫庭筠，以為溫詞全有比興、寄托，可以比之于《離騷》。
後來，張惠言的外孫董毅選了一部《續詞選》，為彌補《詞選》的缺點，則加入了柳永與姜夔的詞。
這就表現了與浙派折中的傾向。
周濟選《宋四家詞選》，以王沂孫、吳文英、辛棄疾、周邦彥為學詞之途徑。
但這條途徑過窄，不足以概括兩宋大家。
惟其所著《介存齋論詞雜著》，語多精到，可供我們深入研究。
繼周濟之後，陳廷焯著《白雨齋詞話》，極稱張惠言《詞選》接近《離騷》，超過朱彜尊的《詞綜》十倍，其意在力挽所謂“清空”之流弊。
但他也過于推崇溫飛卿與王沂孫，亦非持平之論。
譚獻繼承常州詞派，推尊周濟過于張惠言，他認為周濟提出的“從有寄托入，從無寄托出”兩語可盡“千古文章之能事”。
因此，他更進一步提出“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讀者之用心何必不然”。
他批評浙派為姜、張所束縛，确是擊中要害；批評常州派專重比興，亦為偏見。
這些論點也較公允。
同治間，劉熙載作《藝概》，也跟了張惠言引《說文》“意内言外”之說論詞，實未觸及詞之實質。
但他論詞之流變及藝術技巧等方面，确有其獨到之處。
宣統間，王國維撰《人間詞話》，提出境界之說，強調景語，頗多卓見。
但論詞偏重唐、五代、北宋，對南宋作家頗多微辭，則亦不免偏差。
如評姜夔詞為“霧裡看花”，以吳文英為“映夢窗，淩亂碧”，以張炎為“玉老田荒”，這些議論都不甚公允。
況周頤的《蕙風詞話》，提出作詞要合“拙、重、大”的标準，舉出曆代詞人的警句及作詞方法，多心得體會之語，對詞學研究者極有啟發。
朱祖謀譽之為“八百年來無此作”，可見其贊許之甚。
以上我們把曆代詞學研究情況作了一個簡要的介紹，供有志探索詞學者參考。
我們認為詞學研究領域急待解決的課題很多，有的前人已做出了成績，有的還有待于來者的開發。
把握時機，加緊努力，我們希望在新的八十年代裡，把詞學研究發揚光大，為祖國的“四化”在古典文學研究方面做出更多更好的貢獻。
（《詞學》1981年第1期，與金啟華合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