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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外侮、内亂，層出不窮，是不是這些阻礙了中國的進步？而且，世界上别的國家受難之後，很快能複興，為什麼中國不能？”
司神父思如泉湧，情感澎湃，表現出他對中國觀察之深，對中國人寄望之殷。
聽到我提出這個問題，他一口氣提出了下面幾個看法。
他認為中國複興得慢，起碼有幾個原因——— 第一，中國人隻有家的觀念，沒有國的觀念，中國人的美德、忠誠、愛心、保護力，都以家為目标，一切努力，到此為止。
司神父說：“中國人的心目中，國家是一部收稅的機器，也是一部剝削人民的機器。
因為，在上位的人不管人民是怎麼過活，他本身是這部機器的受益人；在下位的人民，是這部機器的被剝削者，他沒有辦法抗拒剝削，變成一種惡性循環（ViciousCircle）。
” “你會不會太悲觀了一點？”我問：“你不覺得我們在進步？” “也許是有點悲觀，但大緻上說來，我覺得中國進步得太慢。
至少，中國人對國家的觀念，到目前仍是一成不變，”司神父心情沉重，說，“中國有些在上層領導的人物，本身是個好人，可是，他們就是不懂别人是怎麼活的。
這種上下層人物不能溝通，是很可悲的。
又有些人，從貧窮出身，但，一旦當權之後，不但不再設身處地，站在原來自己那個階層發言，甚至，故意不提自己的出身，反而認為窮人是懶惰、活該。
” 司神父引用自身一個例證，說明中國人很怕面對自己的弱點。
他從書架上拿出一疊資料，翻出一篇台北一位名詩人楊君的詩，拿給我看。
“我知道他，楊君是他寫詩的筆名，他姓王，曾經在台大……”我的話未完。
“這是一九七六年，他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時寫給我的詩：《獻給一位比利時漢學家》。
因為，他當時需要一份教職，要我介紹他到華盛頓大學任教，本來他對我很尊敬，也很感激。
但，有一回，他在課堂上講授詩歌，他的學生對他的講法有疑問，轉來請教我，而我的講法和他有所抵觸，從此，他就不再理我了。
這次在我來台灣之前，曾寫信給這位先我回台任教的詩人楊君，他竟不回我的信，那麼，使我覺得他以前的獻詩是一種僞造的作品。
”司神父一面說，一面摩挲着楊君寫給他的詩，我接過來，看到詩句中說——— 你看到每棵樹都在長大繁榮枯萎 而且互相支持着護衛着 我感覺得到，這位曾經受過司神父推薦的中國詩人楊君，已經在司神父的心中枯萎了。
司神父忽然振作地說： “我們再來談國家問題吧。
” “第二，中國文明發展到清初，達到了極點，自以為四海之内，惟我獨尊，閉鎖的心态使中國對外來的一切，毫無心理準備去接受，老大與僵固，封鎖了中國人向外學習的能力。
第三，中國人被船堅炮利的事實說服，發現必須向西方吸收科技時，中國在内政上矛盾與沖突百出，在派人到西方學習科技的主張上，也缺乏一套統一的政策。
和日本相比較，日本可就有計劃得多。
他們一旦認定這是生存之道，馬上選派最好的人才，到西方去深造。
” “我親眼看到那時被派到比利時的中國留學生，”司神父說，“有些資質不好，通不過考試，被學校淘汰，卻從此居留下來，中國政府沒有想辦法更換。
日本則不然，日本在選派人才時，十分嚴格甄選，一旦在外成績不佳，馬上另派人來替換，而且，學成之後，一定要回國建設。
中國的留學教育，就缺乏這樣一套有效的辦法。
” “第四，中國民族性不如以色列強悍，中國人一切聽天由命慣了，以色列人則還擊力（fightback）很強，遇到苦難，他們會掙紮，要對方付出代價。
中國人是‘算了，算了’。
一句話，一筆勾銷。
第五，中國人不知道法治為何物，德國人則向來惟法是從，對紀律之重視，舉世無匹。
所以，希特勒隻是因緣際會，在優秀的日耳曼人身上，建立自己的功勳，并不是他本身有多大能耐，而是人民訓練有素。
正因此，二次戰敗後的德國，很快就找到自己複興的軌道。
中國人的‘沒有辦法’，與德國人的‘守法’，正好相反。
從以上五點來看，中國人之所以複興得慢，實在是有以緻之。
” 司神父結束了縱橫的議論，久久無語。
“你知道嗎？”在沉默了一陣之後，司神父說，“我是一九三七年到中國來的。
在我來中國之前，很早就對中國好感與好奇。
我十四歲時，第一次讀到利瑪窦到中國的故事，種下了我日後到中國的種子。
另外有件事，使我對中國人困惑不解，更促成了我親自到中國來的動機。
” 司神父曾經讀到一篇報道《賽珍珠（PearlSydenstrickerBuck）
聽到我提出這個問題，他一口氣提出了下面幾個看法。
他認為中國複興得慢，起碼有幾個原因——— 第一，中國人隻有家的觀念，沒有國的觀念，中國人的美德、忠誠、愛心、保護力，都以家為目标，一切努力，到此為止。
司神父說：“中國人的心目中，國家是一部收稅的機器，也是一部剝削人民的機器。
因為，在上位的人不管人民是怎麼過活，他本身是這部機器的受益人；在下位的人民，是這部機器的被剝削者，他沒有辦法抗拒剝削，變成一種惡性循環（ViciousCircle）。
” “你會不會太悲觀了一點？”我問：“你不覺得我們在進步？” “也許是有點悲觀，但大緻上說來，我覺得中國進步得太慢。
至少，中國人對國家的觀念，到目前仍是一成不變，”司神父心情沉重，說，“中國有些在上層領導的人物，本身是個好人，可是，他們就是不懂别人是怎麼活的。
這種上下層人物不能溝通，是很可悲的。
又有些人，從貧窮出身，但，一旦當權之後，不但不再設身處地，站在原來自己那個階層發言，甚至，故意不提自己的出身，反而認為窮人是懶惰、活該。
” 司神父引用自身一個例證，說明中國人很怕面對自己的弱點。
他從書架上拿出一疊資料，翻出一篇台北一位名詩人楊君的詩，拿給我看。
“我知道他，楊君是他寫詩的筆名，他姓王，曾經在台大……”我的話未完。
“這是一九七六年，他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時寫給我的詩：《獻給一位比利時漢學家》。
因為，他當時需要一份教職，要我介紹他到華盛頓大學任教，本來他對我很尊敬，也很感激。
但，有一回，他在課堂上講授詩歌，他的學生對他的講法有疑問，轉來請教我，而我的講法和他有所抵觸，從此，他就不再理我了。
這次在我來台灣之前，曾寫信給這位先我回台任教的詩人楊君，他竟不回我的信，那麼，使我覺得他以前的獻詩是一種僞造的作品。
”司神父一面說，一面摩挲着楊君寫給他的詩，我接過來，看到詩句中說——— 你看到每棵樹都在長大繁榮枯萎 而且互相支持着護衛着 我感覺得到，這位曾經受過司神父推薦的中國詩人楊君，已經在司神父的心中枯萎了。
司神父忽然振作地說： “我們再來談國家問題吧。
” “第二，中國文明發展到清初，達到了極點，自以為四海之内，惟我獨尊，閉鎖的心态使中國對外來的一切，毫無心理準備去接受，老大與僵固，封鎖了中國人向外學習的能力。
第三，中國人被船堅炮利的事實說服，發現必須向西方吸收科技時，中國在内政上矛盾與沖突百出，在派人到西方學習科技的主張上，也缺乏一套統一的政策。
和日本相比較，日本可就有計劃得多。
他們一旦認定這是生存之道，馬上選派最好的人才，到西方去深造。
” “我親眼看到那時被派到比利時的中國留學生，”司神父說，“有些資質不好，通不過考試，被學校淘汰，卻從此居留下來，中國政府沒有想辦法更換。
日本則不然，日本在選派人才時，十分嚴格甄選，一旦在外成績不佳，馬上另派人來替換，而且，學成之後，一定要回國建設。
中國的留學教育，就缺乏這樣一套有效的辦法。
” “第四，中國民族性不如以色列強悍，中國人一切聽天由命慣了，以色列人則還擊力（fightback）很強，遇到苦難，他們會掙紮，要對方付出代價。
中國人是‘算了，算了’。
一句話，一筆勾銷。
第五，中國人不知道法治為何物，德國人則向來惟法是從，對紀律之重視，舉世無匹。
所以，希特勒隻是因緣際會，在優秀的日耳曼人身上，建立自己的功勳，并不是他本身有多大能耐，而是人民訓練有素。
正因此，二次戰敗後的德國，很快就找到自己複興的軌道。
中國人的‘沒有辦法’，與德國人的‘守法’，正好相反。
從以上五點來看，中國人之所以複興得慢，實在是有以緻之。
” 司神父結束了縱橫的議論，久久無語。
“你知道嗎？”在沉默了一陣之後，司神父說，“我是一九三七年到中國來的。
在我來中國之前，很早就對中國好感與好奇。
我十四歲時，第一次讀到利瑪窦到中國的故事，種下了我日後到中國的種子。
另外有件事，使我對中國人困惑不解，更促成了我親自到中國來的動機。
” 司神父曾經讀到一篇報道《賽珍珠（PearlSydenstrickerBu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