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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
中國人可以用語言，把思想表達得非常精确。
問題關鍵在，中國人想不想表達得清楚？如果他不想表達清楚，他就可以表達得很模糊。
” “請進一步說明，好嗎？”我請求。
“中國語言在文法上，可以省略主詞，英文卻絕對不能。
因此，你如果存心想講不清楚，也可以用語言使别人誤會，”司神父說，“中國人在語言上，并不特殊，我認為真正特殊的是中國的文學，那裡面有中國人特有的精神。
可是，現在研究自己文學的中國人，偏偏拿中國的文學來和西方文學并論，用西方人研究文學的方法來做‘比較文學’，用這個方法研究中國文學，是行不通的。
” “你的意思是說，語言隻是傳達觀念的工具，觀念差異，言語就有差異，是嗎？”我問。
司神父同意地點點頭。
“你認為是什麼樣的觀念，影響中國人生活形态最大？”我接着問。
司神父直截了當針對我所盼望聽到的主題，說： “我認為造成中國社會落後，有一個原因來自中國人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太大。
孟子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
’這句話支配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和行為，使中國人的知識無法實驗，知識和技術無法運用在日常生活上。
而西方的學者往往是手拿釘錘、斧頭的人。
在西風東漸之前，中國學者，是不拿工具，不在實驗室中做工的。
西方的知識、技術，卻在實踐的過程中，獲得不斷的修正和突破。
而中國人縱有聰明的思考力，精于算術，很早能發明火藥、羅盤、弓箭，卻沒有辦法推動科技，發展機械文明。
因為，在儒家思想影響之下，高級知識分子的領導階層，輕視用手做工。
機器的發明與運用，隻限于末流的平民階段，大大地阻礙了知識的發展。
” 我承認這是中國士大夫階層的特征。
“身居領導地位的知識分子，高高在上，和大衆生活脫節，知識的斷層，使中國人思考與行為分家，嚴重地妨礙中國社會的進步。
” 司神父提起一位已故的中國考古學家李濟先生，他說：“其實，以上這個見解，是李先 生說的，我隻是同意他的意見而已。
” 李濟先生當年在河南安陽，親自參與挖掘古物出土，結果被人誤當做幹活的粗人的經驗，使他說了上面一段話。
而司神父在山西大同一帶，做民俗、歌謠、語言的研究工作時，由一位乞丐帶着他深入民間，到處尋訪。
他曾經用一個制錢換一句俚言的方法，向圍繞在他四周的中國孩子，交換俚語。
而當地的人，對他這種行徑，視作怪誕，甚至把他當做一個瘋子。
所以，司神父覺得中國人的學問，完全被儒家士大夫的傳統觀念架空。
“另外，阻礙中國變成一個現代化國家的原因，是缺乏法治和民主的觀念，”司神父繼續他的話，“中國的法律，從很早開始，有唐律、宋律、明律、清律，但，基本觀念隻有一種，就是犯罪法，也就是人觸犯了法律，應接受什麼樣的刑罰。
而羅馬法基本上有二：一是公民法，讓人民知道，天生下來自己有什麼權利。
另一才是犯罪法，讓人民知道，觸犯了刑案，得受什麼處罰。
這二者相輔相成，既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
所以，人民對法律産生重視和遵守的心理。
反觀中國，在西化之前，人民對自己的權利毫無概念，甚至連一己的性命，都認為是君王所賜，更遑論其他。
傳統中國社會中，權勢假道德之名行使統治，領導階層稱為民之父母，人民隻知道服從權威，完全沒有現代法治的觀念，這是基本上很大的錯誤。
在這種單軌法律統治之下，中國人不知道法是可以保護自己的規則。
所以，對法律隻有産生畏懼、逃避，甚至枉法、違法，基本上是因為不知道尊重法律的緣故。
” 司神父下了一句斷語：“在現代化的社會中，孔子那個時代‘以德化民’的政治理論，完全沒有立足餘地。
”停了一會，司神父看我保持沉默，他繼續說：“一個國家在上述那種單軌法律治理下，五千年之久，不是一代、兩代就能改變，因為人民一下子還不能去掉根深蒂固的思想。
所以，也不能怪人民，這實在是曆史文化累積的結果。
譬如，今天的中國人仍然對民主毫無概念。
” “我們已有選舉和立法機構。
”我說。
“民主是現代化國民的生活方式，人民必須知道怎麼樣做一個國民。
受了苦要知道怎麼樣去奮鬥、争取，不是隻坐着等政府來改善。
我最常聽到中國人民對不合理的事的抱怨是：‘沒有辦法！’對空氣污染如此，對交通紊亂也如此，一切都‘沒有辦法’！” 司神父感慨地說：“歸根究底是，中國人民并不真的想改善！” “請你再說說，”我說，“中國人受了那麼多苦難，專制、腐敗、戰争
中國人可以用語言，把思想表達得非常精确。
問題關鍵在，中國人想不想表達得清楚？如果他不想表達清楚，他就可以表達得很模糊。
” “請進一步說明，好嗎？”我請求。
“中國語言在文法上，可以省略主詞，英文卻絕對不能。
因此，你如果存心想講不清楚，也可以用語言使别人誤會，”司神父說，“中國人在語言上，并不特殊，我認為真正特殊的是中國的文學，那裡面有中國人特有的精神。
可是，現在研究自己文學的中國人，偏偏拿中國的文學來和西方文學并論，用西方人研究文學的方法來做‘比較文學’，用這個方法研究中國文學，是行不通的。
” “你的意思是說，語言隻是傳達觀念的工具，觀念差異，言語就有差異，是嗎？”我問。
司神父同意地點點頭。
“你認為是什麼樣的觀念，影響中國人生活形态最大？”我接着問。
司神父直截了當針對我所盼望聽到的主題，說： “我認為造成中國社會落後，有一個原因來自中國人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太大。
孟子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
’這句話支配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和行為，使中國人的知識無法實驗，知識和技術無法運用在日常生活上。
而西方的學者往往是手拿釘錘、斧頭的人。
在西風東漸之前，中國學者，是不拿工具，不在實驗室中做工的。
西方的知識、技術，卻在實踐的過程中，獲得不斷的修正和突破。
而中國人縱有聰明的思考力，精于算術，很早能發明火藥、羅盤、弓箭，卻沒有辦法推動科技，發展機械文明。
因為，在儒家思想影響之下，高級知識分子的領導階層，輕視用手做工。
機器的發明與運用，隻限于末流的平民階段，大大地阻礙了知識的發展。
” 我承認這是中國士大夫階層的特征。
“身居領導地位的知識分子，高高在上，和大衆生活脫節，知識的斷層，使中國人思考與行為分家，嚴重地妨礙中國社會的進步。
” 司神父提起一位已故的中國考古學家李濟先生，他說：“其實，以上這個見解，是李先 生說的，我隻是同意他的意見而已。
” 李濟先生當年在河南安陽，親自參與挖掘古物出土，結果被人誤當做幹活的粗人的經驗，使他說了上面一段話。
而司神父在山西大同一帶，做民俗、歌謠、語言的研究工作時，由一位乞丐帶着他深入民間，到處尋訪。
他曾經用一個制錢換一句俚言的方法，向圍繞在他四周的中國孩子，交換俚語。
而當地的人，對他這種行徑，視作怪誕，甚至把他當做一個瘋子。
所以，司神父覺得中國人的學問，完全被儒家士大夫的傳統觀念架空。
“另外，阻礙中國變成一個現代化國家的原因，是缺乏法治和民主的觀念，”司神父繼續他的話，“中國的法律，從很早開始，有唐律、宋律、明律、清律，但，基本觀念隻有一種，就是犯罪法，也就是人觸犯了法律，應接受什麼樣的刑罰。
而羅馬法基本上有二：一是公民法，讓人民知道，天生下來自己有什麼權利。
另一才是犯罪法，讓人民知道，觸犯了刑案，得受什麼處罰。
這二者相輔相成，既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
所以，人民對法律産生重視和遵守的心理。
反觀中國，在西化之前，人民對自己的權利毫無概念，甚至連一己的性命，都認為是君王所賜，更遑論其他。
傳統中國社會中，權勢假道德之名行使統治，領導階層稱為民之父母，人民隻知道服從權威，完全沒有現代法治的觀念，這是基本上很大的錯誤。
在這種單軌法律統治之下，中國人不知道法是可以保護自己的規則。
所以，對法律隻有産生畏懼、逃避，甚至枉法、違法，基本上是因為不知道尊重法律的緣故。
” 司神父下了一句斷語：“在現代化的社會中，孔子那個時代‘以德化民’的政治理論，完全沒有立足餘地。
”停了一會，司神父看我保持沉默，他繼續說：“一個國家在上述那種單軌法律治理下，五千年之久，不是一代、兩代就能改變，因為人民一下子還不能去掉根深蒂固的思想。
所以，也不能怪人民，這實在是曆史文化累積的結果。
譬如，今天的中國人仍然對民主毫無概念。
” “我們已有選舉和立法機構。
”我說。
“民主是現代化國民的生活方式，人民必須知道怎麼樣做一個國民。
受了苦要知道怎麼樣去奮鬥、争取，不是隻坐着等政府來改善。
我最常聽到中國人民對不合理的事的抱怨是：‘沒有辦法！’對空氣污染如此，對交通紊亂也如此，一切都‘沒有辦法’！” 司神父感慨地說：“歸根究底是，中國人民并不真的想改善！” “請你再說說，”我說，“中國人受了那麼多苦難，專制、腐敗、戰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