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這樣回答嗎？
關燈
小
中
大
是，他不想講理，因為講理會使他失去面子。
你想，連學術界都隻講面子，不講理，造成權威和壟斷，又如何能要求一般的人民講理？”司神父接着說：“當然，有時候，我和中國學者在一起讨論問題，我提出不同的意見，也有學者會說：‘我不同意你，不過，我現在說不出道理，等我回去想想，再來和你讨論。
’然而，能用這種态度來讨論問題的，實在沒有幾個。
” 我問：“你是不是認為中國人講禮，妨礙了講理？” “其實，講禮和講理，是可以同時進行的，”司神父強調，“但必須經過學習，同時要有起碼的彼此尊重，能力也要相稱，才能夠講理。
至于‘禮義之邦’大概是中國人後來附會的說法，應該稱‘禮樂之邦’才對，因為中國曆史上說周公制禮作樂。
” 司神父對中國古籍了解之深，令我驚訝。
“紀元前五世紀蘇格拉底時代，希臘人自稱是‘理樂之邦’，”司神父用筆寫出中文“理”字，表明不同于“禮”字，“他們非常重視音樂，認為音樂是理的完美表現，理如果脫離音樂，就像人生失去了美。
希臘人的人生哲學，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kalosk‘agathos，前面一個字kalos，是‘美’，後面一個字agathos，是‘善’，中間一個k‘是kai的簡寫， 是‘和’的意思。
希臘人認為，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達到kalosk‘agathos，美與善合一。
善，存在于理中，美，表現在音樂裡，所以，希臘人自稱‘理樂之邦’，和中國人自稱‘禮義之邦’，是很有趣的東西文化對照。
” 我靜靜地聽着。
“不過，”司神父說，“中國人講‘禮’，卻隻是虛禮———面子，‘理’則受到壓抑，不能伸張。
且音樂的藝術功能，在整個中國文化發展中，一直受不到重視，連帶和文學結合的戲曲，也發展得很遲。
直到十三世紀元朝，蒙古的統治者，還不懂向中國民間藝術伸出政治高壓的巨掌，中國戲曲才開始得到萌芽。
” 中國人的禮，就是面子，司神父的話像一記春雷。
“另外和音樂相關的詩歌，中國也和希臘詩歌，大不相同，”司神父說，“中國人沒有史詩（epic），沒有像荷馬那樣壯闊的史詩。
中國人的詩，常常隻寫一己、一時、一地的感受。
詩意（image）雖美，但隻注重個人，不着重對大自然的觀察和描寫。
即使寫，也隻是用來烘托個人的感受，更不要說對整個民族觀照的史詩。
還有一點奇怪的是，蒙古人和漢人不同，蒙古人有史詩。
” “這個原因是什麼？”我問。
“我還不是很清楚地知道，隻是發現這個現象。
也許你可以告訴我，中國人為什麼輕視這些？” 聽到司神父的問題，然而，我的思維卻仍環繞在他前面講的“中國人的禮，就是面子”那句話上久久不去。
我回想起，不久前和司神父一起用餐的一幕：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有一家裝潢十分高雅考究，取個洋名叫Royal，中譯作“老爺”的餐廳，三樓的明宮廳供應中國菜。
我們去的那天，生意非常好，等了一會兒，終于等到一張剛空出來的桌子。
司神父和我坐定後，女侍把前面客人吃剩的菜肴撤去，就在染了一攤醬油污漬的白桌布上，加鋪一小塊橘紅方巾，立刻擺上我們的碗筷。
她的動作，娴熟而自然。
司神父等女侍走開後，指着露出醬油污漬的白桌布，說： “你看，這就是面子！加上一塊小紅巾，就有了‘面子’，下面是什麼，肮不肮髒，就不需要計較了。
” 平時，常聽到有人說： “這是太不給面子了……” “不給面子，就是存心跟我過不去嘛！” “賞臉的話，請……” “這樣做，真是夠有面子……” 這類話，在我們日常生活中，豈不比比皆是！在這一張張“面子”之下，我們中國人是不是忽略了“裡子”？我們的生活中，類似“老爺餐廳”高貴的金碧輝煌之下，掩蓋着多少醬油污漬，又有多少人注意到？ 神遊到這裡，才想起我無法回答司神父的問話，于是我問： “你是語言學家，從語言上，中國人的思考方式和西方人有什麼不同？” “中國人的語言，和其他國家的語言，并沒有不同，”司神父簡潔地說，“中國人常常喜歡自負地說，中國語言是獨一無二的，這個态度和世界上許多國家的人的态度一樣，其實，這是膚淺、幼稚的說法。
” “中國語言動詞沒有時态變化，”我說，“名詞沒有單數、多數之分，不是和西方語言不同嗎？” “那隻是表達方式不同，并不是語言系統、思考邏輯上的不同。
例如：中國人用‘過’、‘了’表示時态，用‘兩個’、‘三個’表示數量，并不是說中國人沒有時态或數量
你想，連學術界都隻講面子，不講理，造成權威和壟斷，又如何能要求一般的人民講理？”司神父接着說：“當然，有時候，我和中國學者在一起讨論問題，我提出不同的意見，也有學者會說：‘我不同意你，不過，我現在說不出道理，等我回去想想，再來和你讨論。
’然而，能用這種态度來讨論問題的，實在沒有幾個。
” 我問：“你是不是認為中國人講禮，妨礙了講理？” “其實，講禮和講理，是可以同時進行的，”司神父強調，“但必須經過學習，同時要有起碼的彼此尊重，能力也要相稱，才能夠講理。
至于‘禮義之邦’大概是中國人後來附會的說法，應該稱‘禮樂之邦’才對，因為中國曆史上說周公制禮作樂。
” 司神父對中國古籍了解之深，令我驚訝。
“紀元前五世紀蘇格拉底時代，希臘人自稱是‘理樂之邦’，”司神父用筆寫出中文“理”字，表明不同于“禮”字，“他們非常重視音樂，認為音樂是理的完美表現，理如果脫離音樂，就像人生失去了美。
希臘人的人生哲學，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kalosk‘agathos，前面一個字kalos，是‘美’，後面一個字agathos，是‘善’，中間一個k‘是kai的簡寫， 是‘和’的意思。
希臘人認為，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達到kalosk‘agathos，美與善合一。
善，存在于理中，美，表現在音樂裡，所以，希臘人自稱‘理樂之邦’，和中國人自稱‘禮義之邦’，是很有趣的東西文化對照。
” 我靜靜地聽着。
“不過，”司神父說，“中國人講‘禮’，卻隻是虛禮———面子，‘理’則受到壓抑，不能伸張。
且音樂的藝術功能，在整個中國文化發展中，一直受不到重視，連帶和文學結合的戲曲，也發展得很遲。
直到十三世紀元朝，蒙古的統治者，還不懂向中國民間藝術伸出政治高壓的巨掌，中國戲曲才開始得到萌芽。
” 中國人的禮，就是面子，司神父的話像一記春雷。
“另外和音樂相關的詩歌，中國也和希臘詩歌，大不相同，”司神父說，“中國人沒有史詩（epic），沒有像荷馬那樣壯闊的史詩。
中國人的詩，常常隻寫一己、一時、一地的感受。
詩意（image）雖美，但隻注重個人，不着重對大自然的觀察和描寫。
即使寫，也隻是用來烘托個人的感受，更不要說對整個民族觀照的史詩。
還有一點奇怪的是，蒙古人和漢人不同，蒙古人有史詩。
” “這個原因是什麼？”我問。
“我還不是很清楚地知道，隻是發現這個現象。
也許你可以告訴我，中國人為什麼輕視這些？” 聽到司神父的問題，然而，我的思維卻仍環繞在他前面講的“中國人的禮，就是面子”那句話上久久不去。
我回想起，不久前和司神父一起用餐的一幕：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有一家裝潢十分高雅考究，取個洋名叫Royal，中譯作“老爺”的餐廳，三樓的明宮廳供應中國菜。
我們去的那天，生意非常好，等了一會兒，終于等到一張剛空出來的桌子。
司神父和我坐定後，女侍把前面客人吃剩的菜肴撤去，就在染了一攤醬油污漬的白桌布上，加鋪一小塊橘紅方巾，立刻擺上我們的碗筷。
她的動作，娴熟而自然。
司神父等女侍走開後，指着露出醬油污漬的白桌布，說： “你看，這就是面子！加上一塊小紅巾，就有了‘面子’，下面是什麼，肮不肮髒，就不需要計較了。
” 平時，常聽到有人說： “這是太不給面子了……” “不給面子，就是存心跟我過不去嘛！” “賞臉的話，請……” “這樣做，真是夠有面子……” 這類話，在我們日常生活中，豈不比比皆是！在這一張張“面子”之下，我們中國人是不是忽略了“裡子”？我們的生活中，類似“老爺餐廳”高貴的金碧輝煌之下，掩蓋着多少醬油污漬，又有多少人注意到？ 神遊到這裡，才想起我無法回答司神父的問話，于是我問： “你是語言學家，從語言上，中國人的思考方式和西方人有什麼不同？” “中國人的語言，和其他國家的語言，并沒有不同，”司神父簡潔地說，“中國人常常喜歡自負地說，中國語言是獨一無二的，這個态度和世界上許多國家的人的态度一樣，其實，這是膚淺、幼稚的說法。
” “中國語言動詞沒有時态變化，”我說，“名詞沒有單數、多數之分，不是和西方語言不同嗎？” “那隻是表達方式不同，并不是語言系統、思考邏輯上的不同。
例如：中國人用‘過’、‘了’表示時态，用‘兩個’、‘三個’表示數量，并不是說中國人沒有時态或數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