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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紐約》，應中國留學生邀宴的文章。
賽珍珠在筵席間當場宣布，她準備把中國古典小說《水浒傳》，翻譯成英文，向西方人介紹中國文學時，在紐約的中國留學生頓時提出異議，這些留學生認為把中國下層社會的黑暗面，打家劫舍、殺人越貨、吃人肉等殘酷的暴行，介紹到外國去，無疑是一件丢中國人臉的事，他們希望賽珍珠翻譯一本描寫中國人純潔無邪的書。
司神父對這些留學生的意見，感到異常震驚，他說： “他們是高級知識分子，卻持這樣的看法，認為《水浒傳》是中國人的恥辱，難道不知道世界上無論什麼地方的人，都有情欲，都有人性的黑暗面？有誰會因莎士比亞寫邪惡的人物、淫蕩的女子，就會輕視英國的文化？因此，這些中國留學生給我的印象是，他們自欺得厲害。
這種‘自欺’（Self-delusion），實在是中國人的好面子，喜歡蒙騙一切真相的根本原因。
” “中國人有沒有優點？”我想從另一個角度，看看這位外國人對中國人的評價。
“當然有，”司神父首先舉出了“忠心”（loyalty），“和中國人相處，開始時他們很多疑，但一處久了之後，他們對人非常忠心。
” “什麼叫‘忠心’？”我問。
“譬如，他們會竭盡所能來幫助你，為你服務，保護你。
中國人當他們一旦和你成為真正的朋友時———雖然，那往往要經過很長的時間，他願意無條件為你做許多事，且不求回報。
其次，中國人很富于外交能力。
中國人天生就富口才，個個是外交家。
即使目不識丁的文盲，他們都有很強的說服力，他都有令人難以拒絕的本領，使你為了說一個‘不’字，感到很不好意思。
” “那算是優點嗎？”我問。
“起碼，那是一種性格的特質（Quality），”司神父說，“中國人的忍耐力是驚人的，是巨大無比的。
”看過中國農村貧苦生活的面目，體驗過中國人近代紛亂疊起的變遷，司神父說，“我沒有看過比中國更能吃苦的民族。
” “另外一點，”司神父繼續說，“中國人對知識學問充滿了崇仰，學習被看做很重要的事。
” “柏楊說，中國人喜歡上學，卻不喜歡讀書，”我提出質疑，“你以為如何？” “中國人的确喜歡上學，對學習甚至崇敬般感動，但，他們的動機我還不清楚。
” 在語言學和甲骨文中鑽研數十年，跻身于中國學術界最高階層──中央研究院的司神父說，“在中國，絕大多數時候，我都和中下階層的中國人相處，偶然才和上流社會的中國人打交道。
我發現上流人士中，有許多正派、高尚又仁慈的人，然而，有一項不變的事實是，這些上流人士對中國傳統社會體制中産生的嚴重不公，毫無知覺──這種社會體制目前仍持續保持。
雖然，他們有時慈悲為懷，但，身為高級知識分子，他們對這種不公應負責任，應采取變革，竟毫無概念。
從頭到尾，他們一貫的想法，就是不要任何改變。
” 我想起寫《資治通鑒》的司馬光，正是這樣一個典型。
“保持既有，不求改變，正是儒家的精神，”司神父見我墜入沉思，繼續高昂地說，“中下階層的小市民當然在整個國家現代化的建設中，并不是完全清白無辜，但，他們那種對苦難的承擔，和無休無止做苦力的精神，與生俱來的謙卑和殷勤，實在是令我心折，盡管他們語言粗魯，但，在我的面前，他們從不失敏感和纖細。
” 從客觀立場來評估中國傳統文化的司神父，在他發表了那麼豐富的言論之後，我想聽聽他再談談儒家。
“你對儒家是全盤否定？”我問。
“應該這麼說，”司神父又補充說，“對儒家負面影響的看法，我曾經遭受過很強烈的反對。
我必須承認，這個問題的看法，有許多不同的角度。
但，總括來說，後來的儒家學派，對中國社會是一點助益也沒有。
雖然，在早期儒家著述中，‘對暴政有革命權利’的思想，偶然也曾靈光一閃，但，卻後繼無人，即使有，也不曾發生過影響力！” “我提出了中國人那麼多的缺點，我想我一定完了，大概有很多人會因此憤怒不已，”司神父重提他的憂慮，他認為一個外國人要批評中國人是一件危險的事，因為忠言畢竟逆耳，“不過，我這些‘醜話’，一點也沒有‘醜化’中國人的意思。
有些人是沒有辦法懂的，就好像我常常找不到東西時，我會開玩笑地向旁邊的人說：‘我真的需要一位太太來幫我的忙！’立刻就有人覺得我的話驚世駭俗，把我當做一個行為不檢的神父來看待，你說糟不糟！” “我聽得懂你的話，”我告訴司神父，我說，“我完全懂你的意思，因為，我也常常找不到東西，我比你更需要一位太太。
”
賽珍珠在筵席間當場宣布，她準備把中國古典小說《水浒傳》，翻譯成英文，向西方人介紹中國文學時，在紐約的中國留學生頓時提出異議，這些留學生認為把中國下層社會的黑暗面，打家劫舍、殺人越貨、吃人肉等殘酷的暴行，介紹到外國去，無疑是一件丢中國人臉的事，他們希望賽珍珠翻譯一本描寫中國人純潔無邪的書。
司神父對這些留學生的意見，感到異常震驚，他說： “他們是高級知識分子，卻持這樣的看法，認為《水浒傳》是中國人的恥辱，難道不知道世界上無論什麼地方的人，都有情欲，都有人性的黑暗面？有誰會因莎士比亞寫邪惡的人物、淫蕩的女子，就會輕視英國的文化？因此，這些中國留學生給我的印象是，他們自欺得厲害。
這種‘自欺’（Self-delusion），實在是中國人的好面子，喜歡蒙騙一切真相的根本原因。
” “中國人有沒有優點？”我想從另一個角度，看看這位外國人對中國人的評價。
“當然有，”司神父首先舉出了“忠心”（loyalty），“和中國人相處，開始時他們很多疑，但一處久了之後，他們對人非常忠心。
” “什麼叫‘忠心’？”我問。
“譬如，他們會竭盡所能來幫助你，為你服務，保護你。
中國人當他們一旦和你成為真正的朋友時———雖然，那往往要經過很長的時間，他願意無條件為你做許多事，且不求回報。
其次，中國人很富于外交能力。
中國人天生就富口才，個個是外交家。
即使目不識丁的文盲，他們都有很強的說服力，他都有令人難以拒絕的本領，使你為了說一個‘不’字，感到很不好意思。
” “那算是優點嗎？”我問。
“起碼，那是一種性格的特質（Quality），”司神父說，“中國人的忍耐力是驚人的，是巨大無比的。
”看過中國農村貧苦生活的面目，體驗過中國人近代紛亂疊起的變遷，司神父說，“我沒有看過比中國更能吃苦的民族。
” “另外一點，”司神父繼續說，“中國人對知識學問充滿了崇仰，學習被看做很重要的事。
” “柏楊說，中國人喜歡上學，卻不喜歡讀書，”我提出質疑，“你以為如何？” “中國人的确喜歡上學，對學習甚至崇敬般感動，但，他們的動機我還不清楚。
” 在語言學和甲骨文中鑽研數十年，跻身于中國學術界最高階層──中央研究院的司神父說，“在中國，絕大多數時候，我都和中下階層的中國人相處，偶然才和上流社會的中國人打交道。
我發現上流人士中，有許多正派、高尚又仁慈的人，然而，有一項不變的事實是，這些上流人士對中國傳統社會體制中産生的嚴重不公，毫無知覺──這種社會體制目前仍持續保持。
雖然，他們有時慈悲為懷，但，身為高級知識分子，他們對這種不公應負責任，應采取變革，竟毫無概念。
從頭到尾，他們一貫的想法，就是不要任何改變。
” 我想起寫《資治通鑒》的司馬光，正是這樣一個典型。
“保持既有，不求改變，正是儒家的精神，”司神父見我墜入沉思，繼續高昂地說，“中下階層的小市民當然在整個國家現代化的建設中，并不是完全清白無辜，但，他們那種對苦難的承擔，和無休無止做苦力的精神，與生俱來的謙卑和殷勤，實在是令我心折，盡管他們語言粗魯，但，在我的面前，他們從不失敏感和纖細。
” 從客觀立場來評估中國傳統文化的司神父，在他發表了那麼豐富的言論之後，我想聽聽他再談談儒家。
“你對儒家是全盤否定？”我問。
“應該這麼說，”司神父又補充說，“對儒家負面影響的看法，我曾經遭受過很強烈的反對。
我必須承認，這個問題的看法，有許多不同的角度。
但，總括來說，後來的儒家學派，對中國社會是一點助益也沒有。
雖然，在早期儒家著述中，‘對暴政有革命權利’的思想，偶然也曾靈光一閃，但，卻後繼無人，即使有，也不曾發生過影響力！” “我提出了中國人那麼多的缺點，我想我一定完了，大概有很多人會因此憤怒不已，”司神父重提他的憂慮，他認為一個外國人要批評中國人是一件危險的事，因為忠言畢竟逆耳，“不過，我這些‘醜話’，一點也沒有‘醜化’中國人的意思。
有些人是沒有辦法懂的，就好像我常常找不到東西時，我會開玩笑地向旁邊的人說：‘我真的需要一位太太來幫我的忙！’立刻就有人覺得我的話驚世駭俗，把我當做一個行為不檢的神父來看待，你說糟不糟！” “我聽得懂你的話，”我告訴司神父，我說，“我完全懂你的意思，因為，我也常常找不到東西，我比你更需要一位太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