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内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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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難繼，此人之所知也。
然圓神方智，自有載籍以還，二者不偏廢也。
不能究六藝之深耳，未有不得其遺意者也。
史氏繼《春秋》而有作，莫如馬、班，馬則近於圓而神，班則近於方以智也。
《尚書》一變而為左氏之《春秋》，《尚書》無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緯經也。
左氏一變而為史遷之紀傳，左氏依年月而遷書分類例，以搜逸也。
遷書一變而為班氏之斷代，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以示包括也。
就形貌而言，遷書遠異左氏，而班史近同遷書，蓋左氏體直，自為編年之祖，而馬、班曲備，皆為紀傳之祖也。
推精微而言，則遷書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遷書也遠；蓋遷書體圓用神，多得《尚書》之遺；班氏體方用智，多得官禮之意也。
遷書紀、表、書、傳，本左氏而略示區分，不甚拘拘於題目也。
《伯夷列傳》，乃七十篇之序例，非專為伯夷傳也。
《屈賈列傳》所以惡绛、灌之讒，其叙屈之文，非為屈氏表忠，乃吊賈之賦也。
《倉公》錄其醫案，《貨殖》兼書物産，《龜策》但言蔔筮，亦有因事命篇之意，初不沾沾為一人具始末也。
《張耳陳馀》，因此可以見彼耳。
《孟子荀卿》，總括遊士著書耳。
名姓标題，往往不拘義例，僅取名篇，譬如《關雎》、《鹿鳴》，所指乃在嘉賓淑女，而或且譏其位置不倫，(如孟子與三鄒子。
)或又摘其重複失檢，(如子貢已在《弟子傳》，又見於《貨殖》。
)不知古人著書之旨，而轉以後世拘守之成法，反訾古人之變通，亦知遷書體圓而用神，猶有《尚書》之遺者乎！ 遷《史》不可為定法，固《書》因遷之體，而為一成之義例，遂為後世不祧之宗焉。
三代以下，史才不世出，而謹守繩墨，待其人而後行，勢之不得不然也。
然而固《書》本撰述而非記注，則於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圓且神者，以為之裁制，是以能成家，而可以傳世行遠也。
後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紀表志傳，同於科舉之程式，官府之簿書，則於記注撰述，兩無所似，而古人著書之宗旨，不可複言矣。
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猶拘守成法，以謂其書固祖馬而宗班也，而史學之失傳也久矣！ 曆法久則必差，推步後而愈密，前人所以論司天也。
而史學亦複類此。
《尚書》變而為《春秋》，則因事命篇，不為常例者，得從比事屬辭為稍密矣。
《左》、《國》變而為紀傳，則年經事緯，不能旁通者，得從類别區分為益密矣。
紀傳行之千有馀年，學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飲饑食，無更易矣。
然無别識心裁，可以傳世行遠之具；而斤斤如守科舉之程式，不敢稍變；如治胥吏之簿書，繁不可删。
以雲方智，則冗複疏舛，難為典據；以雲圓神，則蕪濫浩瀚，不可誦識。
蓋族史但知求全於紀表志傳之成規，而書為體例所拘，但欲方圓求備，不知紀傳原本《春秋》，《春秋》原合《尚書》之初意也。
《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紀傳實為三代以後之良法，而演習既久，先王之大經大法，轉為末世拘守之紀傳所蒙，曷可不思所以變通之道欤？ 左氏編年，不能曲分類例，《史》、《漢》紀表傳志，所以濟類例之窮也。
族史轉為類例所拘，以緻書繁而事晦；亦猶訓诂注疏，所以釋經，俗師反溺訓诂注疏而晦經旨也。
夫經為解晦，當求無解之初；史為例拘，當求無例之始。
例自《春秋》左氏始也，盍求《尚書》未入《春秋》之初意欤？ 神奇化臭腐，臭腐複化為神奇，解《莊》書者，以謂天地自有變化，人則從而奇腐雲耳。
事屢變而複初，文飾窮而反質，天下自然之理也。
《尚書》圓而神，其於史也，可謂天之至矣。
非其人不行，故折入左氏，而又合流於馬、班，蓋自劉知幾以還，莫不以謂書教中絕，史官不得衍其緒矣。
又自《隋·經籍志》著錄，以紀傳為正史，編年為古史，曆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紀傳而乙編年。
則馬、班之史，以支子而嗣《春秋》，荀悅、袁宏，且以左氏大宗，而降為旁庶矣。
司馬《通鑒》病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
袁樞《紀事本末》又病《通鑒》之合，而分之以事類。
按本末之為體也，因事命篇，不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隐括，無遺無濫。
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斯真《尚書》之遺也。
在袁氏初無其意，且其學亦未足與此，書亦不盡合於所稱。
故曆代著錄諸家，次其書於雜史。
自屬纂錄之家，便觀覽耳。
但即其成法，沉思冥索，加以神明變化，則古史之原，隐然可見。
書有作者甚淺，而觀者甚深，此類是也。
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複化為神奇，本一理耳。
夫史為記事之書。
事萬變而不齊，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則必因事命篇，不為常例所拘，而後能起訖自如，無一言之或遺而或溢也。
此《尚書》之所以神明變化，不可方物。
降而左氏之傳，已不免於以文徇例，理勢不得不然也。
以上古神聖之制作，而責於晚近之史官，豈不懸絕欤！不知經不可學而能，意固可師而仿也。
且《尚書》固有不可盡學者也，即《紀事本末》，不過纂錄小書，亦不盡取以為史法，而特以義有所近，不得以辭害意也。
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質之中，則師《尚書》之意，而以遷《史》義例，通左氏之裁制焉，所以救紀傳之極弊，非好為更張也。
紀傳雖創於史遷，然亦有所受也。
觀於《太古年紀》、《夏殷春秋》《竹書紀年》，則本紀編年之例，自文字以來，即有之矣。
《尚書》為史文之别具，如用左氏之例，而合於編年，即傳也。
以《尚書》之義，為《春秋》之傳，則左氏不緻以文徇例，而浮文之刊落者多矣。
以《尚書》之義，為遷《史》之傳，則八書三十世家，不必分類，皆可仿左氏而統名曰傳。
或考典章制作，或叙人事終始，或究一人之行，(即列傳本體。
)或合同類之事，或錄一時之言，(訓诰之類。
)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緯本紀。
則較之左氏翼經，可無局於年月後先之累；較之遷《史》之分列，可無歧出互見之煩。
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簡而義益加精，豈非文質之适宜，古今之中道欤？至於人名事類，合於本末之中，難於稽檢，則别編為表，以經緯之；天象地形，輿服儀器，非可本末該之，且亦難以文字著者，别繪為圖，以表明之。
蓋通《尚書》、《春秋》之本原，而拯馬《史》、班《書》之流弊，其道莫過於此。
至於創立新裁，疏别條目，較古今之述作，定一書之規模，别具《圓通》之篇，此不具言。
邵氏晉涵雲："紀傳史裁，參仿袁樞，是貌同心異。
以之上接《尚書》家言，是貌異心同。
是篇所推，於六藝為支子，於史學為大宗；於前史為中流砥柱，於後學為蠶叢開山。
" ○詩教上 周衰文弊，六藝道息，而諸子争鳴。
蓋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故論文於戰國，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
戰國之文，奇邪錯出，而裂於道，人知之；其源皆出於六藝，人不知也。
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人不知；其源多出於《詩》教，人愈不知也。
知文體備於戰國，而始可與論後世之文。
知諸家本於六藝，而後可與論戰國之文，知戰國多出於《詩》教，而後可與論六藝之文；可與論六藝之文，而後可與離文而見道；可與離文而見道，而後可與奉道而折諸家之文也。
戰國之文，其源皆出於六藝，何謂也？曰：道體無所不該，六藝足以盡之。
諸子之為書，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於道體之一端，而後乃能恣肆其說，以成一家之言也。
所謂一端者，無非六藝之所該，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謂諸子果能服六藝之教，而出辭必衷於是也。
《老子》說本陰陽，《莊》、《列》寓言假象，《易》教也。
鄒衍侈言天地，關尹推衍五行，《書》教也。
管、商法制，義存政典，《禮》教也。
申、韓刑名，旨歸賞罰，《春秋》教也。
其他楊、墨、尹文之言，蘇、張、孫、吳之術，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錄》之所叙論，皆於物曲人官，得其一緻，而不自知為六典之遺也。
戰國之文，既源於六藝，又謂多出於《詩》教，何謂也？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
縱橫之學，本於古者行人之官。
觀春秋之辭命，列國大夫，聘問諸侯，出使專對，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
至戰國而抵掌揣摩，騰說以取富貴，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謂非行人辭命之極也。
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奚為？"是則比興之旨，諷谕之義，固行人之所肄也。
縱橫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諷也。
九流之學，承官曲於六典，雖或原於《書》、《易》、《春秋》，其質多本於禮教，為其體之有所該也。
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縱橫，所以文其質也。
古之文質合於一，至戰國而各具之質；當其用也，必兼縱橫之辭以文之，周衰文弊之效也。
故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
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何謂也？曰：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著作衰而辭章之學興。
文集者，辭章不專家，而萃聚文墨，以為蛇龍之菹也。
(詳見《文集》篇。
)後賢承而不廢者，江河導而其勢不容複遏也。
經學不專家，而文集有經義；史學不專家，而文集有傳記；立言不專家，(即諸子書也。
)而文集有論辨。
後世之文集，舍經義與傳記論辨之三體，其馀莫非辭章之屬也。
而辭章實備於戰國，承其流而代變其體制焉。
學者不知，而溯摯虞所裒之《流别》，(摯虞有《文章流别傳》。
)甚且以蕭梁《文選》，舉為辭章之祖也，其亦不知古今流别之義矣。
今即《文選》諸體，以徵戰國之赅備。
(摯虞《流别》，孔逭《文苑》，今俱不傳，故據《文選》。
)京都諸賦，蘇、張縱橫六國，侈陳形勢之遺也。
《上林》、《羽獵》，安陵之從田，龍陽之同釣也。
《客難》、《解嘲》，屈原之《漁父》、《蔔居》，莊周之惠施問難也。
韓非《儲說》，比事徵偶，《連珠》之所肇也。
(前人已有言及之者。
)而或以為始於傅毅之徒，(傅玄之言。
)非其質矣。
孟子問齊王之大欲，曆舉輕暧肥甘，聲音采色，《七林》之所啟也；而或以為創之枚乘，忘其祖矣。
鄒陽辨謗於梁王，江淹陳辭於建平，蘇秦之自解忠信而獲罪也。
《過秦》、《王命》、《六代》、《辨亡》諸論，抑揚往複，詩人諷谕之旨，孟、荀所以稱述先生，儆時君也。
(屈原上稱帝喾，中述湯、武，下道齊桓
然圓神方智，自有載籍以還，二者不偏廢也。
不能究六藝之深耳，未有不得其遺意者也。
史氏繼《春秋》而有作，莫如馬、班，馬則近於圓而神，班則近於方以智也。
《尚書》一變而為左氏之《春秋》，《尚書》無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緯經也。
左氏一變而為史遷之紀傳，左氏依年月而遷書分類例，以搜逸也。
遷書一變而為班氏之斷代，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以示包括也。
就形貌而言，遷書遠異左氏，而班史近同遷書，蓋左氏體直，自為編年之祖，而馬、班曲備，皆為紀傳之祖也。
推精微而言，則遷書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遷書也遠；蓋遷書體圓用神，多得《尚書》之遺；班氏體方用智，多得官禮之意也。
遷書紀、表、書、傳，本左氏而略示區分，不甚拘拘於題目也。
《伯夷列傳》，乃七十篇之序例，非專為伯夷傳也。
《屈賈列傳》所以惡绛、灌之讒，其叙屈之文，非為屈氏表忠，乃吊賈之賦也。
《倉公》錄其醫案，《貨殖》兼書物産，《龜策》但言蔔筮，亦有因事命篇之意，初不沾沾為一人具始末也。
《張耳陳馀》，因此可以見彼耳。
《孟子荀卿》，總括遊士著書耳。
名姓标題，往往不拘義例，僅取名篇，譬如《關雎》、《鹿鳴》，所指乃在嘉賓淑女，而或且譏其位置不倫，
)或又摘其重複失檢，
)不知古人著書之旨，而轉以後世拘守之成法，反訾古人之變通，亦知遷書體圓而用神，猶有《尚書》之遺者乎！ 遷《史》不可為定法，固《書》因遷之體，而為一成之義例，遂為後世不祧之宗焉。
三代以下，史才不世出，而謹守繩墨，待其人而後行，勢之不得不然也。
然而固《書》本撰述而非記注，則於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圓且神者，以為之裁制，是以能成家，而可以傳世行遠也。
後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紀表志傳，同於科舉之程式，官府之簿書，則於記注撰述，兩無所似，而古人著書之宗旨，不可複言矣。
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猶拘守成法，以謂其書固祖馬而宗班也，而史學之失傳也久矣！ 曆法久則必差，推步後而愈密，前人所以論司天也。
而史學亦複類此。
《尚書》變而為《春秋》，則因事命篇，不為常例者，得從比事屬辭為稍密矣。
《左》、《國》變而為紀傳，則年經事緯，不能旁通者，得從類别區分為益密矣。
紀傳行之千有馀年，學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飲饑食，無更易矣。
然無别識心裁，可以傳世行遠之具；而斤斤如守科舉之程式，不敢稍變；如治胥吏之簿書，繁不可删。
以雲方智，則冗複疏舛，難為典據；以雲圓神，則蕪濫浩瀚，不可誦識。
蓋族史但知求全於紀表志傳之成規，而書為體例所拘，但欲方圓求備，不知紀傳原本《春秋》，《春秋》原合《尚書》之初意也。
《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紀傳實為三代以後之良法，而演習既久，先王之大經大法，轉為末世拘守之紀傳所蒙，曷可不思所以變通之道欤？ 左氏編年，不能曲分類例，《史》、《漢》紀表傳志，所以濟類例之窮也。
族史轉為類例所拘，以緻書繁而事晦；亦猶訓诂注疏，所以釋經，俗師反溺訓诂注疏而晦經旨也。
夫經為解晦，當求無解之初；史為例拘，當求無例之始。
例自《春秋》左氏始也，盍求《尚書》未入《春秋》之初意欤？ 神奇化臭腐，臭腐複化為神奇，解《莊》書者，以謂天地自有變化，人則從而奇腐雲耳。
事屢變而複初，文飾窮而反質，天下自然之理也。
《尚書》圓而神，其於史也，可謂天之至矣。
非其人不行，故折入左氏，而又合流於馬、班，蓋自劉知幾以還，莫不以謂書教中絕，史官不得衍其緒矣。
又自《隋·經籍志》著錄，以紀傳為正史，編年為古史，曆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紀傳而乙編年。
則馬、班之史，以支子而嗣《春秋》，荀悅、袁宏，且以左氏大宗，而降為旁庶矣。
司馬《通鑒》病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
袁樞《紀事本末》又病《通鑒》之合，而分之以事類。
按本末之為體也，因事命篇，不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隐括，無遺無濫。
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斯真《尚書》之遺也。
在袁氏初無其意，且其學亦未足與此，書亦不盡合於所稱。
故曆代著錄諸家，次其書於雜史。
自屬纂錄之家，便觀覽耳。
但即其成法，沉思冥索，加以神明變化，則古史之原，隐然可見。
書有作者甚淺，而觀者甚深，此類是也。
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複化為神奇，本一理耳。
夫史為記事之書。
事萬變而不齊，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則必因事命篇，不為常例所拘，而後能起訖自如，無一言之或遺而或溢也。
此《尚書》之所以神明變化，不可方物。
降而左氏之傳，已不免於以文徇例，理勢不得不然也。
以上古神聖之制作，而責於晚近之史官，豈不懸絕欤！不知經不可學而能，意固可師而仿也。
且《尚書》固有不可盡學者也，即《紀事本末》，不過纂錄小書，亦不盡取以為史法，而特以義有所近，不得以辭害意也。
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質之中，則師《尚書》之意，而以遷《史》義例，通左氏之裁制焉，所以救紀傳之極弊，非好為更張也。
紀傳雖創於史遷，然亦有所受也。
觀於《太古年紀》、《夏殷春秋》《竹書紀年》，則本紀編年之例，自文字以來，即有之矣。
《尚書》為史文之别具，如用左氏之例，而合於編年，即傳也。
以《尚書》之義，為《春秋》之傳，則左氏不緻以文徇例，而浮文之刊落者多矣。
以《尚書》之義，為遷《史》之傳，則八書三十世家，不必分類，皆可仿左氏而統名曰傳。
或考典章制作，或叙人事終始，或究一人之行，
)或合同類之事，或錄一時之言，
)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緯本紀。
則較之左氏翼經，可無局於年月後先之累；較之遷《史》之分列，可無歧出互見之煩。
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簡而義益加精，豈非文質之适宜，古今之中道欤？至於人名事類，合於本末之中，難於稽檢，則别編為表，以經緯之；天象地形，輿服儀器，非可本末該之，且亦難以文字著者，别繪為圖，以表明之。
蓋通《尚書》、《春秋》之本原，而拯馬《史》、班《書》之流弊，其道莫過於此。
至於創立新裁，疏别條目，較古今之述作，定一書之規模，别具《圓通》之篇，此不具言。
邵氏晉涵雲："紀傳史裁，參仿袁樞，是貌同心異。
以之上接《尚書》家言，是貌異心同。
是篇所推，於六藝為支子，於史學為大宗；於前史為中流砥柱，於後學為蠶叢開山。
" ○詩教上 周衰文弊，六藝道息，而諸子争鳴。
蓋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故論文於戰國，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
戰國之文，奇邪錯出，而裂於道，人知之；其源皆出於六藝，人不知也。
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人不知；其源多出於《詩》教，人愈不知也。
知文體備於戰國，而始可與論後世之文。
知諸家本於六藝，而後可與論戰國之文，知戰國多出於《詩》教，而後可與論六藝之文；可與論六藝之文，而後可與離文而見道；可與離文而見道，而後可與奉道而折諸家之文也。
戰國之文，其源皆出於六藝，何謂也？曰：道體無所不該，六藝足以盡之。
諸子之為書，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於道體之一端，而後乃能恣肆其說，以成一家之言也。
所謂一端者，無非六藝之所該，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謂諸子果能服六藝之教，而出辭必衷於是也。
《老子》說本陰陽，《莊》、《列》寓言假象，《易》教也。
鄒衍侈言天地，關尹推衍五行，《書》教也。
管、商法制，義存政典，《禮》教也。
申、韓刑名，旨歸賞罰，《春秋》教也。
其他楊、墨、尹文之言，蘇、張、孫、吳之術，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錄》之所叙論，皆於物曲人官，得其一緻，而不自知為六典之遺也。
戰國之文，既源於六藝，又謂多出於《詩》教，何謂也？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
縱橫之學，本於古者行人之官。
觀春秋之辭命，列國大夫，聘問諸侯，出使專對，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
至戰國而抵掌揣摩，騰說以取富貴，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謂非行人辭命之極也。
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奚為？"是則比興之旨，諷谕之義，固行人之所肄也。
縱橫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諷也。
九流之學，承官曲於六典，雖或原於《書》、《易》、《春秋》，其質多本於禮教，為其體之有所該也。
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縱橫，所以文其質也。
古之文質合於一，至戰國而各具之質；當其用也，必兼縱橫之辭以文之，周衰文弊之效也。
故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
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何謂也？曰：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著作衰而辭章之學興。
文集者，辭章不專家，而萃聚文墨，以為蛇龍之菹也。
)後賢承而不廢者，江河導而其勢不容複遏也。
經學不專家，而文集有經義；史學不專家，而文集有傳記；立言不專家，
)而文集有論辨。
後世之文集，舍經義與傳記論辨之三體，其馀莫非辭章之屬也。
而辭章實備於戰國，承其流而代變其體制焉。
學者不知，而溯摯虞所裒之《流别》，
)甚且以蕭梁《文選》，舉為辭章之祖也，其亦不知古今流别之義矣。
今即《文選》諸體，以徵戰國之赅備。
)京都諸賦，蘇、張縱橫六國，侈陳形勢之遺也。
《上林》、《羽獵》，安陵之從田，龍陽之同釣也。
《客難》、《解嘲》，屈原之《漁父》、《蔔居》，莊周之惠施問難也。
韓非《儲說》，比事徵偶，《連珠》之所肇也。
)而或以為始於傅毅之徒，
)非其質矣。
孟子問齊王之大欲，曆舉輕暧肥甘，聲音采色，《七林》之所啟也；而或以為創之枚乘，忘其祖矣。
鄒陽辨謗於梁王，江淹陳辭於建平，蘇秦之自解忠信而獲罪也。
《過秦》、《王命》、《六代》、《辨亡》諸論，抑揚往複，詩人諷谕之旨，孟、荀所以稱述先生，儆時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