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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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能約《春秋》大義，立法立例，善則褒之，惡則貶之，苟有不得已須當避者，稍微其詞可也，不宜使後人千餘年而不知其意也。
若善不能勸，惡不能戒，則是文字将何用哉？既書之而惡者自不戒，善者自不勸，則人之罪也，于文何過哉？弼常病今之人，作文字無所發明，但依違模棱而已。
人之為善固不易，有遭讒毀者，有被竄斥者，有窮困寒餓者，甚則誅死族滅。
而執筆者但求自便，不與之表顯，誠罪人也。
人之為惡者，必用奸謀巧詐，貨賂朋黨，多方以逃刑戮，況不止刑戮是逃，以至子子孫孫享其餘蔭而不絕，可謂大幸矣。
執筆者又憚之，不敢書其惡，則惡者愈惡，而善人常沮塞不振矣。
君子為小人所勝所抑者，不過祿位耳。
惟有三四寸竹管子，向口角頭褒善貶惡，使善人貴，惡人賤，善人生，惡人死，須是由我始得，不可更有所畏怯而噤默，受不快活也。
向作《希文墓志》，蓋用此法，但恨有其意而無其詞，亦自謂希文之善稍彰，奸人之惡稍暴矣。
今永叔亦雲：‘胸臆有欲道者，誠當無所避，皎然寫之，洩忠義之憤，不亦快哉！’則似以弼之說為是也。
然弼之說，蓋公是公非，非于惡人有所加諸也，如《希文墓志》中，所诋奸人皆指事據實，盡是天下人聞知者，即非創意為之，彼家數子皆有權位，必大起謗議，斷不恤也。
”初，寶元、慶曆間，範公、富公、歐陽公，天下正論所自出。
範公薨，富公、歐陽公相約書其事矣。
歐陽公後複不然，何也？予讀富公之書至汗出，尚以《春秋》之誅為未快，嗚呼，可畏哉！ 英宗初臨禦，韓魏公為相，富鄭公為樞密相。
一日，韓公進拟數官者策立有勞，當遷官。
富公曰：“先帝以神器付陛下，此輩何功可書？”韓公有愧色。
後韓公帥長安，為範堯夫言其事，曰：“琦便怕它富相公也。
” 登州有婦人阿雲謀殺夫而自承者，知州許遵謂法因犯殺傷而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科故殺傷法，而敕有因疑被執，招承減等之制，即以按問欲舉聞，意以謀為殺之因，所因得首，合從原減。
事下百官議，蓋鬥殺、劫殺，鬥與劫為殺因，故按問欲舉，可減以謀而殺，則謀非因，所不可減。
司馬文正公議曰：“殺傷之中，自有兩等，輕重不同。
其處心積慮
學者能約《春秋》大義，立法立例，善則褒之，惡則貶之，苟有不得已須當避者，稍微其詞可也，不宜使後人千餘年而不知其意也。
若善不能勸，惡不能戒，則是文字将何用哉？既書之而惡者自不戒，善者自不勸，則人之罪也，于文何過哉？弼常病今之人，作文字無所發明，但依違模棱而已。
人之為善固不易，有遭讒毀者，有被竄斥者，有窮困寒餓者，甚則誅死族滅。
而執筆者但求自便，不與之表顯，誠罪人也。
人之為惡者，必用奸謀巧詐，貨賂朋黨，多方以逃刑戮，況不止刑戮是逃，以至子子孫孫享其餘蔭而不絕，可謂大幸矣。
執筆者又憚之，不敢書其惡，則惡者愈惡，而善人常沮塞不振矣。
君子為小人所勝所抑者，不過祿位耳。
惟有三四寸竹管子，向口角頭褒善貶惡，使善人貴，惡人賤，善人生，惡人死，須是由我始得，不可更有所畏怯而噤默，受不快活也。
向作《希文墓志》，蓋用此法，但恨有其意而無其詞，亦自謂希文之善稍彰，奸人之惡稍暴矣。
今永叔亦雲：‘胸臆有欲道者，誠當無所避，皎然寫之，洩忠義之憤，不亦快哉！’則似以弼之說為是也。
然弼之說，蓋公是公非，非于惡人有所加諸也，如《希文墓志》中，所诋奸人皆指事據實，盡是天下人聞知者，即非創意為之，彼家數子皆有權位，必大起謗議，斷不恤也。
”初，寶元、慶曆間，範公、富公、歐陽公，天下正論所自出。
範公薨，富公、歐陽公相約書其事矣。
歐陽公後複不然，何也？予讀富公之書至汗出，尚以《春秋》之誅為未快，嗚呼，可畏哉！ 英宗初臨禦，韓魏公為相，富鄭公為樞密相。
一日，韓公進拟數官者策立有勞，當遷官。
富公曰：“先帝以神器付陛下，此輩何功可書？”韓公有愧色。
後韓公帥長安，為範堯夫言其事，曰：“琦便怕它富相公也。
” 登州有婦人阿雲謀殺夫而自承者，知州許遵謂法因犯殺傷而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科故殺傷法，而敕有因疑被執，招承減等之制，即以按問欲舉聞，意以謀為殺之因，所因得首，合從原減。
事下百官議，蓋鬥殺、劫殺，鬥與劫為殺因，故按問欲舉，可減以謀而殺，則謀非因，所不可減。
司馬文正公議曰：“殺傷之中，自有兩等，輕重不同。
其處心積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