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六 文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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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況乎吐蕃者,為唐之封豕長蛇,無尺寸之效,有邱山之怨,偶一修好,約罷戍兵,而于此言誠信乎?僧孺曰:“徒棄誠信,匹夫之所不為。

    ”其所謂誠信者,蓋亦匹夫之諒而已矣。

    其以利害言之,而曰:“彼若來責,養馬蔚茹川,上平涼坂,萬騎綴回中,不三日至鹹陽橋。

    ”是其張皇虜勢以相恐喝也,與張儀誇秦以脅韓、楚之遊辭,同為千秋所切齒。

    而言之不忌,小人之橫,亦至此哉! 夫吐蕃自憲宗以後,非複昔之吐蕃久矣。

    元和十四年,率十五萬衆圍鹽州,刺史李文悅拒守而不能下,杜叔良以二千五百人擊之,大敗而退;其明年,複寇泾州,李光顔鼓厲神策一軍往救,懼而速退:長慶元年,特遣論讷羅以來求盟,非慕義也,弱喪失魄,畏唐而求安也。

    其主彜泰多病而偷安,不數年,繼以荒淫殘虐之達磨,天變于上,人叛于下,浸衰浸微,而論恐熱、婢婢交相攻以迄于亡。

    安得如僧孺之言,扣鹹陽僑、深人送死而無擇哉?斂手頫\顔,取悉恒謀獻之,使礫于境上,以寒向化之心。

    幸吐蕃之弱也,浸使其彊,日無唐,而镞刃之下豈複有唐乎?  僧孺又曰:“吐蕃四面萬裡,失一維州,未損其勢。

    ”則其欺彌甚矣。

    吐蕃之彊,以其盡有北境也。

    于憲宗之世,全力南徙,以西番重山深谷,地險而腴,據為孤兔之窟,于是而始衰,沙陀、黠戛斯、回纥侵有其故疆矣。

    故韋臯一振于西川,而隴右之患以息。

    其南則南诏方與為難,而碉門、黎、雅之閑,乃其扼要之墟,得之以制其咽吭,則潰散臣服,不勞而奏功。

    西可以收岷、洮,南可以制南诏,北可以捍黠戛斯、回纥之東侵,而唐無西顧之憂。

    其在吐蕃,則大害之所逼也。

    而豈無關于損益哉?  夫夷狄聚則逆而散則順,事理之必然者也。

    拒歸順者以堅其黨,故婢婢曰:“我國無主,則歸大唐。

    ”然與論恐熱百戰而終不歸者,懲悉怛謀之慘,知唐之不足與也。

    以是為誠信,将誰欺乎?夫僧孺豈果崇信以服遠、審勢以圖甯乎?事成于德裕而欲敗之耳。

    小人必快其私怨,而國家之大利,夷夏之大防,皆不勝其恫疑之邪說。

    文宗弗悟而從之,他日追悔而弗及。

    溫公抑遽許之曰:“僧孺所言者義也。

    ”使然,則周公之兼夷狄,孔子之作春秋,必非義而後可矣。

     〖五〗 李宗闵欲逐鄭覃,而李德裕亟薦之,文宗自内宣出,除覃為禦史大夫。

    宗闵曰:“事皆宣出,安用中書?”其妨賢之情,固不可揜然以官守言,則職之所宜争;以國事言,則内降斜封之弊,所宣早杜其漸也。

    崔潭峻以“八年天子聽其行事”折之,讵足以服宗闵哉?鄭覃經術議論果勝大任,人主進一善士,昭昭然揭日月而行之,制下中書,孰敢違者?假令宗闵抗命而中沮,即可按蔽賢之辟,施以斥逐。

    乃若有所重畏而偷發于其所不及覺,以與宰相争勝負之機,其陋有如此者。

    宗闵得持國憲官常以忿怼于下,以此而求折朋黨之危機,宜其難矣。

    故同馬溫公曰:“明不能燭,疆不能斷,使朝廷有黨,人主當以自咎。

    ”其說韪矣。

    乃又曰:“不當以罪群臣。

    ”則于君子立身事上、正己勿求之道,未協于理;而獎輕儇、啟怨尤、激紛争之害,不可複弭。

    元祐、紹聖之際,狺狺如也,卒以滅裂國事,取全盛之宋而亡之。

    一言之失,差以千裡,可不慎哉! 黜陟之權,人主之所以靖國也;格心之道大臣之所以自靖也;進退之節,語默之宜,君子之所以立身也。

    居其位,安其職,盡其誠而不踰其度。

    故人主不審于賢奸之辨,而用舍不決,使小人與君子交持于廷,誠宰相。

    之所深憂。

    然小人者,豈能矯君心之必不然者,而脅上以從已哉?則格心者本也,适人者末也。

    但令崇奢佞鬼、耽酒漁色、牟利殃民、狎宦豎、通女谒之害,一一檠括于宮庭之嗜好;則事之可否、理之得失、人之貞邪,無所蔽窒,而小人自不足以群聚而争勝。

    若其格心之道已盡,而君惛不知,容小人之相牴啎,則引身以退,杜口忘言,用養國家之福,而禍不自我而興。

    故孔子去魯,不争季孫之權。

    孟子去齊,不折王馭之佞。

    在國則忘身,去國則忘世,身之安也,天下之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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