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旨問訊曾靜口供十三條 八、對于孔子的《春秋》大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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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問曾靜:旨意問你書内雲“《春秋》大義,未經先儒講讨,有明三百年,無一人深悉其故。

    幸得東海夫子秉持撐柱”等語。

    孔子成《春秋》,原為君臣父子之大倫,扶植綱常,辨定名分。

    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 今曾靜以亂臣賊子之心,托《春秋》以為說,與孔子經文判然相背,無怪乎明三百年無一人能解。

    不但元、明之人,即漢、唐、宋以來之儒,亦無人能解也。

    惟逆賊呂留良兇悖成性,悍然無忌,與曾靜同一亂賊之性,同一亂賊之見,所以其解略同耳。

    曾靜之惡逆大罪,肆诋朕躬,已為自古亂臣賊子所罕見。

    而呂留良張狂吠,獲罪于聖祖,其罪萬死莫贖,宜曾靜之服膺傾倒,以為千古卓識。

    可問曾靜,呂留良所說《春秋》大義,如何昭然大白于天下?呂留良是域中第一義人,還是域中第一叛逆之人?着他據實供來。

     【譯文】 問曾靜:聖上問你,書信裡有“《春秋》大義,沒有經過前輩大儒解釋研究,明代三百年間沒有一個人能清楚它的内涵,幸虧有東海夫子一柱撐天,了解大意”等說法。

    孔子寫《春秋》,本來是為了講明君臣、父子的倫理關系,鞏固三綱五常,确定名分,所以說:“孔子寫成《春秋》,亂臣賊子就害怕了。

    ” 現在曾靜有亂臣賊子的心腸,借《春秋》來為自己辯解,和孔子經文大義截然相反,背經離道,也難怪明朝三百年間沒有一個人能解釋清。

    不僅是元、明朝的人,即使是漢、唐、宋以來的儒生,也沒有人能夠研究透。

    隻有逆賊呂留良兇惡悖亂成性,悍然放肆,和曾靜具有着同樣的亂賊心性,所以他們的見解就大緻相同。

    曾靜大逆不道,惡毒攻擊朕躬,已經是自古以來亂臣賊子中罕見的。

    而呂留良嚣張狂吠,對聖祖犯下了滔天大罪,萬死也不能贖去他的罪過。

    呂留良卻令曾靜佩服,聽從得五體投地,認為是千古以來遠見卓識。

    可以問曾靜:呂留良所說的《春秋》大義,怎麼才能明确地告知天下的人們?呂留良是天下第一講道義之人,還是天下第一逆叛之賊?讓他從實供來。

     曾靜供:彌天重犯僻處山谷,離城甚遠,左右鄰裡,無讀書士子,良師益友就正,因應試州城,得見呂留良所本朝程墨,及大小題,房書諸評。

    見其論題理,根本傳注,文法規矩先進大家,遂據僻性服膺,妄以為此人是本朝第一等人物,舉凡一切言議,皆當以他為宗。

    其實當時并未曾曉得他的為人行事何如。

    而中國有論管仲九合一匡處,他人皆以為仁,隻在不用兵車,而呂評大意,獨謂仁在尊攘。

    彌天重犯遂類推一部《春秋》也隻是尊周攘夷,卻不知《論語》所雲“攘”者止指楚國而言,謂僭王左衽,不知大倫,不習文教,而春秋所擯,亦指吳楚僭王,非以其地遠而擯之也。

    若以地而論,則陳良不得為豪傑,周子不得承道統,律以《春秋》之義,亦将擯之乎。

    況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其說載于《孟子》,更大昭著者也。

    由是看來,在當時呂留良固為背謬之極,而彌天重犯信而宗之,尤為失之千裡矣。

    但呂留良議論彌天重犯所見者止此。

    其餘文字著作,并不曾見過。

    惟到雍正五年,有學徒張熙,到浙江購書,到呂家傳得呂留良題《如此江山圖》及《錢墓松歌》詩。

    彼時聞之,不覺驚異,不敢信以為然,随複得謠言,疊疊惑亂,遂疑他的話是實,且妄悔當身大義之不能早聞。

    今奉旨将呂留良家藏舊作日記纂一本、詩集一本、日記草本四束、抄本文集四本、散詩稿一束賜看。

    其中不惟錯看《春秋》,罪與彌天重犯同。

    且竟有譏诋聖祖皇帝處。

     聖祖皇帝在位六十餘年,深仁厚澤,遍及薄海,即彌天重犯生長山僻,猶知感佩,況呂留良身居浙江大地,列名膠癢,食毛踐土,亦已數十餘年,如何喪心病狂,竟至如此。

    彌天重犯從前不知,姿以《春秋》之義說,雖出于呂氏,旨實發于孔子,不得不信。

    今日解出孔子不是如此說,又深知本朝得統之正,全是天與人歸,曆聖相承,無不道隆德備。

    而呂留良所雲,如此到今,實實見得他是兇悖成性,悍然無忌,張狂吠,得罪聖祖,萬死莫贖,誠為盛朝叛逆之罪魁。

    而彌天重犯山鄙無知,坐昧當身大義,姿信而附和之,萬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