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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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
景帝末年，募求天下遺書，藏之秘府。
魯共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鬥《尚書》、《孝經》、《論語》等書。
武帝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
成帝使谒者陳農求天下遺書，诏光祿大夫劉向等校定，每一書畢，向辄條其篇目，據其指意，錄而奏之。
光武中興，日不暇給，而入洛之書二千餘兩，後于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傳毅等典掌焉。
明帝大會諸儒于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
靈帝诏諸儒正定五經，刊于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樹之學門。
魏道武命郡縣大收書籍，悉送平城。
隋文帝分遣使人搜讨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匹，校寫既定，本即歸主。
炀帝于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貯書，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
唐貞觀中魏征、虞世南、顔師古繼為秘書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為書手繕寫，藏于内庫，以宮人掌之。
玄宗幸東都，議借民間異本傳錄，及還京師，遷書東宮麗正殿，置修書院于著作院，歲給紙墨筆材。
元載為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
後唐莊宗同光中，募民獻書，及三百卷，授以試銜；其選調之官，每百卷減一選。
明宗長興中，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
後漢乾祐中，禮部郎司徒調請開獻書之路，凡儒學之士、衣冠舊族，有以三館亡書來上者，計其卷帙，賜之金帛，數多者授秩。
周世宗銳意求訪，凡獻書者悉加優賜，以誘緻之。
民間之書傳寫舛誤，乃選常參官校雠刊正，令于卷末署其名銜焉。
宋太祖乾德四年，下诏購募亡書。
三禮涉弼、三傳彭幹、學究朱載等皆詣阙獻書，合千二百二十八卷，诏分置書府，弼等并賜以科名。
閏八月，又诏史館，凡吏民有以書籍來獻，當視其篇目，館中所無者，收之，獻書人送學士院試問吏理，堪任職官者，具以名聞。
太宗太平興國初，構崇文院以藏書，院之東廊為昭文書庫，南廊為集賢書庫，西廊分經史子集四庫，為史館書庫，謂之六庫。
九年，又诏以館閣所阙書中外購募，有以亡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獎；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本寫畢還之。
仁宗嘉祐中，诏中外士庶并許上館閣阙書，卷支絹一匹，五百卷與文資官。
神宗熙甯中，成都府進士郭友直及其子大亨獻書三千七百七十九卷，得秘閣所無者五百三卷，诏官大亨為将作監主簿。
徽宗宣和中，诏令郡縣谕旨訪求秘書，許士民以家藏書所在自陳，不以卷帙多寡，先具篇目申提，舉秘書省以聞，聽旨遞進，可備收錄，當優與支賜，或有所■〈宀兌〉未示見之書，有足觀采，即命以官議加崇獎，給還。
于是，榮州助教張頤所進二百二十五卷，李東一百六十卷，皆系阙遺，诏賜頤進士出身，東補迪功郎。
又取到王闡、張宿等家藏書，以三館秘閣書目比對，所無者凡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悉善本，比前後所進書數稍多，诏闡補承務郎，宿補迪功郎。
高宗渡江，獻書有賞，故官家藏，或命就錄鬻者，悉市之。
又令監司、郡守各谕所部，悉上送官，多者優賞。
又複置補寫所，令秘書省提舉掌求遺書，定獻書賞格。
元世祖至元庚辰，以許衡言，遣使至杭州等處取在官書籍，版刻至京師。
我太祖高皇帝于至正丙午秋命求遺書。
太宗文皇帝遷都北京，敕翰林院南京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送京。
牛弘購求遺書，劉炫遂造僞書百餘卷，題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後事覺，坐除名。
秦始皇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
按：秦焚書，所不去者，醫藥蔔筮種樹之書。
說者謂：“《易》以蔔筮傳，若藥醫惟《素難》最古，其次《本草》，雖稱《黃帝》，然皆漢人以後之書，不知先秦所遺者，今果何書耶？” 本朝丘文莊公濬有言：“長生邊陲者，慣戰而耐苦，不徒為國，而亦各自為其家。
”皆通論也。
河入中國，古今異宜，後世講河事者，非一家，總之，文多實少，故罕成迹。
惟有費才力、費日月以俟其自定而已。
《禹貢》曰：“浚川。
”《孟子》曰：“水由地中行。
”此二言者，古今不可易之定理也。
後世之明于河事
景帝末年，募求天下遺書，藏之秘府。
魯共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鬥《尚書》、《孝經》、《論語》等書。
武帝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
成帝使谒者陳農求天下遺書，诏光祿大夫劉向等校定，每一書畢，向辄條其篇目，據其指意，錄而奏之。
光武中興，日不暇給，而入洛之書二千餘兩，後于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傳毅等典掌焉。
明帝大會諸儒于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
靈帝诏諸儒正定五經，刊于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樹之學門。
魏道武命郡縣大收書籍，悉送平城。
隋文帝分遣使人搜讨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匹，校寫既定，本即歸主。
炀帝于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貯書，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
唐貞觀中魏征、虞世南、顔師古繼為秘書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為書手繕寫，藏于内庫，以宮人掌之。
玄宗幸東都，議借民間異本傳錄，及還京師，遷書東宮麗正殿，置修書院于著作院，歲給紙墨筆材。
元載為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
後唐莊宗同光中，募民獻書，及三百卷，授以試銜；其選調之官，每百卷減一選。
明宗長興中，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
後漢乾祐中，禮部郎司徒調請開獻書之路，凡儒學之士、衣冠舊族，有以三館亡書來上者，計其卷帙，賜之金帛，數多者授秩。
周世宗銳意求訪，凡獻書者悉加優賜，以誘緻之。
民間之書傳寫舛誤，乃選常參官校雠刊正，令于卷末署其名銜焉。
宋太祖乾德四年，下诏購募亡書。
三禮涉弼、三傳彭幹、學究朱載等皆詣阙獻書，合千二百二十八卷，诏分置書府，弼等并賜以科名。
閏八月，又诏史館，凡吏民有以書籍來獻，當視其篇目，館中所無者，收之，獻書人送學士院試問吏理，堪任職官者，具以名聞。
太宗太平興國初，構崇文院以藏書，院之東廊為昭文書庫，南廊為集賢書庫，西廊分經史子集四庫，為史館書庫，謂之六庫。
九年，又诏以館閣所阙書中外購募，有以亡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獎；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本寫畢還之。
仁宗嘉祐中，诏中外士庶并許上館閣阙書，卷支絹一匹，五百卷與文資官。
神宗熙甯中，成都府進士郭友直及其子大亨獻書三千七百七十九卷，得秘閣所無者五百三卷，诏官大亨為将作監主簿。
徽宗宣和中，诏令郡縣谕旨訪求秘書，許士民以家藏書所在自陳，不以卷帙多寡，先具篇目申提，舉秘書省以聞，聽旨遞進，可備收錄，當優與支賜，或有所■〈宀兌〉未示見之書，有足觀采，即命以官議加崇獎，給還。
于是，榮州助教張頤所進二百二十五卷，李東一百六十卷，皆系阙遺，诏賜頤進士出身，東補迪功郎。
又取到王闡、張宿等家藏書，以三館秘閣書目比對，所無者凡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悉善本，比前後所進書數稍多，诏闡補承務郎，宿補迪功郎。
高宗渡江，獻書有賞，故官家藏，或命就錄鬻者，悉市之。
又令監司、郡守各谕所部，悉上送官，多者優賞。
又複置補寫所，令秘書省提舉掌求遺書，定獻書賞格。
元世祖至元庚辰，以許衡言，遣使至杭州等處取在官書籍，版刻至京師。
我太祖高皇帝于至正丙午秋命求遺書。
太宗文皇帝遷都北京，敕翰林院南京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送京。
牛弘購求遺書，劉炫遂造僞書百餘卷，題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後事覺，坐除名。
秦始皇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
按：秦焚書，所不去者，醫藥蔔筮種樹之書。
說者謂：“《易》以蔔筮傳，若藥醫惟《素難》最古，其次《本草》，雖稱《黃帝》，然皆漢人以後之書，不知先秦所遺者，今果何書耶？” 本朝丘文莊公濬有言：“長生邊陲者，慣戰而耐苦，不徒為國，而亦各自為其家。
”皆通論也。
河入中國，古今異宜，後世講河事者，非一家，總之，文多實少，故罕成迹。
惟有費才力、費日月以俟其自定而已。
《禹貢》曰：“浚川。
”《孟子》曰：“水由地中行。
”此二言者，古今不可易之定理也。
後世之明于河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