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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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俊，人以滿四呼之。
其先，元末有滿氏把丁者，雄長西陲，國初款附，太祖高皇帝斥平涼固原荒地俾之耕牧，入隸版圖，以騎射獵逐為利，号滿家營，生聚日蕃，有衆數千人。
成化元年，遂據石城以叛，石城四面陡崖深溝，極險固，俊以火四、火能為腹心，馬冀、南鬥為股肱，咬歌、保歌為爪牙，滿能、滿玉為羽翼。
先是，掘地得行元帥府事銅印，以是部署帳下，而反勢甚猖獗，命都禦史項公忠、馬公文升讨平之。
馬自有記。
地網，吳璘作于天水、長道二縣之間，于平地鑿渠，每渠八尺，深丈餘，連綿不斷，如布網然，以礙虜騎，亦能制勝。
湖州士人仰臣，字思忠，喜談兵，嘗與餘議以鐵作三矛鑽，刺地如锺散列，以陷馬足，予為名之曰上鑽。
山西三關比諸邊為弱，一被虜患，當事者皆甘心得罪，勢不得不然也。
若蒙恬之累土為山，植榆為塞，因地形制險，最為上策。
近有裁桠之法，尤便易于榆。
按：古人之成法可用于三邊者，若趙充國之屯田；李牧用軍市之租，日椎牛享士；趙奢為将所得賞賜，盡與軍吏；魏尚守雲中，出私養錢以享賓客、軍吏，皆要策也。
夫謂之賓客所該甚廣，凡遊說探諜之人，皆是宋田錫，亦謂厚賜将帥使之賞用足充供億。
若在今日，能使将帥不克減軍士，抑亦可矣。
呂申公晦叔當國時，嘗籍記人才已用、未用姓名、事件，當行、已行條目，謂之掌記。
閱之前輩雲：“我朝楊文貞公士奇當國時，亦有手摺子書知府已上名姓，懷之袖中，暇即展閱。
” 予昨記後唐明宗與我太祖加耗，以為仁政。
按：周世宗顯德中，每石與耗一鬥，此出之于官，以資轉運，非謂取之于民也。
胡緻堂論之曰：“受挽而取耗，未嘗為耗用直，多取以實倉廪耳。
”又謂：“不宜取而取者，省耗是也；當與而未嘗與者，漕運是也。
”其意善矣。
我太宗定鼎燕都，轉漕江南，較之汴宋，其費宜倍。
今運軍給耗，每石已至三鬥餘，而漕政疲弊，蓋有兩端：京通交納監督者太多，運官部領刻剝者至巧。
東坡知楊州，上言謂：“祖宗以來，通許綱運，攬載物貨，既免征稅，而腳錢又輕，故物貨流通，緣路雖失商稅，而京師坐獲富庶。
”按：此事想古所不禁，若今日更有法以通融之，亦漕運之一利也。
司馬溫公《救荒疏》謂：“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曆，聽其舉貸，量出利息，候豐熟日，官為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诳誘。
”按：此今日救荒之上策，要在得人行之，勝于官粥赈濟多矣。
自古典籍廢興，隋牛弘謂：“仲尼之後，凡有五厄，大約謂：秦火為一厄，王莽之亂為一厄，漢末為一厄，永嘉南渡為一厄，周師入郢為一厄。
雖然，經史具存與孔壁，汲冢之複出，見于劉向父子之所輯略者，為書凡三萬三千九十卷。
孔氏之舊，蓋未嘗亡也。
至隋嘉則殿，乃有書三十乙萬卷，可謂富矣。
桠顧言等之所校定，才七萬七千餘卷，則是重複猥雜，張其數耳。
《七略》之外，所增才倍之，而諸史群撰具焉。
南朝盛時，梁武之世，公私典籍七萬餘卷，尚有重本，則傳世之書惟存舊數而已，散亡之極，猶不失萬卷。
唐世分為四庫，開元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魏晉所增與釋老之編，雜出其間，亦不過三萬餘卷；而唐之學者自為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自是日有所益矣。
安史亂後，備加搜采，而四庫之書複完。
黃巢之禍，兩京蕩然。
宋建隆初，三館有書萬二千餘卷。
自後，削平諸國，盡收圖籍，重以購募。
太平興國初，六庫書籍正副本凡八萬卷，固半實爾。
慶曆《崇文總目》之書三萬六百六十九卷，校之《七略》，顧有不及，參互乘除，所亡益者何等書耶？洪容齋謂：“《禦覽》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種書。
”十亡八九，而姚铉所類文集亦多不存，因以為歎。
然經史子集之舊，宋亦未嘗阙焉。
宣和訪求，一日之内三诏并下，四方奇書由此間出，見于著錄者溢出三萬五千二百五十四卷，以充館閣。
高宗渡江，書籍散逸，加意訪求。
淳熙間類次見書凡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其數雖過于《崇文》，而新籍兼之。
至于紹定之災，而書複阙矣。
元氏亦有儲蓄，至我朝文獻日新。
今秘閣所有者，多宋元之舊，間有手抄。
予初入館，時見所蓄甚富，若《文宛英華》大書尚有數部。
正德間梁厚齋在内閣，援用監生入官，始以校正為名，而官書乃大散逸于外矣。
為之浩歎，因記曆代故實于左。
蕭何入秦，收圖籍。
漢興
其先，元末有滿氏把丁者，雄長西陲，國初款附，太祖高皇帝斥平涼固原荒地俾之耕牧，入隸版圖，以騎射獵逐為利，号滿家營，生聚日蕃，有衆數千人。
成化元年，遂據石城以叛，石城四面陡崖深溝，極險固，俊以火四、火能為腹心，馬冀、南鬥為股肱，咬歌、保歌為爪牙，滿能、滿玉為羽翼。
先是，掘地得行元帥府事銅印，以是部署帳下，而反勢甚猖獗，命都禦史項公忠、馬公文升讨平之。
馬自有記。
地網，吳璘作于天水、長道二縣之間，于平地鑿渠，每渠八尺，深丈餘，連綿不斷，如布網然，以礙虜騎，亦能制勝。
湖州士人仰臣，字思忠，喜談兵，嘗與餘議以鐵作三矛鑽，刺地如锺散列，以陷馬足，予為名之曰上鑽。
山西三關比諸邊為弱，一被虜患，當事者皆甘心得罪，勢不得不然也。
若蒙恬之累土為山，植榆為塞，因地形制險，最為上策。
近有裁桠之法，尤便易于榆。
按：古人之成法可用于三邊者，若趙充國之屯田；李牧用軍市之租，日椎牛享士；趙奢為将所得賞賜，盡與軍吏；魏尚守雲中，出私養錢以享賓客、軍吏，皆要策也。
夫謂之賓客所該甚廣，凡遊說探諜之人，皆是宋田錫，亦謂厚賜将帥使之賞用足充供億。
若在今日，能使将帥不克減軍士，抑亦可矣。
呂申公晦叔當國時，嘗籍記人才已用、未用姓名、事件，當行、已行條目，謂之掌記。
閱之前輩雲：“我朝楊文貞公士奇當國時，亦有手摺子書知府已上名姓，懷之袖中，暇即展閱。
” 予昨記後唐明宗與我太祖加耗，以為仁政。
按：周世宗顯德中，每石與耗一鬥，此出之于官，以資轉運，非謂取之于民也。
胡緻堂論之曰：“受挽而取耗，未嘗為耗用直，多取以實倉廪耳。
”又謂：“不宜取而取者，省耗是也；當與而未嘗與者，漕運是也。
”其意善矣。
我太宗定鼎燕都，轉漕江南，較之汴宋，其費宜倍。
今運軍給耗，每石已至三鬥餘，而漕政疲弊，蓋有兩端：京通交納監督者太多，運官部領刻剝者至巧。
東坡知楊州，上言謂：“祖宗以來，通許綱運，攬載物貨，既免征稅，而腳錢又輕，故物貨流通，緣路雖失商稅，而京師坐獲富庶。
”按：此事想古所不禁，若今日更有法以通融之，亦漕運之一利也。
司馬溫公《救荒疏》謂：“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曆，聽其舉貸，量出利息，候豐熟日，官為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诳誘。
”按：此今日救荒之上策，要在得人行之，勝于官粥赈濟多矣。
自古典籍廢興，隋牛弘謂：“仲尼之後，凡有五厄，大約謂：秦火為一厄，王莽之亂為一厄，漢末為一厄，永嘉南渡為一厄，周師入郢為一厄。
雖然，經史具存與孔壁，汲冢之複出，見于劉向父子之所輯略者，為書凡三萬三千九十卷。
孔氏之舊，蓋未嘗亡也。
至隋嘉則殿，乃有書三十乙萬卷，可謂富矣。
桠顧言等之所校定，才七萬七千餘卷，則是重複猥雜，張其數耳。
《七略》之外，所增才倍之，而諸史群撰具焉。
南朝盛時，梁武之世，公私典籍七萬餘卷，尚有重本，則傳世之書惟存舊數而已，散亡之極，猶不失萬卷。
唐世分為四庫，開元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魏晉所增與釋老之編，雜出其間，亦不過三萬餘卷；而唐之學者自為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自是日有所益矣。
安史亂後，備加搜采，而四庫之書複完。
黃巢之禍，兩京蕩然。
宋建隆初，三館有書萬二千餘卷。
自後，削平諸國，盡收圖籍，重以購募。
太平興國初，六庫書籍正副本凡八萬卷，固半實爾。
慶曆《崇文總目》之書三萬六百六十九卷，校之《七略》，顧有不及，參互乘除，所亡益者何等書耶？洪容齋謂：“《禦覽》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種書。
”十亡八九，而姚铉所類文集亦多不存，因以為歎。
然經史子集之舊，宋亦未嘗阙焉。
宣和訪求，一日之内三诏并下，四方奇書由此間出，見于著錄者溢出三萬五千二百五十四卷，以充館閣。
高宗渡江，書籍散逸，加意訪求。
淳熙間類次見書凡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其數雖過于《崇文》，而新籍兼之。
至于紹定之災，而書複阙矣。
元氏亦有儲蓄，至我朝文獻日新。
今秘閣所有者，多宋元之舊，間有手抄。
予初入館，時見所蓄甚富，若《文宛英華》大書尚有數部。
正德間梁厚齋在内閣，援用監生入官，始以校正為名，而官書乃大散逸于外矣。
為之浩歎，因記曆代故實于左。
蕭何入秦，收圖籍。
漢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