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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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節度使，賜銀萬兩，歲加給錢千萬；王漢忠出知襄州，常俸外增歲給錢二百萬，此以藩鎮大臣也。
若李符為三司使，賜銀三千兩。
李沆、宋、王化基初入為右補阙，即各賜錢三百萬。
知制诰，又賜銀五百兩、錢五十萬。
楊徽之遷侍禦史，賜錢三十萬。
魏廷式為轉運使，賜錢五十萬。
宋抟為國子博士，賜錢三十萬。
班僅庶僚，非有殊迹，亦被橫賜。
甚至魏震因溫州進瑞木，作賦以獻，遂賜銀二千兩，毋亦太濫矣。
仁宗崩，遺賜大臣各直百餘萬。
司馬光率同列上言，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宜用乾興故事。
若遺賜不可辭，宜許侍從進金錢助山陵費。
不許。
此可見宋代恩賞之大概也。
南渡後，吳卒，賜錢三十萬。
蜀将郭浩、楊政各賜田五十頃。
魏勝戰死，賜銀千兩、絹千匹、宅一區。
田百頃。
吳卒，高宗已為太上皇，賜銀千兩。
蓋南宋幅員狹而賦稅少，匪頒亦稍減也。
○宋冗官冗費 宋開國時，設官分職，尚有定數。
其後薦辟之廣，恩蔭之濫，雜流之猥，祠祿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紀極。
真宗鹹平四年，有司言減天下冗吏十九萬五千餘人。
所減者如此，未減者可知也。
王禹言：臣籍濟州，先時止有一刺史、一司戶，未嘗廢事。
自後有團練推官一人，又增置通判、副使、判局、推官，而監酒榷稅又增四人，曹官之外又益司理。
一州如此，天下可知。
（見《禹傳》。
）楊億疏言：員外加置，無有限數，今員外郎至三百餘人，郎中亦百數，自餘太常國子博士等又不下數百人，率為常參，不知職業之所守，隻以惠澤而序遷。
（見《職官志》。
）宋祁疏言：朝廷有三亢，天下官無定員，一冗也。
州縣不廣于前，而官倍于舊，請立限員以為定法，其門蔭、流外、貢舉等科，俟阙官時，計員補吏。
又曰：使相節度，為費最多。
節相之建，或當邊鎮，或臨師屯，公用之錢所以勞衆享賓也。
今大臣罷黜，率叨恩除，從糜邦用，莫此為甚。
請自今非邊要無師屯者，不得兼節度，已帶節度者，不得留近藩及京師。
（見《祁傳》。
）範坦亦言：戶部歲入有限，今節度使至八十餘員，留後至刺史又數千人，自非軍功得之，宜減其半俸。
（見《坦傳》。
）按《向經傳》：方鎮有公使錢，例私以自奉，去則盡入其餘。
大臣罷退，多優以節度空名，待制以下亦或帶留後、刺史等銜，其應得之分例，亦與現任者同，故祁、坦皆欲減之。
此又冗官之上更加冗費也。
徽宗時，盧策疏言：皇所入三千九百萬，而費才三之一；治平四千四百萬，而費五之一；熙甯五千六十萬，而費盡之。
今諸道随月所需，汲汲然不能終日矣。
此猶北宋全盛之時已如此，南渡以後，幅員既少而耗費更多。
廖剛疏言，劉晏以一千二百萬貫供中原之兵而有餘，今以三千六百萬貫供川、陝一軍而不足。
川、陝兵數六萬八千四百四十九人，内官員萬一千七員，兵士所給錢比官員不及十分之一，則冗員在官不在兵。
（見《剛傳》。
）此軍官之冗費也。
汪應辰疏言：班直轉官三日而堂吏食錢萬缗，工匠洗器僅給百餘千而堂吏食錢六百千，塑顯仁神禦半年，功未及半，而堂吏食錢已支三萬、銀絹六百兩匹。
（見《應辰傳》。
）此堂吏之冗費也。
舉此類推，國力何以支乎？ ○南宋取民無藝 宋初國用雖濫，然主皆恭儉。
吏治亦，尚無甚病民之事。
自王安石行青苗等法而民始受害，（時又有免役錢，有常平積剩錢，有無額上供錢，見《蔡幼學傳》。
）然猶為富國強兵起見也。
至徽宗時，蔡京當國，專以“豐亨豫大”之說蠱惑上心，動引《周官》“惟王不會”為詞，遂至取民無藝。
是時賦稅之外，有禦前錢物，朝廷錢物，戶部錢物，裒斂各不相知，肆行催索。
又有大禮進奉銀絹，有贍學籴本錢。
（亦見《蔡幼學傳》。
）宇文粹中疏言：朝廷支用一切取給于民，陝西上戶多棄産而居京師，河東富人多棄産而入川蜀，是西北之受害可知。
甚至花石綱之擾，運一石民間用三十萬缗，而東南又大困。
南渡後，因軍需繁急，取民益無紀極。
有所謂經制錢者，本宣和末陳亨伯為經制使，創雜征之法，因以為名。
建炎中，高宗在揚州，四方貢賦不至，呂頤浩、葉夢得言：亨伯常設此制，宜仿行之，以濟緩急。
于是課添酒錢、賣糟錢，典賣田宅增牙稅錢，官員請給頭子錢，樓店務增三分房錢，令各路憲臣領之，通判掌之。
紹興五年，孟庾提點财用，又請以總制司為名，因經制之額，增析為總制錢。
州縣所收頭子錢，貫收二十三文，以十文作經制上供，以十三文充本路用，他雜稅亦一切仿此。
其征收常乎錢物，舊法貫收頭子錢五文，亦增作二十三文，除五文依舊法外，餘悉入總制。
乾道中，又诏諸路出納，貫添收十三文，充經總制錢。
自是每千收五十六文矣。
此二項通謂之經總制錢。
又有所謂月樁錢者，紹興二年，韓世忠軍駐建康，呂頤浩等議，令江東漕臣每月樁發大軍錢十萬缗供億，漕司不量州軍之力，一例均科，于是州縣橫征，江東、西之害尤甚。
又有所謂闆帳錢者，輸米則收耗利，交錢帛則多收糜費，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罰，恣胥吏之受贓而課其入，索盜贓則不償失主，檢财産則不及卑幼，亡僧絕戶不俟核實而入官，逃産廢田不為消除而抑納。
有司固知其非法，而以闆帳錢太重，不能不橫征也。
熙五年，湖北漕臣言：紹興九年，诏财賦十分為率，留一分以充上供，自十三年始，每年增二分。
鄂州元額錢一萬九千五百七十餘缗，今增至十二萬九千餘缗。
嶽州舊額五千八百餘缗，今增至四萬二千一百餘缗。
民力凋敝，實無從出。
此在孝宗有道之時，已極削之害也。
（以上皆見《食貨志》。
）此外又有和買折帛錢，先是鹹平中馬元方建言：方春預支錢與民濟其乏，至夏秋令輸絹于官，是先支錢而後輸絹，民本便之，其後則錢鹽分給，又其後則直取于民。
林大中疏言：今又不收其絹，令納折帛錢，于是以兩缣折一缣之直。
（見《大中傳》。
）是南渡後之折帛，比青苗法更虐矣。
趙開總四川财賦，盡征榷之利，至大變酒法，曲與釀具官悉自置，聽釀戶以米赴官自釀，斛輸錢三千，頭子錢二十二，其釀之多寡，不限以數，惟錢是視。
時張浚駐兵興元，期
若李符為三司使，賜銀三千兩。
李沆、宋、王化基初入為右補阙，即各賜錢三百萬。
知制诰，又賜銀五百兩、錢五十萬。
楊徽之遷侍禦史，賜錢三十萬。
魏廷式為轉運使，賜錢五十萬。
宋抟為國子博士，賜錢三十萬。
班僅庶僚，非有殊迹，亦被橫賜。
甚至魏震因溫州進瑞木，作賦以獻，遂賜銀二千兩，毋亦太濫矣。
仁宗崩，遺賜大臣各直百餘萬。
司馬光率同列上言，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宜用乾興故事。
若遺賜不可辭，宜許侍從進金錢助山陵費。
不許。
此可見宋代恩賞之大概也。
南渡後，吳卒，賜錢三十萬。
蜀将郭浩、楊政各賜田五十頃。
魏勝戰死，賜銀千兩、絹千匹、宅一區。
田百頃。
吳卒，高宗已為太上皇，賜銀千兩。
蓋南宋幅員狹而賦稅少，匪頒亦稍減也。
○宋冗官冗費 宋開國時，設官分職，尚有定數。
其後薦辟之廣，恩蔭之濫，雜流之猥，祠祿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紀極。
真宗鹹平四年，有司言減天下冗吏十九萬五千餘人。
所減者如此，未減者可知也。
王禹言：臣籍濟州，先時止有一刺史、一司戶，未嘗廢事。
自後有團練推官一人，又增置通判、副使、判局、推官，而監酒榷稅又增四人，曹官之外又益司理。
一州如此，天下可知。
（見《禹傳》。
）楊億疏言：員外加置，無有限數，今員外郎至三百餘人，郎中亦百數，自餘太常國子博士等又不下數百人，率為常參，不知職業之所守，隻以惠澤而序遷。
（見《職官志》。
）宋祁疏言：朝廷有三亢，天下官無定員，一冗也。
州縣不廣于前，而官倍于舊，請立限員以為定法，其門蔭、流外、貢舉等科，俟阙官時，計員補吏。
又曰：使相節度，為費最多。
節相之建，或當邊鎮，或臨師屯，公用之錢所以勞衆享賓也。
今大臣罷黜，率叨恩除，從糜邦用，莫此為甚。
請自今非邊要無師屯者，不得兼節度，已帶節度者，不得留近藩及京師。
（見《祁傳》。
）範坦亦言：戶部歲入有限，今節度使至八十餘員，留後至刺史又數千人，自非軍功得之，宜減其半俸。
（見《坦傳》。
）按《向經傳》：方鎮有公使錢，例私以自奉，去則盡入其餘。
大臣罷退，多優以節度空名，待制以下亦或帶留後、刺史等銜，其應得之分例，亦與現任者同，故祁、坦皆欲減之。
此又冗官之上更加冗費也。
徽宗時，盧策疏言：皇所入三千九百萬，而費才三之一；治平四千四百萬，而費五之一；熙甯五千六十萬，而費盡之。
今諸道随月所需，汲汲然不能終日矣。
此猶北宋全盛之時已如此，南渡以後，幅員既少而耗費更多。
廖剛疏言，劉晏以一千二百萬貫供中原之兵而有餘，今以三千六百萬貫供川、陝一軍而不足。
川、陝兵數六萬八千四百四十九人，内官員萬一千七員，兵士所給錢比官員不及十分之一，則冗員在官不在兵。
（見《剛傳》。
）此軍官之冗費也。
汪應辰疏言：班直轉官三日而堂吏食錢萬缗，工匠洗器僅給百餘千而堂吏食錢六百千，塑顯仁神禦半年，功未及半，而堂吏食錢已支三萬、銀絹六百兩匹。
（見《應辰傳》。
）此堂吏之冗費也。
舉此類推，國力何以支乎？ ○南宋取民無藝 宋初國用雖濫，然主皆恭儉。
吏治亦，尚無甚病民之事。
自王安石行青苗等法而民始受害，（時又有免役錢，有常平積剩錢，有無額上供錢，見《蔡幼學傳》。
）然猶為富國強兵起見也。
至徽宗時，蔡京當國，專以“豐亨豫大”之說蠱惑上心，動引《周官》“惟王不會”為詞，遂至取民無藝。
是時賦稅之外，有禦前錢物，朝廷錢物，戶部錢物，裒斂各不相知，肆行催索。
又有大禮進奉銀絹，有贍學籴本錢。
（亦見《蔡幼學傳》。
）宇文粹中疏言：朝廷支用一切取給于民，陝西上戶多棄産而居京師，河東富人多棄産而入川蜀，是西北之受害可知。
甚至花石綱之擾，運一石民間用三十萬缗，而東南又大困。
南渡後，因軍需繁急，取民益無紀極。
有所謂經制錢者，本宣和末陳亨伯為經制使，創雜征之法，因以為名。
建炎中，高宗在揚州，四方貢賦不至，呂頤浩、葉夢得言：亨伯常設此制，宜仿行之，以濟緩急。
于是課添酒錢、賣糟錢，典賣田宅增牙稅錢，官員請給頭子錢，樓店務增三分房錢，令各路憲臣領之，通判掌之。
紹興五年，孟庾提點财用，又請以總制司為名，因經制之額，增析為總制錢。
州縣所收頭子錢，貫收二十三文，以十文作經制上供，以十三文充本路用，他雜稅亦一切仿此。
其征收常乎錢物，舊法貫收頭子錢五文，亦增作二十三文，除五文依舊法外，餘悉入總制。
乾道中，又诏諸路出納，貫添收十三文，充經總制錢。
自是每千收五十六文矣。
此二項通謂之經總制錢。
又有所謂月樁錢者，紹興二年，韓世忠軍駐建康，呂頤浩等議，令江東漕臣每月樁發大軍錢十萬缗供億，漕司不量州軍之力，一例均科，于是州縣橫征，江東、西之害尤甚。
又有所謂闆帳錢者，輸米則收耗利，交錢帛則多收糜費，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罰，恣胥吏之受贓而課其入，索盜贓則不償失主，檢财産則不及卑幼，亡僧絕戶不俟核實而入官，逃産廢田不為消除而抑納。
有司固知其非法，而以闆帳錢太重，不能不橫征也。
熙五年，湖北漕臣言：紹興九年，诏财賦十分為率，留一分以充上供，自十三年始，每年增二分。
鄂州元額錢一萬九千五百七十餘缗，今增至十二萬九千餘缗。
嶽州舊額五千八百餘缗，今增至四萬二千一百餘缗。
民力凋敝，實無從出。
此在孝宗有道之時，已極削之害也。
（以上皆見《食貨志》。
）此外又有和買折帛錢，先是鹹平中馬元方建言：方春預支錢與民濟其乏，至夏秋令輸絹于官，是先支錢而後輸絹，民本便之，其後則錢鹽分給，又其後則直取于民。
林大中疏言：今又不收其絹，令納折帛錢，于是以兩缣折一缣之直。
（見《大中傳》。
）是南渡後之折帛，比青苗法更虐矣。
趙開總四川财賦，盡征榷之利，至大變酒法，曲與釀具官悉自置，聽釀戶以米赴官自釀，斛輸錢三千，頭子錢二十二，其釀之多寡，不限以數，惟錢是視。
時張浚駐兵興元，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