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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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元五年,改明年為後元年是也。

    至武帝始創為年号,朝野上下俱便于記載,實為萬世不易之良法,然武帝非初登極即建年号也。

    據《史記封禅書》,武帝六年,窦太後崩。

    其明年,征文學之士。

    明年,至雍,郊見五。

    以後則但雲其後其後,而不著某年。

    下又雲,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

    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長星見曰元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元狩。

    是帝至元狩始建年号,從前之建元、雲光等号,乃元狩後重制嘉号,追紀其歲年也。

    不然則武帝六年即應雲建元六年,其下所雲明年、又明年,皆可書元光幾年、元朔幾年,豈不簡易明白,而乃雲明年、後年耶?又案武帝自建元至元封,每六年一改元,太初至征和,每四年一改元,征和四年後,但改為後元年而無複年号,蓋帝亦将終矣。

     ○漢儒言災異 上古之時,人之視天甚近。

    迨人事繁興,情僞日起,遂與天日遠一日,此亦勢之無可如何也。

    即以六經而論,《易》最先出,所言皆天道。

    《尚書》次之,《洪範》一篇備言“五福”、“六極”之征,其他诏诰亦無不以“惠迪”、“從逆”為吉兇。

    至《詩》、《禮》、《樂》盛于商、周,則已多詳于人事,而天人相應之理略焉,如“正月繁霜”諸作,不一二見也。

    惟《春秋》記人事,兼記天變,蓋猶是三代以來記載之古法,非孔子所創也。

    戰國紛争,詐力相尚,至于暴秦,天理幾于滅絕。

    漢興,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宗者。

    宣、元之後,劉向治《谷梁》,數其禍福,傅以《洪範》,(《五行志》序)而後天之與人又漸覺親切。

    觀《五行志》所載,天象每一變必驗一事,推既往以占将來,雖其中不免附會,然亦非盡空言也。

    昌邑王為帝無道,數出微行,夏侯勝谏曰:“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

    ”時霍光方與張安世謀廢立,疑安世漏言,安世實未言,乃召問勝。

    勝對《洪範五行傳》雲:“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有下人謀上者。

    ”光、安世大驚。

    (《勝傳》)宣帝将祠昭帝廟,旄頭劍落泥中,刃向乘輿,帝令梁邱賀筮之,雲有兵謀,不吉,上乃還。

    果有任宣子章匿廟間,欲俟上至為逆,事發伏誅。

    (《賀傳》)京房以《易》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侯,各有占驗。

    每先上疏言其将然,近者或數月,遠或一歲,無不屢中。

    (《房傳》)翼奉以成帝獨親異姓之臣,為陰氣太甚,極陰生陽,恐反有火災。

    未幾,孝武園白鶴館火。

    (《奉傳》)是漢儒之言天者,實有驗于人,故諸上疏者皆言之深切著明,無複忌諱。

    翼奉謂,人氣内逆則感動天地,變見于星氣。

    猶人之五髒六體,髒病則氣色發于面,體病則欠伸動于貌也。

    李尋謂,日失其度,ㄙ昧無光,陰雲邪氣,在日出時者為牽于女谒,日出後者為近臣亂政,日中者為大臣欺誣,日入時者為妻妾役使所營也。

    孔光謂:皇之不極,則咎征薦臻。

    其傳曰:有日月亂行諸變異也。

    而尤言之最切者莫如董仲舒,謂國家将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欲止其亂也。

    谷永亦言,災異者,天所以儆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誡,改則禍消,不改則咎罰。

    是皆援天道以證人事,若有秒忽不爽者。

    而其時人君亦多遇災而懼,如成帝以災異用翟方進言,遂出寵臣張放于外,賜蕭望之爵,登用周堪為谏大夫。

    又因何武言,擢用辛慶忌。

    哀帝亦因災異用鮑宣言,召用彭宣、孔光、何武,而罷孔寵、息夫躬等。

    其視天猶有影響相應之理,故應之以實不以文。

    降及後世,機智競興,權術是尚,一若天下事皆可以人力緻,而天無權。

    即有志圖治者,亦徒詳其法制禁令。

    為人事之防,而無複有求端于天之意。

    故自漢以後,無複援災異以規時政者。

    間或日食求言,亦隻奉行故事,而人情意見,但覺天自天,人自人,空虛廖廓,與人無涉。

    抑思孔子修《春秋》,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二,彗星見三,夜恒星不見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以及五石隕墜,六退飛,多麋,有蜮,鸲鹆來巢,晝暝晦,大雨雹,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八月殺菽之類,大書特書不一書,如果與人無涉,則聖人亦何事多費此筆墨哉? 《漢書藝文志》有劉向《五行傳》十一卷,是以言《五行傳》者,皆以為劉向所作。

    然《漢書五行志》先引“經曰”,則《洪範》本文也。

    次引“傳曰”,顔師古初未注明何人所作。

    今觀夏侯勝引《洪範五行傳》以對張安世,則武帝末已有是書,不自劉向始也。

    漢代言陰陽災異者,惟眭孟與勝同時,其餘京房、翼奉、劉向、谷永、李尋、解光等皆在勝後。

    (見《眭弘等傳贊》。

    )則勝所引必非諸人所作也。

    在勝前者,有董仲舒、夏侯始昌。

    然仲舒之陰陽本之《春秋》,不出于《洪範》,今仲舒所著《繁露》具在,初無推演五行之處。

    至《尚書》雖自景帝時伏生所傳,而伏生亦未言《洪範》災異,其弟子作《尚書大傳》,亦無五行之說。

    惟夏侯始昌以《尚書》教授,明于陰陽,先言柏梁台災日,至期果驗。

    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甚重始昌。

    然則勝所引《洪範五行傳》,蓋即始昌所作也,其後劉向又推演之成十一篇耳。

     ○漢重日食 漢文帝诏曰:“人主不德,則天示之災。

    今日食适見于天,災孰大焉。

    ”宣帝诏曰:“皇天見異,以戒朕躬。

    ”光武诏曰:“吾德薄緻災,谪見日月,戰忄栗恐懼,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

    其令百官各上封事,上書者不得言聖。

    ”明帝诏曰:“朕奉承祖業,無有善政,日月薄蝕,彗孛見天,雖夙夜勤思,而知能不逮。

    今之動變,倘有可救,其言事者靡有所諱。

    ”又诏曰:“朕以無德,下贻人怨,上動三光,日食之變,其災尤大,《春秋》圖谶,所謂至譴。

    永思厥咎,在予一人。

    ”章帝诏曰:“朕之不德,上累三光,震忄栗切切,痛心疾首。

    前代聖君,博思咨诹,有開匮反風之應。

    今予小子,徒慘慘而已。

    ”以上諸诏,皆有道之君,太平之世,尚遇災而懼如此。

    他如西漢成帝建始三年、何平元年、永始二年之诏,哀帝元壽元年之诏、東漢和帝永元六年之诏,雖庸主亦以災異為憂。

    甚至明帝永平十三年日食,三公亦皆免冠自劾。

    蓋漢時去古未遠,經傳垂戒之語,師友相傳。

    如孔光論:“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

    君德衰微,則日蝕應之。

    ”谷永以正月朔日蝕為兵亂将作。

    劉向并以《春秋》日食三十六為弑君三十六之應。

    鄭興亦疏言:“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

    今孟夏純乾,陰氣未作,其災尤重。

    ”馬嚴亦疏言:“日者衆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征,是陰盛陵陽之象也。

    ”丁鴻亦以為臣陵君之象。

    蓋皆聖賢緒論,期于修德弭災,初不以為次舍躔度之常,不關人事也。

     ○漢诏多懼詞 文帝诏曰:“朕以不敏不明,而久臨天下,朕甚自愧。

    ”又诏曰:“間者歲比不登,朕甚憂之。

    愚而不明,未達其咎。

    ”元帝诏曰:“元元大困,盜賊并興,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虧,咎至于此。

    朕甚自恥,為民父母,若是之薄,謂百姓何!”又诏曰:“朕ㄙ于王道,靡瞻不眩,靡聽不惑,是以政令多違,民心未得。

    ”東漢明帝诏曰:“朕承大運,繼體守文,不知稼穑之艱難,懼有廢失。

    若涉淵冰而無舟楫,實賴有德左右小子。

    ”又诏曰:“比者水旱不時,邊人食寡,政失于上,人受其咎。

    ”章帝即位诏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戰忄栗,不敢荒甯,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

    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章不中,可不憂欤!”岐山得銅器,诏曰:“今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斯器曷為來哉!”和帝诏曰:“朕奉承鴻烈,陰陽不和,水旱違度,而未獲忠言至謀所以匡救之策。

    寤寐永歎,用思孔疚。

    ”又诏曰:“比年不登,百姓虛匮,京師去冬無雪,今春無雨,黎民流離,困于道路。

    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濟,瞻仰昊天,何辜今人?”安帝诏曰:“朕以不德,不能興和降善,災異蜂起,寇賊縱橫,百姓匮乏,疲于征發。

    朕以不明,統理失中,亦未獲忠良,以毗阙政。

    ”順帝诏曰:“朕涉道日寡,政失厥中,陰陽氣隔,寇盜肆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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